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届”指1969年上山下乡的“初中”毕业的学生。1966年“文革”起时，他们是六年级小学生。那一年全国中断了学校教育，6月里小学相继停课，他们受的正规教育就到那时候为止，只有小学六年级文化程度，是一大批承受历史动乱恶果的少年。乱世中他们未能从小学正常毕业，小学不在管辖他们，中学也没有及时接纳他们。
他们既不像上边“老三届”的学生上过名符其实的中学文化课，也不像后来几届学生“复”过“文革”改编教材的“课”，他们几乎没有上过一天文化课。北京对待“69届”的上山下乡政策特别“绝”：不像往届一样有留京名额，也取消了因特殊困难享受照顾一说。应当年的话说，“69”届被“一锅端”去上山下乡的。他们的去向是黑龙江、内蒙古、云南的三地的生产建设兵团和地处黑龙江的嫩江国营农场。从1969年8月下旬到9月中旬，北京站和永定门站开出了多列知青专列，北上、南下、西区，把“69届”小不点儿们运送到遥远的边地。那时他们多数是16岁，有些同学上学早，就只有15岁（编者注：69届是解决北京就业危机的最后一个“尾巴”。1968年冬季开始把“老三届”安排完后，到1969年底就没有那么多的紧迫了，入学的队列——从幼儿园到小学，从小学到中学，也能按时按序正常进行了。）。
以下是一位“69届”学生的回忆。
兵团生活
1969年9月16日下午，运送我们的列车从北京永定门站出发，行驶十五六个小时后，在翌日凌晨到达了京兰线上的一个小站刘召（内蒙古）。车站意想不到的小，站台上和路基上却很拥挤，到处都是人，照明灯光线很强，有高音喇叭在播音，让自己去找自己的行李。16岁的我在混乱中很快就跟着别人找到了自己行李。我们每个人的行李都是一个类似的大木头箱子，必须找人一起抬。
我找的伙伴是“50中”的郝志军，我们在混乱中结识，她也是“69届”的。刘召站上停了好几辆敞篷大卡车，路基下的空地上有临时搭起的台子，穿军装的“首长”在台上对着麦克风宣布名单，如：“一连：‘116中’xxx；二连：‘50中’xxx……”他让点到名字的人自己去找连队的卡车。
我被分配到15团10连，“50中”的郝志军也被分配到10连。我们立刻成了朋友，互相帮助，把行李抬上卡车。卡车的前车厢坐人，后面的挂斗里装行李，摞得很高。
15团10连在五加河南岸。河上有一座简陋的木桥，代挂斗的卡车过不去，停在了河的北岸。我们在敞篷卡车上两个多小时，每个人都憋了尿，一下车，晨光熹微中，男生女生顾不上回避都赶紧尿尿，只听见哗哗的声音。我在尿湿的黏土地上滑倒，衣服都脏了。
初到15团10连时，除了河边两座土屋，营区几乎没有已经建好的房子。由于知青人数骤增，新兵结束集训，我们住进了当年建的新房。入住时新房还没有安好门窗，泥抹的墙壁、炕砖也还没有干，所以入冬后满墙结起了白花花的冰霜。
当时，夜晚常常没有电，就寝前我们在漆黑一团的宿舍里喜欢躺着聊天、讲故事，有时甚至想到了童年歌曲，一人起头引来一片齐唱。有一次隔壁12班的“69届”同学蔡顺利来我们这里听故事，横在我们的脚头睡着了，谁也没有注意到她。到了半夜，她的班长王秋香忽然敲门，说蔡顺利到那时还没有回班，记得她是到我们班来了，问我们看见她没有。我们几个极力的回想，也记得她是来了。找她的动静很大，贴着墙睡在大家脚头的蔡顺利却没有醒来，我们也竟没有发现她。
等王秋香离去，我们又重新钻被窝的时候，我才踢到她。她实在太瘦小了，那时候个字还没有1.5米。我们大呼小叫，她才惊醒了，抽搭着哭了起来。不久，弱小的她在礼堂里整理堆放麻袋的时候，被舞台上突然倒塌的一堵墙埋住，严重受伤，“病退”回了北京。
还有，我们的政治指导员行为不端。1970年夏天睡蚊帐的时候，夜里发现过几次有人到女生蚊帐里去摸，被摸的人一喊叫摸人的人就跑了。大家睡的迷糊，始终不知道是谁。有人偷偷说那人的影子像是指导员，又不敢确认，也不敢声张。直到1974年，指导员的问题才被揭发出来，他对连里6个女生有过性侵犯。那6个人中至少三个是“69届”的，都是由于希望通过“病退”或者“困退”回北京，有求于领导而遭遇了性侵犯。
“69届”知青案件
在蹉跎岁月中，“老三届”忧国忧民，有人在言论方面出了“问题”，犯了“政治错误”。
可“69届”的犯事儿却屡屡犯在刑事上。1974年，我所在的2师15团有两起要案轰动一时，作案的、受害的都是“69届”的。
北京108中学一个“69届”的知青深秋时为了一只价值120元的上海手表，杀了北京116中学一个“69届”的知青，当夜把尸体沉进深潭。10天后受害人的尸体面目全非地浮出水面。翌年2月1日召开公审大会，枪决了21岁的凶手。
2月里是大部分知青回城市探家的时候，公审大会很是冷清。我所在的连队尚有没有回家的劳动力在，所以男生被派去为死刑犯挖坑，女生被派去维持会场到刑车之间十来米距离的秩序。我和同学们到刑车跟前时公审大会正在进行，礼堂的侧门关着，我们听不到什么，就踢沙包就地取暖。
忽然，保卫干事高喊“拉手拉手”，门“哗”地一声打开了，气氛一下子森严起来。带重铐的死刑犯被戴白手套的军人拖着，跌跌撞撞走向刑车。近距离的看着自己的同学那没有血色的死灰般的脸，听见镣铐发出的令人毛骨倏然的声音，一个同学忘了她的任务，“哇”的叫了一声扑进我的怀里，紧紧地搂住我。死刑犯不知为什么流了许多口水，前襟都是湿的。他被拉到两里地以外的7号地枪决。天气过于寒冷，据说连里去的男生用镐头破土很困难，坑挖的草草了事，长度不够，受刑的人下葬时相当费劲，足端埋得过浅，棉鞋当晚就让当地的老乡脱去了。
也就在1974年，我所在的连队一个“69届”的同学在4月初的一个夜里忽然生了个足月的婴儿。她是门头沟井下矿工的女儿，身材瘦小，十月怀胎竟瞒住了大家的眼睛。她是伙房的炊事员，怀孕期间仍抬得起6层的笼屉，沉默寡言，劳动非常出力。生产是在夜间，没有人发觉。天蒙蒙亮时，她照常捅开了食堂的炉火干活儿。天亮时，我们看见了满地的鲜血和她回宿舍后才娩出的胎盘，那血糊糊的东西放着脸盆里，用枕巾盖着。更难以相信的是，婴孩之父是在砖窑烧火的劳改就业职工，一个幽灵般的70岁的老头。这个同学在集体宿舍过了“月子”，后来安排在砖厂干码湿坯的活儿，开除了团籍。再后来，她按政策回到北京门头沟矿区，据说一直没有正式工作，靠给单身矿工洗衣为生。当2009年知青聚会的时候，我听到信息，与我同龄的她去世已经许多年了。
1999年，是上山下乡运动发生30周年。我中学的同学聚会过一次，有将近40人参加。分别三十年后，大家都还好，只是没有一人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我算是接受了成人高等教育，上了夜大，有国家承认的文凭，被同学们称作“知识分子”。我心里很难过，因为在我的单位，我的学历很不“硬”，拿不出手。文化基础太差，各种考核都得硬着头皮去应对。同学中下岗的很多，有的提前退休，1999年聚会时仍然在正式岗位上的只有少数几个人，现在一定更少了。我们这些“69届”的人中，没有所谓的“成功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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