 1970年12月，正在陕西省宜川县高柏公社下熟畔村插队的我，与村里的年青人一道参加了征兵体检，结果顺利通过。而我的父亲正好在这时候得到“解放”，被选中承担京剧“样板戏”电影《奇袭白虎团》的导演工作。我于是接到了宜川县人民武装部发来的入伍通知书。
新兵们在宜川县城集中，此时才知道宜川县本年度所征兵员共140余名，将全部开赴祖国西陲的新疆。在这140余名新兵中，北京插队知青约有20余名。几天后，从榆林、延安两地区征集的陕北新兵一同在铜川上火车开赴新疆，我数了数车皮，算出共有4000人左右。而其中的北京插队知青，据我到新疆以后联络统计，有200来人。这里面，有周恩来总理的侄子周秉和、后来在西安卫星测控站当过技术负责人的史续生、后来担任国家经贸委技术改造司副司长的高朗、后来担任新疆军区总医院副院长的许春生，也有牺牲在新疆帕米尔高原边防线上的樊忠亮。无论是陕北本地青年还是北京插队知青，从此以后都成为保持了数十年深厚友谊的战友。
我自幼就受父亲的影响，喜欢历史。念小学时就对《中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历史小丛书》着迷。稍大些念初中的时候，喜欢读《文史资料选辑》、《星火燎原》。插队那两年也没闲着，一面读能找到的各种杂书，一面去旧战场和有些来历的遗迹看个究竟。
 记得我去过解放战争中宜川战役的主要战地之一瓦子街，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三五九旅开荒生产时驻扎的南泥湾，国民党第二战区机关驻地秋林镇，还去过原属宜川，后来划给延长的土匪屯驻之所后九天。后九天又叫后湫天或后九殿、后湫殿，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用陕北老乡的话形容，那可是一座“好美霸道”的寨子。据说最盛时，有近千名土匪在后九天啸聚，别说百姓，就是官兵也不敢靠近。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开创者刘志丹、谢子长都曾深入后九天，劝说土匪们改弦更张干革命。果然有数百人被刘志丹、谢子长打动，相跟着他们出山当了红军。后来我采访陕北红军和陕甘边红军的老将军时，颇有几位一听我在宜川插过队，便问我去没去过后九天？可见在他们心目中，后九天也是个神秘而重要的所在。
 在陕北那两年，极大地激发了我对历史，特别是军事历史的兴趣。
我们一干陕北新兵是在新疆吐鲁番下的火车，接着坐了六天汽车来到新疆南部的疏勒县，被分到了新疆军区下辖的南疆军区。南疆军区的防区当时与苏联、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五国相邻，军区机关所在地疏勒县距国境最近处仅有100多公里。南疆军区有着光荣的历史，它原为第一野战军第二军，再往前，为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再往前呢，为八路军一二O师三五九旅，最早的起源是红二方面军的六军团。这可真是一支转战西北的老部队，自从长征到达西北后，就在西北扎下了根，不仅保卫过黄河河防，开垦过南泥湾，还参加了西北解放战争的全过程——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榆林、沙家店、宜川、黄龙山、西府、陕中、扶眉、进军青海、进军新疆……可以说，大战小仗无役不与。在这样的老部队当兵，满耳朵都是本部队的光荣战史，使我对军事历史的兴趣更加浓厚，开始有意识地阅读军事历史方面的书籍资料。
 著名军旅作家王晓建
我当时读的军事历史书，除“文革”前出版、偷偷保存下来的《红旗飘飘》、《星火燎原》和一些老将军回忆录的单行本外，还有一批部队自行编印的书，如《扶眉战役》（1949年编印）、《第一野战军战绩》（1950年编印）、《三五九旅抗日战争史》（1957年编印）、《西线凯旋曲》（1963年编印）等等。今天说来难以置信的是，这些书，大部分是我从疏勒县造纸厂准备化纸浆的废纸堆中“抢救”出来的。因为那时还处于“文革”后期，这些被我视为珍宝的资料，却被当作会惹麻烦的“有问题”的东西送往造纸厂销毁造纸。另外，在宜川时，我已把《毛泽东选集》第一至第四卷通读过一遍。到了部队，上级提倡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于是又把毛泽东的军事论著读了一遍。
1979年，我由南疆调到北疆，在乌鲁木齐军区政治部作了8年宣传、文化工作。乌鲁木齐军区即原来的新疆军区，因为自1955年起，新疆军区就成为大军区，杨勇上将担任军区司令员后，认为大军区不应以省（或自治区）名命名，故而报经中央军委批准，新疆军区改称以市名命名的乌鲁木齐军区。一直到1985年，乌鲁木齐军区与兰州军区合并，才又出现了副大军区级的新疆军区，那是后话了。
在大军区政治部门工作期间，我接触到了更宽泛的军事历史。大军区这一级，不仅打过硬仗、恶仗的老首长多，可以利用各种机会听他们细讲亲身经历；而且我的顶头上司——宣传部副部长丁朗就是一位文学家兼史学家，听他娓娓道来，真是既有史又有识还有文学色彩，非常有魅力。还有我奉领导之命主办的《西线》、《西域》杂志，专设了“回忆录”栏目，各“山头”的老前辈、老领导、老同志们纷纷来稿，要想登出来不出差错不引起争议，只能大量读书，虚心求教，多方考证。
兴趣使然，工作所迫，那股钻研军史的劲头是非常足的。逐渐地，我有了一定的积淀，可以理直气壮地与身为首长的“老头们”就军史问题互动；到军区所辖部队的团史馆、师史馆参观时，也能看出个子午卯酉来；甚至能纠正书报刊上、影视片中的硬伤了。
1987年，我当了退居二线的原乌鲁木齐军区政委谭善和老将军的秘书，1989年随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谭老将军调回北京。自那时起的20余年间，我先后当过四位老将军的秘书，被熟人戏称为“秘书专业户”。幸运的是，这四位老首长都是1955年授衔的、身经百战的开国将军。他们每个人的经历，都堪称一部厚重的历史书。
谭善和，历任第二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副政委、西南工兵司令员兼政委、志愿军工兵指挥部司令员兼政委、军委工程兵司令员。他指挥过修筑康藏公路（今川藏公路）、成渝铁路、天山公路。率领志愿军工兵在朝鲜顶着美军飞机的轰炸，打洞架桥铺路，保障了志愿军粮草、军火的运输，为挫败美军的“绞杀战”，获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贺光华，16岁即担任红一方面军五军团机要科长，后任军委总参谋部作战科长、十二军副军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参加过红一、红四方面军长征，南下北返，挺进大别山，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进军大西南，抗美援朝。他记忆力惊人的强，一些红军时期他收译过的重要电报，到了晚年仍能一字不差的背诵出来。他在军史研究方面非常有造诣。
李达，念过冯玉祥的西北军军官学校，在宁都起义中加入红军。他辅佐过贺龙、刘伯承、徐向前、陈毅、彭德怀等老帅，担任过红六军团参谋长、红二方面军参谋长，八路军一二九师参谋长，晋冀鲁豫野战军参谋长、中原野战军参谋长、第二野战军参谋长，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志愿军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他在红军里属于“科班出身”，被老上级、老战友们誉为“活地图”，他在人民军队司令部工作、参谋工作方面的建树，全军上下有口皆碑。
王兆相，陕北神木人，在刘志丹、谢子长麾下成长为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他在陕北神（木）府（谷）佳（县）榆（林）地区组建了一支游击队，在远离上级领导，又得不到兄弟部队支援的情况下孤军奋战四年。克服重重艰难险阻，他率领的游击队壮大为陕北红军第三团、陕北红军独立第二师，建国后改编为装甲兵，至今以“红军铁甲旅”的光荣称号，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四集团军的序列里。王兆相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担任了师长。建国后，任工程兵学院院长，军委工程兵顾问。
在老将军们身边工作，简直就是在军事历史的汪洋中遨游。通过他们的口述，通过向他们请教，我获益之深真是难以估量。正是从这时起，我真正走上了研究军史之路。聊以自慰的是，我不仅协助四位老将军整理了许多篇回忆文章，还为他们一一撰写了传记，出了书。包括《在征程中——谭善和将军》、《贺光华将军传》、《李达军事文选》、《怀念李达上将》、《李达画传》、《战争年代的回忆》、《王兆相画传》等等。
我是把研究军事历史当作事业来做的。在整理王兆相老将军的长篇回忆录《战争年代的回忆》时，我为了便于采访乡间父老，住进了王老将军故乡的陕北山村窑洞。村里乡亲们听说我在陕北插过队，立刻亲热地把我称作“老陕北”，还不顾阻拦硬是为我杀了一只羊。当然，与我插队时一样，那只羊的羊肉，全村每家来一个人在我住的窑洞里一起分享，还一边吃一边拉话。我住在村里那几天，村委会安排专人为我做饭，应我的要求，上顿吃荞麦面饸饹，下顿吃豆子面面条，我竟产生了重新插队的感觉。
 随着研究的步步深入，我的事业也向纵深发展了。十几年来，我主编了一套200多万字的《开国大将》、《开国上将》，与人合作主编了《大将风云录》、《上将风云录》；撰写了《说皇道帝》、《世界军事名人邮票800枚》、《读书淘书藏书记》等书；编纂了《徐海东大将》、《陈士榘上将》的画册，以及《宁都起义纪实》、《中华军魂——解放军军事家、开国上将名诗名句选》、《逛旧书店淘旧书》、《游寓他乡记淘书》等书；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传》撰写了聂鹤亭、王六生、韩怀智等将领的传记，参与了熊伯涛、杨永松、贺晋年等开国将军回忆录或传记的整理、撰写工作；至于由我统稿或修改过或当顾问、当编委的书，已出版的少说也有三四十本。
进入21世纪，我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参加了一些电视片的创作和拍摄工作。我撰写了文献纪录片《宋任穷》、《大将徐海东》、《陕北名将王兆相》、《独臂上将贺炳炎》、《李井泉》、《开国将军王尚荣》的脚本，担任了电视连续剧《神府红军游击队》，文献纪录片《回望硝烟》、《决战淮海》、《为了新中国》、《辛亥革命》、《不能忘却的伟大胜利》的历史顾问。
如今，我虽已退休，每天却仍很忙碌。著书、编书、讲课、发言、写脚本、接受采访等等，似乎总有做不完的事。但我的心情是乐此不疲的，我的想法是：为了我们的祖国不受侵犯，为了包括陕北在内的父老乡亲过好日子，我将继续在军事历史的领域里钻研下去。
（作者王晓建原在陕西省延安地区宜川县插队。后应征入伍，曾任南疆军区十二医院政治处宣传干事、乌鲁木齐军区（后与兰州军区合并）政治部宣传部文化处副处长，总参谋部军训和兵种部秘书，大校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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