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简介
李银河，1952年2月4日生，北京人。中国社会学家，中国当代作家王小波之妻。1969年下乡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后回山西老家沁县插队。1974年至1977年就读于山西大学,毕业后曾在光明日报做编辑,后来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科学研究。1982年赴美国,1988年获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此后在北京大学做博士后和任教,从1992年起，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研究员和教授。
李银河是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1999年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50位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其著作有：《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性社会学》、《中国婚姻家庭及其变迁》、《中国女性的性与爱》、《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同性恋亚文化》、《婚姻法修改论争》、《性的问题》、《性·婚姻——东方与西方》、《酷儿理论——西方90年代性思潮》、《农民流动与性别》、《一爷之孙——中国家庭关系的个案研究》、《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西方性学名著提要》、《李银河文集第一辑》、《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性爱与婚姻》、《女性的感情与性》、《性文化研究报告》、《生育与村落文化·一爷之孙》《性的问题·福柯与性》《女性权力的崛起》《酷儿理论》、《女性主义》、《穷人与富人——中国城市家庭的贫富分化》、《两性关系》、《你如此需要安慰——关于爱的对话》、《性别问题》、《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精选等等。
王小波简介
王小波，男。汉族。当代著名学者、作家。他的代表作品有《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黑铁时代》等。被誉为中国的乔伊斯兼卡夫卡。他的唯一一部电影剧本《东宫西宫》获阿根廷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并且入围1997年的戛纳国际电影节。
1952年5月13日，王小波出生于北京。1959-1965年北京二龙路小学学生。1965-1968年北京二龙路中学学生。1969-1970年下乡到云南农场。1971-1972年为山东牟平插队知青，后做民办教师。1972-1978年，先后在北京牛街教学仪器厂、北京西城区半导体厂工作。1978-1982年 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经济系学生。1982-198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一分校教师。1984-1988年 美国匹兹堡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研究生，获硕士学位。1988-1991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所任讲师。1991-1992年 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讲师。1992-1997年 自由撰稿人。1997年4月11日病逝于北京。
1952年5月13日，王小波出生于北京。此时正值“三反”运动期间，家庭境况突发变故，这一突变对王小波是个很大的打击。父亲王方名，中国人大逻辑学方面的教授。原籍四川省渠县。193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不久赴延安，转战至山东。50年代初在云南兵团当兵，1952年被错划为“阶级异己分子”，1979年平反。母亲宋华在延安当工人，原籍山东省牟平县。王小波在全家五个孩子中排行老四，在男孩中排行老二。大姐王小芹，二姐王征，兄王小平，弟王晨光。
1957年4月11日，父亲在云南兵团当兵已经7年的时间了，与周谷城等人一起受到毛泽东的接见。这件事对王小波的家庭状况、成长环境有一定影响。1964年，王小波十二岁 小学五年级时，他的一篇作文被选作范文，在学校中广播。王小波对于小学语文老师对他写作能力的欣赏印象颇深，这位老师可以说是他写作生涯中的第一位“伯乐”。
1966年，王小波上初一时，“文化革命”开始。1968年王小波在云南兵团劳动，并开始尝试写作。这段经历成为《黄金时代》的写作背景，也是处女作《地久天长》的灵感来源。1971年，王小波在母亲老家山东省牟平县青虎山插队，后做民办教师。一些早期作品如《战福》等就是以这段生活经历为背景写作的。
1973年，王小波回京后，工人生活是《革命时期的爱情》等小说的写作背景。1977年，王小波与在《光明日报》做编辑的李银河相识并恋爱。当时在王小波朋友圈中传阅的小说手稿《绿毛水怪》是二人相识的契机。
1978年王小波参加高考，考取中国人民大学，就读于贸易经济系商品学专业。大学期间在《读书》杂志发表关于《老人与海》的书评。王小波报考的第一所高校，是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据李银河回忆，复试中，王小波并没有掩饰对“郭鲁茅巴”（郭沫若、鲁迅、茅盾、巴金）不感兴趣，提及自己喜欢的戏剧家，他说的是“萧伯纳”。在当时乍暖还寒的气氛中，并不意外地落榜了。幸好中戏作为艺术院校属于提前招生，一个月之后，王小波还有一次机会，这一次，他报考自己再熟悉不过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当年，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是，1978年全国高考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王小波成为了40万人中的一个。
王小波的父亲王方名先生，50年代以来一直是中国人大逻辑学方面的教授，由于经历过“三反”、“文革”的一系列冲击，“家训是不准孩子学文科，一律去学理工”。此外，王小波对当时带有“文革”遗风的文科教育兴趣不大，在自述中回忆备考时“一背东西就困”，觉得去啃几道数学题就会好过些。就这样，他选择了人大贸易经济系商品学专业，是当时人大这所著名的文科院校仅有的两个理科专业之一（另一个为经济信息系）。由于人大刚刚复校，没来得及发招生通知，入学的时候全班三十三人，除了两人来自湖南，一人来自广东外，全部来自北京。据其中的钟明先生回忆，班上三分之一是应届高中毕业生，三分之一是“老三届”返城知青。此外，班上像王小波这样属于“家庭出身”有点问题的子弟较多，这一专业当时考虑到相关政策可能对他们略有倾斜。
1980年1月21日，王小波与李银河结婚。同年在《丑小鸭》杂志发表处女作《地久天长》。1982年大学毕业后，王小波在中国人民大学一分校教书。教师生活是《三十而立》等小说的写作背景。开始写作历经十年才完成面世的成名作《黄金时代》。
1984年，王小波赴妻子就读的美国匹兹堡大学，在东亚研究中心做研究生。1986年获硕士学位。开始写作以唐传奇为蓝本的仿古小说，继续修改《黄金时代》。其间得到他深为敬佩的老师许倬云的指点。在美留学期间，与妻子李银河驱车万里，游历了美国各地，并利用1986年暑假游历了西欧诸国，这段经历在一些杂文和小说中可以看到。留学期间，父亲去世。
1988年王小波与妻子一道回国，任北京大学社会学所讲师。1989年9月出版第一部小说集《唐人秘传故事》，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原拟名《唐人故事》，“秘传”二字为编辑擅自添加，未征得作者同意。小说集包括五篇小说：《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仑奴》、《红线盗盒》、《红拂夜奔》、《夜行记》、《舅舅情人》。
1991年王小波任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讲师。小说《黄金时代》获第13届《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小说在《联合报》副刊连载，并在台湾出版发行。获奖感言《工作·使命·信心》发表于《联合报》。 这次获奖对王小波的写作事业起了鼓励作用。 10月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4版报道了《黄金时代》获奖的消息。1992年1月，与李银河合著的《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由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 3月，《王二风流史》由香港繁荣出版社出版。收入三篇小说：《黄金时代》、《三十而立》、《似水流年》。 8月，《黄金年代》（由于编辑的疏忽，“时代”一词误印为“年代”）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 9月，正式辞去教职，做自由撰稿人。此时至去世的近五年间，写作了他一生最主要的著作。12月，应导演张元之约，开始写作同性恋题材的电影剧本《东宫·西宫》。
1993年四十一岁 写作完成并曾计划将《红拂夜奔》、《寻找无双》和《革命时期的爱情》合编成《怀疑三部曲》，寻找出版机会。1994年7月，《黄金时代》由华夏出版社出版。收入五篇小说：《黄金时代》、《三十而立》、《似水流年》、《革命时期的爱情》、《我的阴阳两界》。 9月，王小波作品《黄金时代》研讨会在华夏出版社召开，著名文学评论家及记者近二十人与会。1995年 5月，小说《未来世界》获第16届《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 7月，《未来世界》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1996年10月，李银河赴英国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 11月，杂文集《思维的乐趣》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1997年4月11日，王小波因心脏病突发辞世。 4月，妻子李银河发表悼文《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者——悼小波》。 4月，与张元合著的电影剧本《东宫·西宫》在阿根廷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佳编剧奖。同年，电影《东宫·西宫》入围嘎纳电影节。 4月26日，王小波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举行。
1997年5月，《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5月13日首发式于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杂文集《我的精神家园》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10月，《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杂文随笔全编》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沉默的大多数》由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1998年2月，《地久天长——王小波小说剧本集》、《黑铁时代——王小波早期作品及未竟稿集》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1999年2月，《黄金时代》（上、下）、《白银时代》、《青铜时代》（上、中、下）由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出版。 4月，《王小波文存》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王小波是中国最富创造性的作家，他是中国近半世纪的苦难和荒谬所结晶出来的天才。他的作品对我们生活中所有的荒谬和苦难作出最彻底的反讽刺。他还做了从来没有人想做和做也没才力做到的事：他唾弃中国现代文学那种“软”以及伤感和谄媚的传统，而秉承罗素、伯尔·卡尔维诺他们的批判、思考的精神，同时把这个传统和中国古代小说的游戏精神作了一个创造性的衔接。
王小波的文学创作独特，富于想像力之余，却不乏理性精神，特别是他的“时代三部曲”。“时代三部曲”是由三部作品组成，分别是《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在整个三部曲系列中，他以喜剧精神和幽默风格述说人类生存状况的荒谬故事，并透过故事描写权力对创造欲望和人性需求的扭曲及压制。至于故事背景则是跨越各种年代，展示中国知识分子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命运。事实上，王小波最过人之处，无疑是随心所欲的穿梭古往今来的对话体叙述，并变换多种视角。
表达手法方面，王小波擅于用汪洋恣肆的笔触描绘男欢女爱，言说爱情的动人美丽场景及势不可挡的威力。其成名作《黄金时代》，文学界的评誉甚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编辑白桦更说：“《黄金时代》把以前所有写性小说全枪毙了！” 他的小说其实一直不大被出版社接受，也是因为文章中的性描写。其实这些文字不如贾平凹等人的小脚文学来的露骨，也不如其它人如莫言写的一样媚俗，只是比较直率罢了。在新时期文学领域中，性禁忌依然存在，这原因涉及到中国人的文化传统、社会心理、伦理价值等一些更深的层面。 抛开以上热点不谈，从没有看到有人用这样的笔法写作。在王的小说中，你可以看到，历来文学所谓真实性的规则全都被从容跨越了，他用了不同的修辞方式来写小说，大量的即兴发挥、错位的角色语体，寓庄于谐，寓文雅于粗野。读者可以在其中感受澎湃的想象力。
王小波的作品，大多数以第一人称叙事，而这个人总是个生活中不顺心、受委屈的家伙。他幽默机敏，理性清澈，在内心状态和角色地位上最接近游离于主流的个体知识分子，这种性格的叙事者，也有易于辨识的语言风格。王本身是个“能文能武”的人，曾是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过，赴美深造过——他的本职是个名牌大学数学讲师，写这一手好文不输任何敢称大师的人，这种角色在中国文坛上也是绝无仅有的。王小波所虚构的艺术之美，以及他通过对现实世界的批评所传播的自由主义理念，已经在这个世界的文化和思想宝库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李银河：我活着，王小波就活在我生命里
暮色微雨中，广州麓湖畔，见到了李银河。
呆在广州的这几天，吃吃岭南美食、逛逛黄埔军校、听听音乐、喝喝茶、聊聊天……她喜欢静静地听静静地看，大部分时候让人觉察不到她的存在，但一车人找不着路时，她挺身而出，“我特别会看地图”，以前她和王小波开车游遍美国，就是她拿着地图找路指挥王小波，这让她开心得像个孩子。这是她宣布退休后的首次远游，住在广州一个朋友家，算是她进入快乐退休生活的一次尝试，“我要看各种好书、好电影，听音乐会，看话剧，看风景，到处旅游，和朋友们聊个痛快”。
她对退休生活充满憧憬，这憧憬就是能再快乐一点，而所谓的享受生活在她心目中也就仅仅是一年能离开北京一两个月，到处去看看。其他时间，她仍然呆在大兴的小别墅里看看书写写东西，大兴离北京实在太远，以至于每次她坐车离开时，邻居们都会问：回北京呢？她就高兴地回答：嗯，回北京。
“矛盾”又“复杂”的人
网上有个段子说李银河这名字取得大，“我本来不叫这名字，后来因为要上小学了，我爸爸突然有一天做了一个梦，就给我改名叫李银河。当李银河还不是学者李银河的时候，她特别爱和人拉家常，如果熟了，你甚至可以用非常腼腆十分天真来形容她，她的天真直率在王小波一篇叫《另一种文化》的文章里有过活灵活现的描写：“我老婆原是学历史的‘工农兵大学生’。”大学三年级时，有一天，一位村里来的女同学在班里大声说道：我就不知道什么是太监！说完了这话，还作顾盼自雄之状。班上别的同学都跟着说：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就我老婆性子直，羞答答地说：啊呀，我可能是知道的，太监就是阉人嘛。人家又说：什么叫作阉人？她就说不出口，闹了个大红脸。当时她还是个女孩子，在大庭广众之下承认自己知道什么是太监、阉人，受了很大的刺激；好一阵子灰溜溜的，不敢见人也不敢说话……”
生活在干部家庭，智商高成绩好，思想纯洁，1969年还写血书要求下乡去内蒙古兵团，好不容易花一上午挖一道沟几分钟就被风沙填平，这才领略到生活的残酷。1974年她进山西大学历史系读书，随即到《光明日报》当了编辑，其间认识了日后鼎鼎大名的王小波。这一段爱情在《爱你就像爱生命》里有详细生动的记录，那时王小波还是街道工厂常受批评的工人，两人在1980年终成眷属，在他们相依为命的17年里，李银河不但是家里赚钱的主力亦是家务的主要劳力，有时李银河回了娘家遥控王小波在冰箱里找吃的，家人说她太宠他，她的回答是“我不忍心让那样智慧的头脑去干粗活”。每次提及这段往事，她的朋友们就要大笑，因为在普通人里，李银河已经属于生活不能自理的女学者，王小波还需要她来照顾，可见钟情于精神生活的这对情侣生活有多么简朴。
1997年4月10日，王小波给李银河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北京风和日丽，我要到郊区的房子去看看了。”次日凌晨，他突发心脏病辞世。其时，李银河正在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王小波去世之后，李银河有了两个身份，一个身份是王小波的遗孀，另外一个身份被定位为“性学专家”—1988年李银河拿到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后，进入北大师从费孝通攻读博士后，当时国内婚姻家庭领域无人问津，她博士后的研究题目就是对离婚、单身、自愿不生育三种人群做调查分析。王小波是她坚定的支持者，还帮她做调查，对于两个决心为“人类社会的进步而作出贡献”的年轻人，换句文艺一点的话，命运选择了李银河。
1992年，李银河出版了学术生涯中的重要作品《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1998年，李银河出版性学三部曲《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同性恋亚文化》、《虐恋亚文化》，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性社会学系列专著。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及她个人名气的增长，从引人争议到惹人非议，李银河成了中国社会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她关于“卖淫去罪化”、“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以及对“一夜情”、“换偶”等敏感问题的评价在媒体的一再放大下变成轩然大波。
深居简出的李银河在争议里愈发神秘，结果见到她你会大跌眼镜。她是个没有防御性的人，80%的时间里是沉默而退让的一个人，但20%的时间和事情，她倔强而强硬，在专长的领域里毫不退让，甚至摆出挑畔的姿态，每天接到世界各地的媒体电话成了她日常最占用时间的事，尽管在回答时她也知道这些她自认为是常识性的回答第二天有可能在各地报纸上就会变成耸人听闻的标题。但有什么办法？“获取诚实的办法之一，是彻底地、诚实地问问自己和宽容别人。”
除却电视上、微博里那个学者李银河，真实生活里的李银河是一个男孩的妈妈，保姆眼里不修边幅的女主人，朋友眼中傻乐的天真老小孩，她是个书斋里的人，也是个任性的人。她对自己的评价是“矛盾”，研究她的心理学家的评价是“复杂”。可谁不是“矛盾”又“复杂”了，在无人交际的空间里，她只是一个爱散步的退休妇人，会因为雨后微风中的落英缤纷而泪盈于睫，世间美好的东西大都转瞬即逝，这些美好的东西里有西府海棠也有王小波。
退休=“瓦尔登湖”+微博
时代周报：退休了对自己的生活展望是什么？
李银河：我今后的生活是“瓦尔登湖加微博”。当年梭罗到瓦尔登湖就是离群索居，以观察四季轮回为职业，生活非常平静，对社会也不是不关注，比如当时有人发表了个《奴隶的追击令》，他非常反感，就四处演讲。我对植物没研究，对社会学有研究，而且梭罗那个时代离群索居就真的远离社会了，现在不同，一方面可以离群索居，另一方面通过微博也可以发出我自己的声音。
时代周报：你的微博还挺惹人争议的？
李银河：首先我庆幸我还是有一点话语权的，但自从2006年我被妖魔化以后就很麻烦，媒体和网络上对我的言论通常断章取义，比如说前一段百度就有人用我的名字瞎写，一个母亲怎么跟儿子做爱，百度把它放在特别靠前，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写了一个抗议，平时我基本上都不看网络对我的评论。
时代周报：对攻击，你通常会一笑置之还是有时也会着急上火？
李银河：最早让我上火的就是2006年南京七夕的一场讲座，听众有三四百人，涉及到一夜情、乱伦、多边恋什么的。现场气氛很和谐，有一两个老同志出来说咱们还是保守点好，然后大家又签名又合影很友善。隔天那个小报就登出来说我在南京讲演惹众怒，从那开始各种乱七八糟、各种妖魔化。凡我谈到的话题都会变成我提倡，比如我提到卖淫非罪化就是提倡卖淫，比如说我说到一夜情，就是我提倡一夜情；我要是讲到乱伦，我就提倡乱伦；我要是讲到聚众淫乱，就是提倡聚众淫乱；还有同性恋的问题，我就变成提倡同性恋。其实根本不是提倡，我只是表达一个研究者的立场，社会应当尊重少数人的人权，仅此而已。
时代周报：看杨丽萍的采访，她说人性是很恶的，人性是很恶的。她连续说了两次。人这个东西是很可怕的。那你觉得呢？
李银河：人性善，人性恶，这个我没太多想，但是我相信，每一个周围的人对他的看法是一面镜子的话，你会被你看到的景象吓坏。所以我一直不是很在意，别人的妖魔化。因为本来就应当是妖魔化的。你想超过别人，别人就一定会嫉妒你。你只要超过了别人，你在任何一点上，只要超过了别人，别人对你都是会嫉妒的。这是第一句，第二句是，如果你想超过他们，他们也会嫉妒的，也会非常生气的。但是我常会想，大部分人还是好的吧，你人活着就是为了温暖，为温暖而活着，而不是为了那些恶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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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的意义
李银河
在小波辞世十五年之际，我想谈谈王小波的意义。起因是有记者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主流文学界一直对王小波不予置评。他们采访到的一些官方评论家甚至说：王小波是谁？我没读过。一个客观事实是：尽管王小波在全国的大学生（甚至一些比较好的中学例如北京四中的中学生）中间已经是偶像级人物，但是他并不是作协会员，也没得过国内任何一个文学奖（台湾和海外的奖项倒是有过几个），官方的文学史里也没有他的名字。 我觉得这个奇特现状的原因在于，按照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体系，王小波的确没地方放，无法置评，因为他从经历到作品都游离在这个体系之外。所谓经历是指他既非文学系的学生，也非作协会员，只是一个自由的写作者；所谓作品的游离是指，他的写作目的和他的作品都远离既存评价体系，因此使得体系内的评论家无从评判，只能沉默。 王小波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曾说过：我要试着创造出一点美。这就是他的文学的全部目的。而官方文学的目的却不在于此，它有太多美感之外的功能。 在官方的文学体系中，文学首先要承载意识形态的功能，它或者是这个阶级的，或者是那个阶级的；或者是进步的，或者是落后的；或者是正确的，或者是错误的。正确的得到正面评价；错误的得到负面评价。在某个特殊时代，作家要为他们作品的错误受到批判、斗争甚至行政处罚。 其次，文学要承载宣传和阐释的功能，它要传播某一时代认为正确的价值，是意识形态的图像和符号的阐释。
在小波辞世十五年之际，我想谈谈王小波的意义。起因是有记者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主流文学界一直对王小波不予置评。他们采访到的一些官方评论家甚至说：王小波是谁？我没读过。一个客观事实是：尽管王小波在全国的大学生（甚至一些比较好的中学例如北京四中的中学生）中间已经是偶像级人物，但是他并不是作协会员，也没得过国内任何一个文学奖（台湾和海外的奖项倒是有过几个），官方的文学史里也没有他的名字。 王小波与当代中国文学主流价值观的游离是官方评价对他的文学保持沉默的原因：一个既存的评价体系只能根据用惯的标准来评价好坏，给予褒贬；对于一个完全游离于这个评价体系之外的东西就只能是狗咬刺猬，无从下嘴了。 尽管官方评价一直保持沉默，读者和认真的写作者却不是这样。前者从十五年来各种版本的王小波作品选本层出不穷，盗版书也狂卖不止，可以得到证明；后者有冯唐的文章为证：他第一次读到王小波是在厕所便秘的时候，发现的快乐使他差点像阿基米德一样光屁股跑上街。他发现的是什么？他从王小波的文学发现：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他称王小波是现代汉语文学一个“好得不得了的开始”，所谓“开始”是一个极为严重的判断：在“开始”之前是一片虚无。
我觉得这个奇特现状的原因在于，按照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体系，王小波的确没地方放，无法置评，因为他从经历到作品都游离在这个体系之外。所谓经历是指他既非文学系的学生，也非作协会员，只是一个自由的写作者；所谓作品的游离是指，他的写作目的和他的作品都远离既存评价体系，因此使得体系内的评论家无从评判，只能沉默。
王小波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曾说过：我要试着创造出一点美。这就是他的文学的全部目的。而官方文学的目的却不在于此，它有太多美感之外的功能。
在官方的文学体系中，文学首先要承载意识形态的功能，它或者是这个阶级的，或者是那个阶级的；或者是进步的，或者是落后的；或者是正确的，或者是错误的。正确的得到正面评价；错误的得到负面评价。在某个特殊时代，作家要为他们作品的错误受到批判、斗争甚至行政处罚。 在小波辞世十五年之际，我想谈谈王小波的意义。起因是有记者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主流文学界一直对王小波不予置评。他们采访到的一些官方评论家甚至说：王小波是谁？我没读过。一个客观事实是：尽管王小波在全国的大学生（甚至一些比较好的中学例如北京四中的中学生）中间已经是偶像级人物，但是他并不是作协会员，也没得过国内任何一个文学奖（台湾和海外的奖项倒是有过几个），官方的文学史里也没有他的名字。 我觉得这个奇特现状的原因在于，按照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体系，王小波的确没地方放，无法置评，因为他从经历到作品都游离在这个体系之外。所谓经历是指他既非文学系的学生，也非作协会员，只是一个自由的写作者；所谓作品的游离是指，他的写作目的和他的作品都远离既存评价体系，因此使得体系内的评论家无从评判，只能沉默。 王小波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曾说过：我要试着创造出一点美。这就是他的文学的全部目的。而官方文学的目的却不在于此，它有太多美感之外的功能。 在官方的文学体系中，文学首先要承载意识形态的功能，它或者是这个阶级的，或者是那个阶级的；或者是进步的，或者是落后的；或者是正确的，或者是错误的。正确的得到正面评价；错误的得到负面评价。在某个特殊时代，作家要为他们作品的错误受到批判、斗争甚至行政处罚。 其次，文学要承载宣传和阐释的功能，它要传播某一时代认为正确的价值，是意识形态的图像和符号的阐释。
其次，文学要承载宣传和阐释的功能，它要传播某一时代认为正确的价值，是意识形态的图像和符号的阐释。在某些时候，它甚至被要求有战斗力和杀伤力，为某一个阶级和某种政治斗争服务，它的作用是冲锋陷阵的号角和投向敌人的匕首。在意识形态改变之后，文学被要求为新的价值服务，批判旧的价值。这就是所谓“伤痕文学”的功能。正因为如此，我不愿意听到有人把《黄金时代》叫做“知青文学”，觉得完全文不对题。
再次，文学要提升人的灵魂，它要负责把坏人教育成好人，使坏人看了幡然悔悟，从此洗心革面；使好人看了备受鼓舞，更加意气风发。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前辈在读了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之后说：没有感觉到这本书能够提升人的灵魂。王小波为这一评价相当郁闷，耿耿于怀，不然不会在一篇杂文中专门提到：我最想做的不是提升别人的灵魂，而是提升自己的灵魂。
王小波的文学与上述一切毫无关系。如果说王朔的文学一直以顽童的姿态对既存意识形态极尽挑战、挖苦和揶揄之能事，王小波则是对它完全不搭理，好像它根本就不存在。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在王小波心目中，这个体系等于零，是无，是不存在。所以孙郁先生说：王小波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异数。像这个地球上各个角落的自由写作者一样，王小波的目标非常质朴，那就是创造出一点点美，一点点无中生有的美。他的文学既没有政治功能，也没有商业目的，甚至没有一般的娱乐功能，是纯到不能再纯的纯文学。当然，在他的写作中，时代和现实社会是他的人物和故事的背景，但也仅仅是背景而已，既不是他的批评对象，更不是他小说的主题。些时候，它甚至被要求有战斗力和杀伤力，为某一个阶级和某种政治斗争服务，它的作用是冲锋陷阵的号角和投向敌人的匕首。在意识形态改变之后，文学被要求为新的价值服务，批判旧的价值。这就是所谓“伤痕文学”的功能。正因为如此，我不愿意听到有人把《黄金时代》叫做“知青文学”，觉得完全文不对题。 再次，文学要提升人的灵魂，它要负责把坏人教育成好人，使坏人看了幡然悔悟，从此洗心革面；使好人看了备受鼓舞，更加意气风发。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前辈在读了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之后说：没有感觉到这本书能够提升人的灵魂。王小波为这一评价相当郁闷，耿耿于怀，不然不会在一篇杂文中专门提到：我最想做的不是提升别人的灵魂，而是提升自己的灵魂。 王小波的文学与上述一切毫无关系。如果说王朔的文学一直以顽童的姿态对既存意识形态极尽挑战、挖苦和揶揄之能事，王小波则是对它完全不搭理，好像它根本就不存在。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在王小波心目中，这个体系等于零，是无，是不存在。所以孙郁先生说：王小波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异数。像这个地球上各个角落的自由写作者一样，王小波的目标非常质朴，那就是创造出一点点美，一点点无中生有的美。他的文学既没有政治功能，也没有商业目的，甚至没有一般的娱乐功能，是纯到不能再纯的纯文学。当然，在他的写作中，时代和现实社会是他的人物和故事的背景，但也仅仅是背景而已，既不是他的批评对象，更不是他小说的主题。
王小波与当代中国文学主流价值观的游离是官方评价对他的文学保持沉默的原因：一个既存的评价体系只能根据用惯的标准来评价好坏，给予褒贬；对于一个完全游离于这个评价体系之外的东西就只能是狗咬刺猬，无从下嘴了。
尽管官方评价一直保持沉默，读者和认真的写作者却不是这样。前者从十五年来各种版本的王小波作品选本层出不穷，盗版书也狂卖不止，可以得到证明；后者有冯唐的文章为证：他第一次读到王小波是在厕所便秘的时候，发现的快乐使他差点像阿基米德一样光屁股跑上街。他发现的是什么？他从王小波的文学发现：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他称王小波是现代汉语文学一个“好得不得了的开始”，所谓“开始”是一个极为严重的判断：在“开始”之前是一片虚无。
实习生肖丽婷、李宝甜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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