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知识青年概况
吉林省自 1962 年动员、安置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高潮， 1978 年开始收缩，1981 年停止。十九年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1,114,530 人，其中插入国营农、林、牧、渔场（以下简称四场）和知青场队 60,500 人，其余插入农村社队；下乡人数居全国第四位，占全省人口总数 4.2% （全国平均约占 1.8% ）；国家拨付安置下乡知识青年经费 47,083 万元，实支 41,967 万元；下乡青年回城 108 万人，有 2,1000 多人与当地农民结婚定居农村。
一、 1962 年至 1965 年
1958 年，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吉林省农业人口投入工业和流入城镇的有 80 多万人， 1961 年贯彻中央关于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精减职工和压缩城镇人口。为完成这一任务，在精减来自农村的职工返乡和动员家居城市被精减职工及闲散劳动力携家属以及社会青年下乡的同时，开始在有条件的城市动员 1961 年以来毕业未能升学、就业的年龄在 18 岁以上能独立生活的青年学生自愿下乡劳动。先插场后插队，多数插场，少数插队。
1964 年，根据中央关于动员和组织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为对城市未能升学、就业的青年学生开辟就业门路，动员下乡对象转向以知识青年为主，兼顾动员闲散劳动力，把城市多余劳动力转向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将“吉林省安置城市下放职工和青年学生领导小组办公室”改为“中共吉林省委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组织动员安置工作。动员青年学生下乡以长春、吉林、四平、辽源、通化、浑江、白城、延吉等八个城市为主，县城适当安置。招工与动员知识青年下乡统筹安排，同时进行。下乡青年多数插队，少数插场。
1965 年，把动员城市知识青年和闲散劳动力下乡纳入城乡劳动力整体规划安排之中，下乡人员全部插队。城市下乡青年集中安置在重点产粮县，县镇下乡青年集中安置到重点公社。并“占领山头”开发山区，新建、扩建农、林、牧、参场。通过机关、企业、学校、街道、劳动后备讲习所三条渠道动员下乡。
1962 年至 1965 年全省六个地区（长春、吉林、四平、通化、白城、延边）下乡青年共计 60,297 人。
二、 1966 年至 1971 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工厂停产，学校停课，社会不安定。 1968 年 10 月，吉林省革命委员会确定全省城镇 1966 年至 1968 年三届中学毕业生一起动员上山下乡。规定“凡在 1966 年至 1968 年初、高中毕业生和城镇社会青年，除已经批准招工安置进工厂的以外，一律动员下乡，今后不要在城镇知识青年中招工”；“三届毕业生和社会青年中，已婚的男女青年也要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编入集体户或男女双方成户下乡插队”；“非城镇的工矿、铁路企业职工子女动员下乡就地安排。”同年 12 月 21 日毛泽东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号召，全省城乡出现动员安置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动员下乡工作，采取办学习班，以所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斗私批修”。学校由“学校革命委员会”，“工人宣传队”，“军训队”，“红代会”直接领导办应届毕业生的“学习班”；城镇街道、工厂企业和机关办知识青年家长“学习班”，动员自己的子女下乡；各县办农村公社、大队干部“学习班”，做好安置工作。
1969 年，根据党的“九大”政治报告提出落实对“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的要求，全省在继续动员安置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提出了一些绝对化的口号：“知识青年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英明决策”；要“知识青年在接收再教育中一点一滴的变思想，变立场，变感情。彻底改造世界观”；“要把下乡青年工作当成长期的事业，重大的政治，伟大的革命”。毕业生的去向，面向农村，上山下乡“一刀切”。动员城市和安置地区对口，校社挂钩，学校动员，社队安置。动员工作系统包单位，单位包职工，职工包子女，学校包学生，街道包居民。 1966 年至 1971 年知识青年下乡 429,603 人。
三、 1972 年至 1977 年
1972 年，全省城镇中学毕业生的分配以上山下乡为主，处根据国家规定和国家计划直接分配升学和不动员下乡的“五种人”之外，其余的都动员下乡。不列为动员下乡的人员为：独生子女；患有严重疾病难以治愈，不能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家庭有特殊困难的（如父母有严重疾病不能自理无人照顾的，父母双亡遗留下来弟妹无人照顾的）；多子女身边只有一个子女的；中国籍的外国子女，华侨子女。
1974 年，江青写信给河南省下乡知识青年，知识青年“冲锋陷阵”参加所谓批林批孔运动，与旧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敢于反潮流”，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又出现高潮。全省全年应动员下乡的毕业生 102,100 人，到年末实际下乡 98,008 人。
1975 年，“四人帮”发动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他们在知识青年中煽动知识青年“做对着干的闯将”，“成对着干的尖兵”，推动下乡知识青年工作。全省一些市县提出“两个百分之百”。即在年末前百分之百的完成完成历届毕业生和应下乡而未下乡以及应届毕业生的下乡动员、安置任务。全省到年末下乡 144,979 人，为应动员人数的 99.45% 。
1976 年，全省动员安置工作，在 1975 年推行湖南省株洲市“厂社挂钩”集体安置知青的做法后，所有市县的工厂企业、机关、学校、部队等单位都直接同对口农村社队挂钩，实行“四对口”、“三统一”（知识青年对口下，带队干部对口管，管理教育对口抓，支援农业对口帮；知青点，支农点，战备点三统一）厂社挂钩安置下乡青年，一方面调动对口单位的积极性，解决了下乡知识青年的一些实际困难。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社队干部把下乡知识青年当“卡头”，向城市索要财物、讨价还价的筹码，把“长社挂钩”当成物资挂钩。长春、吉林两个市 70 个单位给对口社队的支援物资和现款在一千万元以上。支援的物资多数是钢材、水泥、汽车、机床、木材、化肥和进口产品等国家计划内物资，有的无偿支援，有的降价收费，有的挂账借贷，把国家财物变为集体和个人所有，有的被社队干部侵占挪用。
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气候的影响下，省外的知识青年也陆续来到吉林省。 1968 年至 1976 年吉林省接收京、津、沪、浙四省市共 60,420 人，安置到延边、白城、四平、哲里木盟四个地区农村社队。其中：北京市知识青年 11,237 人；天津市知识青年 20,939 人；上海市知识青年 23,769 人；浙江知识青年 4,455 人。
四、 1978 年至 1980 年
1978 年 7 月 15 日，中共吉林省委确定 1978 年城镇中学毕业生的分配原则实行“四个面向”，升学一部分，城市安排一部分，征兵入伍一部分。避免过去的“大下大上”，放宽留城条件，扩大留城比例；林区、矿区、野外地质勘探部门、铁路沿线小站及小三线工矿职工子女中学毕业生不列为下乡对象，由本部门自行安置；机关、企业、部队自办的农副业基地安置知识青年。
1979 年，中共吉林省委确定：标准集镇和一般县城非农业户口的中学毕业生不列入上山下乡的范围，有本地区、本系统、本单位“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从城乡两方面广开门路，安置知识青年。有 11 个县不再进行动员下乡工作。有 27 个县动员较少的青年下乡，由企业在农村以农为主，林、牧、渔多种经营，举办集体所有制知青场队安置知识青年。
1980 年，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主要采取在城镇郊区和工矿林区、兴办集体所有制知青场队和农工商联合企业两种形式安置，城市户口、粮食关系不变，从入场队之日起计算工龄。
1978 年至 1980 年，全省城镇开辟就业门路，增加招工名额，企业清理顶替农村劳动力，回复个体经营等措施，安置下乡青年和留城青年 100 万人，知识青年就业的尖锐矛盾基本缓和。
1981 年，全省普遍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就业方针，全省范围不再动员城镇青年下乡。
吉林省 1962 年至 1980 年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共计： 1,114,530 人。其中：
1962 年至 1963 年： 4,656 人；
1964 年： 12,112 人；
1965 年： 15,783 人；
1966 年： 2,500 人；
1968 年： 215,603 人；
1969 年： 125,800 人；
1970 年： 85,700 人；
1971 年： 26,700 人；
1972 年： 18,500 人；
1973 年： 87,987 人；
1974 年： 98,008 人；
1975 年： 144,979 人；
1976 年： 73,127 人；
1977 年： 133,413 人；
1978 年： 21,665 人；
1979 年： 19,265 人；
1980 年： 28,732 人。
注： 1966 年为约计数； 1969 年至 1978 年下乡人数包括哲里木盟、突泉县和科右前旗。
五、知青管理问题
集体插队知识青年，一般以 15 — 20 人组成集体户。户内有“知青户长”，负责组织户内学习、思想、劳动、生活。所在生产大队、小队简历由党、团组织和队委会及贫下中农组成的“在教育领导小组”，对每个集体户选派一名“贫农户长”，“政治上有人抓，生产上有人教，生活上有人管”。
1969 年，上海市知识青年下到吉林省农村插队后，即派来常驻慰问组 10 人。北京、天津两市和浙江省定期派来慰问组。
1973 年起，全省从企事业单位和机关抽调干部与知识青年随下“带队”。每个公社“带队”干部三至五人。
1973 年 1 月 15 日，四平地区革命委员会政治部抽调随下干部规定：随下“带队”干部的任务：带好下乡知识青年，帮助“过好生活关、劳动关、思想关”；随下方式和时间：一种是半年左右，另一种是干部轮换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一年一换；随下人员条件：政治觉悟高，作风正派，有一定工作能力；随下人员来源：从本市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的干部中抽调。
全省 1973 年选派 3,071 名“带队”干部，其中机关干部 735 人，企事业单位干部 1,726 人，教员 357 人；地、市科局级干部 99 人，县、旗局组长干部 103 人；女同志 97 人。
全省有下乡知识青年的 1,037 个公社中，有 837 个公社有“带队”干部。全省 1973 年至 1980 年共派出“带队”干部 27,487 人。
十九年间，下乡知识青年中涌现出大批先进、模范代表。许多优秀知识青年加入党、团组织，还有一批青年参加地、市、县、社各级领导班子。有 27,466 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有 694,874 人加入共青团；有 193,615 人参加各级领导班子。
十九年间，也发生了一些对知识青年残刑酷打、调戏、强奸、猥亵、逼婚、凶杀等犯罪案件。拒不完全统计，全省发生迫害知识青年案件 4,113 起，知识青年死亡人数 763 人，其中非正常死亡 377 人，占 49.4% 。仅 1970 年 6 月至 1972 年 6 月，全省发生迫害知识青年案件 2,080 起， 1970 年贯彻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军代表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工作的报告”，严厉打击摧残知识青年的犯罪活动。处理了 1,839 起，处决 22 人，判刑 508 人。
插队知识青年在生产队的统一组织下参加生产劳动，获得劳动收入。
1964 年，吉林省安置办公室调查：
1962 年下乡的四个集体户， 55 名下乡青年，年劳动收入 3,000 工分以上的 11 人， 2,500 — 3,000 工分的 9 名， 1,500 — 2,000 工分的 18 名， 1,000 工分以下的 3 名。劳动工分一般都相当于老社员的中上等水平。自给有余的 43 名，基本自给的 9 名，不能自给的 3 名。
1963 年下乡的四个集体户， 32 名知识青年，劳动收入 2,500 — 3,000 工分的 3 名， 2,000 — 2,500 工分的 6 名， 1,500 — 2,000 工分的 13 名， 1,000 — 1,500 工分的 3 名， 1,000 工分以下的 7 名。自给有余的 16 名，基本自给和不能自给的各 8 名。不能自给的多数是女青年，体力不强不能干重活。
1964 年下乡青年自给情况：延吉县东升公社（收入较好的公社，劳动工分值 1.50 — 2.00 元）五个集体户，自给的 35 名，不能自给的 19 名。不能自给的原因： 1 、青年不安心农村，出勤少； 2 、生产对生产条件差，劳动工分值低； 3 、过多抽调下乡青年参加社会活动。辽源市公安部门抽调十几名下乡青年普查户口，属无偿劳动； 4 、生产队不给下乡青年安排农活。永吉县乌拉街北兰三队， 20 名下乡青年，从割完地到十一月末 50 多天，青年成天呆着没事干。不给女青年安排农活是普遍现象； 5 、降低下乡青年劳动工分，同工不同酬； 6 、因灾歉收。
1973 年，吉林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办公室调查了科右前旗向阳，扎鲁特旗道老都，突泉县学田，镇赉县胜利等 7 个县 10 个公社。 10 个公社自 1968 年以来，接收天津、北京、上海、浙江和本地区下乡青年 6,439 人。这 10 个公社 1970 年生活费不能自给的占知青人数的 54% ， 1971 年占 61% ， 1972 年占 72% 。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有些青年领口粮、穿、日用品和探家路费靠家长补贴，一般每人每年需要家庭补贴 60 — 80 元。
1977 年，延吉县等地反映：下乡知识青年在生产队欠款的占 68.1% 。延吉县 2,146 名知青共欠款 421,600 元。
国家队知识青年经济补贴政策
国家对下乡知识青年逐年按当年实际下乡人数从财政拨出安置经费，用于建房补助、生活补助、购置小农具等项开支。国家补助费用大体分为三类标准：一是国营农场安置家居大中城市学生的；二是农村生产队安置城市学生（含社会青年）的；三是回乡（投亲靠友）的。补助费由最初每人 180 元逐年增加，直到 1979 年达到最高水平。当年，国家规定下乡知识青年安置经费标准是：一、到国营“四场”和单位举办的农、林、牧、渔业基地的，每人补助 400 元，旅费 15 元，行装补助费 25 元。二、到集体所有制知青场、队、集体户和分散插队的，每人补助 600 元（到牧业队每人补助 800 元），主要用于知青的建房、农家具、生活、医疗、学习材料、旅费和其他费用。三、在农村集体所有制知青场、队、集体户和分散插队的结婚安家的下乡青年，其住房解决有困难的，按每人补助建房费 300 元标准给予补助。
1979 年，全省共招收下乡青年 19.5 万人，下乡多年 25 岁以上的“老知青” 26,463 人，其中男知青 9,778 人，女知青 16,685 人。比例为 1 ： 1.7 。年龄最大的 36 岁，通过全民、集体招工和办理回城的途径全部调离农村。
1980 年，全省主要安置 1979 年前下乡青年，凡有招工指标的单位，都招收本单位职工下乡的子女。把矿区有安置困难的下乡女青年安置到长春、四平市和铁路单位；下乡青年自愿参加合作社、合作小组及自谋职业允许回城落户；少数一时安排不了的允许迁回城镇。全年通过招工安置 72,611 人，批准回城 15,132 人。 1973 年以来，全省下乡青年的 21,483 人，至 1978 年，回城安置 13,156 人，就地安置 871 人。至 1980 年尚在农村的 424 人，通过动员家长单位、街道和民政部门等途径，全部得到妥善安置。
1980 年，全省已婚下乡知识青年 39,895 人，其中：与城镇职工结婚的 1,624 人全部回城；知青之间结婚的 8,384 人，回城安置 3,688 人，其余回城待业；与农村社员结婚的 29,887 人安置知青场队有固定收入的 10,243 人。
1981 年，吉林省人民政府决定通过行政办法和经济措施就地就近安置。农村企事业和国营“四场”按计划当做任务安排已婚知青。鼓励已婚知青自谋职业，帮助解决困难。至 1981 年末，已婚知青未得到妥善安置的减少到 6,578 人。 1982 年，有区别下列情况予以安置：已婚的双知青回城后只安置一方，另一方待业的；同城镇职工结婚的下乡青年批准回城仍待业的；与社员结婚、因丧失配偶，经批准回城的下乡青年；
1979 年以前离婚， 1979 年后批准回城的下乡青年；因一方犯罪被判刑离婚，经批准回城的下乡青年；下乡青年刑满释放后，经批准回程的。对上述的，通过“三结合”的方针，在集体所有制企业进行安置。
对仍在农村的已婚知识青年有困难的拨给经费，解决遗留生活困难。
城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安置工作后，其下乡期间计算为工龄。下乡满二年以上的，执行本单位一级工资标准。这些硬性规定平衡了关系，减少了矛盾。
全省至 1982 年，对经十九年间上山下乡的 1,114,530 名知识青年，除了与农村社员结婚的 20,000 多名青年，在当地就地就近妥善安置的以外其余基本都在城镇得到了安置。
截止 1981 年从全省下乡知识青年中招生 100,754 人；征兵入伍 38,207 人；提干 1,848 人。
注：以上数据中， 1973 年以前知识青年调离农村的征兵、提干人数未查清。
七、知青现状
知青年代过去了。
当年的知青现已进入中年和老年。
六十年代下乡的知青已全部退休。
七十年代初期下乡的知青大多数退休或下岗，女知青已基本退休。他们依靠微薄的退休金（每月1200元左右）维持生计。
很大一部分人如今已退休，他们没有经济实力，买不起商品房，只好租房生活。
昂贵的医药费用是这部分人的最大开销。这也是在全国存在的普遍性问题
拒不完全统计（走访调查），现知青死亡人数大约占知青总数的4%。其中：因病死亡的居多。
当年，为国家分忧解难到农村去的知青，如今，他们为改革开放牺牲了个人利益，不少知青又遭到了下岗、内退、失业等遭遇。
现在这些人生活上有困难或有问题，它不只是某个地区某个单位点上的问题。在全国，知识青年数量达到了上千万人之上，之所能产生的社会性影响，希望引起国家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
知青岁月，不堪回首，却要回首。今天，当我们再回首去看待这段岁月时，可以发现知青的十几年难忘岁月也是共和国的那段历史的一个缩影！
人民不会忘记曾经的知青！
历史不会忘记曾经的知青！
任秀英 刘连生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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