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了杨文耀写的“北京知青延安插队始末”很有感触。文章写得很成功，很细致。看来他还是看了很多档案。我作为支延的北京干部中的一员，把北京支延干部到延安的始末再写一下。这样北京与延安之间的人际往来就比较完整了，供大家参阅，欢迎大家补充完整。

      话说北京支延干部的起始还要从70年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关于延安的北京知青的讲话说起。当周总理了解了北京知青在延安遇到的种种问题和困难后，就明确要求北京市负责解决。经过北京市在延安的调查后，提出在延安地区有北京知青插队的生产队都必须有一名带队的北京干部。这在全国上山下乡的大潮中还是一项首创方法。有带队干部，就能保证插队知青的种种权益。具体方案是有北京知青插队的生产队安排一名带队干部，所在公社要有一名住社干部，各县设3名县代表，延安地区设5名代表。这样在延安的各级政府机关就都有了保障北京知青权益的负责人了。算下来，整体需要支延干部1200名。北京市就从各单位的“五七”干校抽调干部，再经过两个星期的集中学习，就分配到延安去了。

 

      70年初周总理召开的延安北京知识青年的座谈会，到春夏交际之时我们就到了延安。当我们到延安时，在延安城区外面就下了汽车，列队行进走进延安市区。马路两边是人山人海的延安人，到处锣鼓喧天，红旗招展，热情的欢迎北京派来的干部。我们到延安后就分派到各队和知情实行五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等。驻队干部是党员的由公社任命为队里的副书记，不是党员的就任命为大队革委会副主任，也就是副队长。相应的驻公社，驻县，驻地区的北京干部代表都有任命。

      北京干部在延安是真刀实枪的工作。拿我们河庄坪的北京干部来说，公社领导拿我们和当地驻队干部一样使用。无论是宣传各项方针政策还是抓劳动生产，我们都是认真的完成各项任务。各队的北京干部每个月都被召集到公社开会，汇报工作，领会上级的指示精神。回到生产队再协助本地的队干部执行完成公社布置的种种任务。第一年北京干部都表现的很好。各级领导都认为北京干部比先来的省上，西安市的支延干部要好一些。

     按规定每个北京干部每年有一个月的回北京的休假。大部分干部都作的很好。后二年就散乱了，回北京超期不归的也有了。更严重的是有的北京干部犯了错误被送到煤窑去劳动改造，影响极坏。来延安时，北京市的领导对我们讲周总理要求我们支延工作三年。到满三年时，北京市政府派来了一个工作组，组长是一位姓门的现役军人。工作组对延安地区交待：支延的1200名干部，延安需要留下谁，就可以留下。并且把本人的户口给转过来，就长期的作支延干部。北京的工作组首先把全地区的北京干部集中起来学习，宣布根据延安工作需要，要有一部分支延干部要把户口转到延安，长期留在延安工作。这下可炸了锅了。全体北京干部都不干了，开大会都不进会场。主持工作的门组长实在无法解决，只好回京去请示。周总理说的要北京市选派支延干部到延安工作三至五年。来延安时北京市的领导也是这样动员我们的。可现在已经满三年了，为什么不让我们回北京。门组长请示北京领导的结果是，让延安对口选干部，最好留下400名再支延工作两年，其余800名干部就直接回北京。这才解决了问题。

      我也就继续留在延安，又工作了两年。这两年我就在延安市知青办工作，继续作北京知识青年的工作。这后两年留下的北京干部确实做了不少工作。比如来自北京六必居的老陈和另一位北京干部就给延安市新建了一个酱菜厂。我在延安时就已经吃到他们生产的酱菜了。在这两年中，北京对延安的支援还是很多的。首先北京给了知青第二次的建房费，我当时在知青办工作，这件事我很清楚。当时还留在生产队的北京知青已经不多了，这就需要把还在农村的北京知青集中并队。这就又需要给知青建房，北京市拨发的第二次建房款就解决了这个问题。1974年，北京市还派了一个庞大的慰问团，到各生产队慰问北京知青。慰问团随团带了两辆130汽车，五辆东风牌的三轮摩托。在当时，这可是一笔很大的慰问品。慰问团还带了很多的生产工具，我记得有变压器，大量的生铁工具。由于火车转运，工人不爱惜，很多的生铁工具都摔坏了。

    我们在延安工作满五年后，完成了支延使命，就都回到北京。在以后的日子里，延安人民始终没有忘记北京知识青年对延安作出的贡献，也没有忘记北京干部在延安贡献。延安方面经常派慰问团到北京来，也组织北京知青回访延安。北京干部当年支延的驻延安地区代表对回访延安有顾虑，总怕延安要物质方面的支援。我知道只有一名北京干部参加过回访延安的活动。

      这些年北京知青和北京干部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经常在一起聚会，畅谈在延安时的友情。我对北京支延干部的往事记得零零碎碎，有些可能也不准确。希望有关的当事人补充，订正。

       此文系北京知青网友腊梅于2011年2月24日提供。另据腊梅介绍，北京支延干部老苏（苏乙之）已去世。在此，北京知青网向苏乙之的家属表示诚挚的哀悼和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