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十月，由包括八路军全部主力在内的十八万中国联军，在山西忻州的忻府区和原平、定襄三地交界的忻口一带，顽强抗击南侵的日军板垣兵团的忻口抗战，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投入兵力最多，抗击敌人时间最长，战斗最惨烈，杀伤日军最多，对全国的战局影响巨大的一场战役。同时，忻口抗战还是国共两军一致对外，精诚合作，默契配合，硕果仅存的一次成功合作典范。然而，忻口抗战的光芒，很快就被内战和极左政治运动的烟云所遮蔽。牺牲在忻口战场上的两万零七百四十二名中国军人不屈的忠魂，阵亡人员的父母妻儿哭望天涯的哀恸，以及参战人员的亲属、遗属亲临忻口进行祭奠的愿望，也统统被遮蔽。轰动一时的忻口抗战变得几乎无人知晓了。

 

      光阴荏苒，冷清了三十一年之久的忻口战场故地又重新热闹了起来。1968年，几千名来自北京的男女知青来到这里插队落户。其中，我们北京二十五中六七届高二四班的七个男生和女十二中的七名女生，被分配到了原平县（现为原平市）王家庄公社关子村大队插队。

      在抵达关子村的当晚，我们七个男生被安排住进了村中一座老旧的房屋。那是一座“一面坡”式的房子，坐北朝南面积不大，分里外三间，看得出来是刚刚被粉刷一新的。推开房门，迎面是一张大幅的毛泽东画像，一张桌子，一个凳子，一个火炉，两张床板和一个火炕，这就是我们新家的全部家当。是夜，风雪交加，屋内烛光如豆，我们七个第一次离开父母的年轻人，惶惶然的围拢在火炉旁几无一语，大家为该怎样给父母写上这第一封平安家信而费尽思量。夜深了，我的眼前浮现出离开北京时一家老小哀愁相送的情景，耳边回荡着我们的“四点零八分”知青列车启动时，北京站站台上迸发出的那巨大的震人心魄的哭喊声。

 

      当时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就在我们几个人辗转反侧的这间黑洞洞屋子里，在村边四周荒凉的山坡上，竟然隐藏着那么多惊人的秘密和激荡的历史风云。

      关子村是原平最南端的一个小山村，三面背靠金山，一面是云中河，旱涝不惧吃喝不愁。全村不到三百人，以赵姓人家为主。尤其是关子村的几位老人有文化，见多识广且不乏幽默。我们七个人和学校里大多数同学一样，既没有“造反”的底气，也没有那个年月特有的戾气，更何况又下放了农村，因此非常喜欢和他们聊天。

      一天上午，随着生产队长一声“动弹啦”（方言：意干活）的招呼，我们扛起铁锹担起箩筐，和乡亲们一起到山上平整土地，那时候叫修“大寨田”。我们站在山上可以看见山下往来的火车和汽车。他们给我们介绍，村前的那条云中河向西不远就与滹沱河交汇，向南与北同蒲铁路和北同蒲公路并排通过一个小山谷，山谷的那一边就是忻口。从忻口火车站上车，花上十块钱就可以到你们北京了。村子山前有桃沟、杏沟和梨沟等五条沟，山上有关子梁和二十亩梁等几道山梁，山后还有一处叫泉子沟，有泉水。顺着泉子沟走上五六里山路可到达忻口。老乡们还指着村子四周的地势，一一告诉它们的称谓，其中一个叫 “烽火楼”和一个叫“司令官”的地名，引起了我的兴趣。烽火楼亦称烽燧，古人多建于山高之处，以为报警之用。烽燧引发的故事太多了，没想到我就要在它旁边耕作了。那“司令官”称谓由何而来呢？老乡说，曾经有两个大官与日本人作战时一起死在了那里，因而得名。再详细问来，才知道那两位大官是一九三七年忻口抗战时两位中国将军，但是具体是哪两位就不得而知了。忻口抗战，这是我第一次在实地听说。

 

      后来我从《毛选》中的注解里，找到了一些相关的简介。因为那个年月正在大讲阶级斗争，因此当着县里和公社干部的面儿，乡亲们是不敢多说的。原因是他们当年看到和日本人打仗的中国军人，都是国民党军和晋绥军。平时和我们来往最密切的就是邻村河南村（亦称南怀化）的五个男知青，他们是比我们小两届的本校同学，他们听河南村老乡说起的忻口抗战的具体情况，要比我们知道的更多。比如说，当时的战况是如何之惨烈，在我们两个村子的山上和沟里如何都堆满了尸体，后来在埋过死人的地方长的庄稼和野草如何的疯长，果实如何大得吓人，以致骡马至此也立而不食青草云云。另外，他们还讲到了日本兵如何残忍的滥杀无辜，光是他们插队的河南村就有一千多人遇害，被称为“河南村惨案”。仅在他们知青住的小院里，就曾经有几十个老乡被杀。

      插队期间，我向村里老人更多的询问关于忻口抗战的话题，不但验证了河南村知青们的说法，还得到了更多更惊人的内容。

      记得有一次谈话是从北京景山公园的歪脖树谈起的。我给那棵树描述了一番，还讲了一些崇祯皇帝和随身太监在那里自尽的事，没想到人家知道的比我多多了。老人们给我讲了许多关于崇祯帝的故事。说他是个有德无福的皇帝，宵旰忧劳十七年，还是未能挽救明王朝覆灭的命运。但是他在最后时刻用鲜血在袍子上写下“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的字样后，以发覆面毅然自尽。此举不但赢得了李自成农民军的敬重，还使得你们北京城的老百姓免遭了一场大屠杀的惨剧。崇祯皇帝舍身殉国之举和为民请命之心，沦浃于天下更感动了关子村的村民。于是他们塑了一尊披发跣足模样的崇祯皇帝泥像，供在自家祠堂之内，奉为神明。

 

       一九三七年忻口抗战时，日本兵血洗了周边的所有村庄，并且也曾重兵包围关子村磨刀霍霍。但不知何故，鬼子兵在突然之间就全都撤走了。全村人的性命得以保全，家园免遭兵燹。与周边村村戴孝，户户冒烟的惨状形成巨大反差的关子村村民，在惊恐觳觫之余，很自然的就把感恩的目光投向了那座祠堂里。

      令我震惊的是，供奉崇祯皇帝塑像的祠堂，居然就是我们现在睡觉的那间老房子，早先叫做北极宫。崇祯帝的塑像和北极宫的大匾，一直都在原先的位置上放着未曾挪动，只不过在那个年代给掩藏起来了。原来，村里很需要我们知青的那笔安家费的住房款，于是他们就决定将北极宫暂时挪作男知青宿舍。但又怕我们破坏了，于是就用土坯将供奉崇祯塑像的神龛给砌上了，再用泥给抹平了，然后又贴上一张毛泽东的画像，这样就完成了泥像的隐蔽。屋内那块高悬的北极宫大匾，也被糊在纸顶棚以内了。因为从未有人说破此事，我们自然一概不知，原来在屋里每天注视着我们的伟大领袖的画像背后的墙里，居然还有另一双眼睛啊。

      关子村古朴的民风和老人们的博识，始终让我觉得它的来历不一般。多年之后方知，关子村赵姓人口原是北宋钦宗皇帝之次子赵训的后代。赵训从五国城南逃，投叔父高宗赵构不成后，辗转定居在关子村。为怀念远在北国的徽钦二帝，遂将家族祠堂命名为北极宫。

      北极宫里不供先祖宋钦宗，而是供奉另一位亡国之君明思宗崇祯皇帝，彰显了他们的良苦用心。十年前当我们再次回村时，在残破的宿舍里见到了那块清道光年间的北极宫大匾，但是那个与我们曾经同处一室日夜相伴的崇祯皇帝的塑像，却从未谋面。刚刚在几天之前，我收到了参加在关子村村边重立被毁的“晋北雄封赵训之墓”墓碑的邀请。

      此外，老人们还说起了忻口抗战中战斗最为激烈的地方，就在与河南村交界的烽火楼，那时也叫做二零四高地。为了控制这个主阵地，中日两军在那里展开过长达几天几夜的争夺战。敌我两军一经接触就展开肉搏战，每当杀得难解难分时，双方就用炮火覆盖阵地，霎时间战场上血肉横飞非死即伤。紧接着就是一轮接一轮不停的进攻厮杀。

 

      中国军队每次的进攻都是团级规模，据说在一个昼夜里，二零四高地十三次易手，中方损失了十一个团。战斗间隙中，日本鬼子将自己的重伤员一律枪杀，然后把死亡人员的一只手剁下，写上姓名装箱带走，剩下的尸体一烧了之。而漫山遍野的中国阵亡将士的尸体，历经了三年之久，才由所在地块的主人掩埋处理完毕。关子村的每户人家都参与过这项工作。从那时起，山里晚上就有了鬼火，就是那随风飘逝的蓝绿火星。他们还笑问我可曾看见过，大有见怪不怪之意。

      也许是年轻，纵然我知道了四周的山上埋有密密麻麻的尸骨，也不太以为然。直到有一天，几百具阵亡将士的白骨突兀地显露在我的面前，才让我领略了什么叫做触目惊心。

      从我们插队那时开始，山西连续几年遭遇大旱。在上级发出 的“天大旱，人大干”的指示下，我们开始担水上山抗旱。后来村里通了电，又修成了两级高灌引水抗旱工程，引云中河之水上山，浇灌山上的坡地和梯田。

 

      我记得那是一九七一年的春天，生产队长带着十多个老乡和我们几个男知青，在山上的二十亩梁一带巡渠浇麦地。中午时分，渠水突然从水渠的一侧猛烈地渗出。见此情形，大家赶紧上来挥锹封堵，一边大声笑骂着一边忙活着。前前后后在泥里干了好一阵子，松软的水渠终究禁不住水流不断的冲刷渗漏，最终还是崩溃了。

      刚才还是清澈舒缓的渠水，一旦破渠而出立刻就变成了汹涌浑浊的激流，带着哗哗的声响，狼奔豕突般的向着低凹之处猛烈地冲去，所到之处立刻就形成一道道深浅不一的沟壑。队长叫我赶快去通知山下和半山腰的两级机站，叫他们紧急关机停水。我扔下铁锹，光着脚向山下跑去。按程序把两级电机关闭了，最少需要十来分钟，这就意味着那脱缰野马般的渠水，还要再肆孽一会儿。等我再回到现场，只见那些人还都在原地拄着铁锹无奈地站着呢。又等了一会儿，水终于停了，一度喧嚣的场面也寂静下来了。可是原本平整的麦田，已经变得沟壑纵横惨不忍睹了。

      鉴于时间不早了，一时半会也处理不完眼前的情况，队长宣布收工，大伙儿纷纷地走了。我也正要准备下山时，突然看见那些新形成的沟壑里有许多发白发亮的的东西。我走近了仔细一看，啊，那些白亮的物体都是人骨！不用说，这就是老乡们说过的忻口抗战时阵亡的中国将士的遗骨。

 

      三十多年的光阴过去了，将士们的血肉之躯已然化做累累的白骨了。尽管我听说过这里曾是尸骨成山血流成河，但真的一下子有那么多的白骨突兀地出现在眼前，还是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

      我慢慢的走近了那些白骨，尽管奔腾的泥水将他们从黄土中冲出，但光滑致密的骨植上，没有附着上一点点的污浊，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显得洁白无比，甚至白得有些刺眼。

      放眼望去，从纵横交错深浅不一的沟壑里，呈现出来的是一个个，一排排，一层层阵亡将士的不同部位的白骨。在一处较为宽阔平坦的沟里，出现了一大排完整的骸骨。我走过去数了一下，足足有十七具之多。那十七颗不屈的头颅，直指日本兵进攻的方向，生则一起抗日杀敌死则同眠一穴，现在又一起暴露在晴空之下，天底下还有象这样同生死共患难的铁血军人好男儿吗？

      这时，寂静的山梁上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在草木葱茏春光无限的大地上，为国捐躯的将士的白骨就这样裸露着。我不是天生胆儿大的人，更不是纯粹的唯物主义者，可是面对这累累的白骨，尤其是那么多眼洞空空牙齿龇咧的骷髅时，我却没有感到一丝的恐惧。

      我心里想着，如果此时他们能借着摆脱黄土束缚的机会重获新生，再次回到自己亲人的身边该有多么好啊。或者，能让他们的亲人寻觅英灵前来于此，看上他们一眼，那也是好的呀。果真能够如此，成千上万的人们在此聚会情形，将会是怎样一个撼天地泣鬼神的场面啊！

 

      将士们死了三十多年，埋在关子村的山上三十多年，遗骨居然让河水冲出来，暴露在个高阳蓝天之下，难道不惨然奇怪吗？

      此时，我想起了古人说过的一句话：吊祭不至，精魂何依。天已不早，我告别他们下山去了。
 

       当天下午，我被安排干别的活儿去了。第二天早晨，我再路过那块地时，发现白骨已被重新掩埋，地上的一切都修复如初了。

      我心里不由得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这么伟大的抗战历史不能被罔顾，这么多为国捐躯的中国军人的尊严不能被漠视，我一定要为这些亡灵做点事情。四年之后，我结束插队务农返回北京，重新开始了城市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