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革开始后，毕业生只有一个选择：上山下乡。 一位69届知青说，他本来已经分配去了工厂，可突然接到班主任通知，说一切工厂的名额都取消，因为最高指示一出，改为百分之百上山下乡。 为了实现这样的“一片红”，“动员”工作可说是滴水不漏。时任上海卢湾区上山下乡办公室负责人的卞月娥回忆说，乡办隔三岔五组织学校老师、街道负责人开会，宣读中央的政策，介绍农场、公社插队落户情况；谁家不愿意，就有街道或是家长单位的人出面做工作，直到点头同意、迁出户口才算了事。 1969年6月16日《文汇报》曾经报道，各街道通过领导动员、发动群众大造革命舆论，为上山下乡造势。文中提到，一位党员干部连续写了5封信，让自己的孩子报名去黑龙江落户。 一些总结上山下乡运动的文章里评论说，后来上山下乡所带来的弊端，很大程度上源于这个“一片红”。有的人到了农村，又以病假或上调等形式，想方设法回到城市。 上海知青陈淑骅1975年出发时，胸佩大红花，学校工宣队队长将《喜报》贴在她家的后院。陈淑骅后来说，她原本报名去安徽插队，可是那一年比乐中学没有去安徽的名额，加之后来体检发现她的身体不好，家里母亲也不同意，于是只好改去江苏海丰农场。但是，学校工宣队当时做了个决定，为了要树立典型，决定喜报还是写上“去安徽农村干革命”，大红喜报上还把陈淑骅错写成了陈淑华。陈淑骅说，“那时认为，要革命就要去更远条件更艰苦的地方。当时在这一点上，各学校也互相比较。” 去了安徽茶林场的知青尤蕴青在回忆那段日子时说，那时很多人的目的很单纯，就是响应党的号召，并没有想到，有更多更复杂的考验在等着他们，而那时，很多人不过是十七八岁花样年华。 和城里不同的是，在农场，很多知青都吃不饱。每到周日，连队就要派人拿着网兜和盆，步行两个小时，到镇上去买馒头、芝麻饼以改善伙食。 在冬天农场搞林业建设时，一部分知青就要搬到深山。深山里没有房子，知青们就用毛竹、木头和芦苇搭房子，这样的屋子不保暖，深冬时屋里的毛巾都结上了冰，许多女知青冻得直想哭。 当时一些连队为了能用上电，就要修筑水电站。为了把修建用的黄沙搬上山，知青们把裤管扎起来，灌进黄沙，灌满了黄沙的裤子足有百来斤重，再走上一个多小时扛上山。 除了劳动的艰苦，很多未经世事的知青，往往还要面临生死的考验。 尤蕴青回忆，1969年夏，黄山暴风骤雨，12名知青当时为了抢出连队囤积在河岸仓库的粮食和化肥，手挽着手想要跨过已经被河水没过膝盖的桥。没想到，他们中11个人再也没能回来，连队的同伴先后在河两岸找到他们的尸体。后来，这11人被追认为烈士。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知青们在茶林场修公路，建水电站，改变了黄山脚下的面貌。 “扎根农村干革命，艰苦奋斗六十年”，曾经是上山下乡知青的口号，而这个原本极力提倡的口号，随着知青在农村生活年份的增加，越发遇到现实的挑战。 知青汪向明和他的妻子就曾是共同插队的知青。他回忆说初下乡时，如果过早地谈情说爱，是要遭受众人非议、攻击和批判教育的。但是，要鼓励知青扎根，就不能回避这样的问题。 1977年他考上大学，先妻子一步离开待了整整9年的小山村，如果不是因为后来知青大返城洪流，妻子也得以回城，很难想象两人最终的命运会怎样。 知青陈淑骅说，在江苏海丰农场，很多知青后来选择了和当地或者周边厂矿的人结婚。当时，也有人劝她找个人嫁了，她一直坚决不同意。1978年，国务院规定知青子女可顶替退休父母返城工作，在很多知青都结了婚准备落户的情况下，她一直等到1982年，通过这一政策，顶替母亲原先的工作，回到了久别的上海。 据统计，仅在1977年到1979年三年间，返城的知青就分别达到103万、255万以及395万。当初如潮水般涌入农村的知青，又如退潮般集中、大量地返城。 1980年5月中央决定停止大规模的上山下乡。 1981年10月，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办公室起草《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时说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一个就业问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也损坏了上山下乡的声誉。 至此，给这场曾经浩浩荡荡的运动画上了句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曾经影响了中国1700万青年命运，交织着人们光荣与梦想、爱恨与情仇的名词，被送进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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