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他忆起婚礼那天场景，才觉出嫌隙。但当时他身在其中，深信这差距只是一种差别。

      喜宴上双方父母首次集体亮相。左边是他父母，穿深蓝工作装和军便装，戴灰色八角帽，衬衫领子翻得一角在毛衣里面，一角在毛衣外面，脚踩簇新松紧口黑布鞋，大声说一口北方话。右边是新娘父母，岳父三件套西装配金丝边眼镜，大背头用发油擦得纹丝不乱，岳母一身绛紫旗袍配珍珠项链，足蹬香槟色高跟鞋，正按着宾客亲疏远近，颔首或者握手，都是轻声沪语。

      新郎的几个小兄弟都是“新晋”的大学生，“文革”后第一批恢复高考的骄子，哪个不是伶俐的，这会子正站在门口帮着发烟敬糖，对眼前迥异画风感到有趣。

    “听说新娘家刚刚落实政策，抄封的家产都归还了。金条银餐具一大堆。还有好些洋文书。”

      “新娘伊爷爷这一代是大资本家，海外关系一箩筐，新娘上山下乡时很吃了些苦头，但现在还是住回大洋房了。海陆空，36只脚，倒是一条不落。”

      “阿拉兄弟爷娘都是1949年打进上海来的，现下拿干部工资，将来是离休干部，住华东局的大厦，这才是本城新贵。”

 

      新郎没有留意到这一切。或者说当时留意到了，也没往心里去。他一心一意都在美丽的新娘身上。两个年轻人都在上海长大，学堂里都说普通话，私下里沪语同样流利，一起读书讨论人生，共同志趣多多。

      记得有一次离开街道生产组，他送她回家，那个时候她家的洋房已经72家房客，而她和家人一起挤住在自家花园的汽车间里生煤炉。等到他发现她家原来就是洋房旧主人，就说起年少淘气，也曾溜进她家花园偷摘葡萄，最后被主人家的狗痛咬一口。向来清丽的女孩子闻言突然妩媚地一笑，他不觉看呆。

      浑然忘了他的父母跟着部队南下上海，就是为了要阻止她父母这样的人继续“剥削和寄生”的生活。

      她没告诉他，那只德国进口的“黑背”被夜里冲进家门的戴袖章者活活打死。他也没说，自家父母被关进干校时他一度流落街头。他们挨过知青岁月考上大学，都有些惺惺相惜。只是以大学为起点，她打算听从父母建议，将来远离是非，而他亦听从父母建议，一心要投入建设。两条命运线在花园前的这个瞬间交汇。两个年轻人相视一笑，恍然以为彼此了然心意，觉得是在百废待兴的当口找到了同路知己。

 

      生了孩子后，她告诉他，她有个出国进修的机会。他知道她一直想出国，心里也很高兴她能得偿所愿，也觉得单位委派出去就是买了往返票的保证。他便留在国内照顾幼儿。小孩子半夜起来哭着要妈妈，他则哄着夜哭郎沿着婚后租住的小屋子一直走，走到洋房楼下。岳父母已经安睡，他不敢惊扰。朗朗月光照下来，洋房下花园里的葡萄闪烁初熟的光泽。他轻轻吻孩子湿漉漉的眼睛，耐心等着怀里绵软的小身体安静下来，等着远方的妻。

      那个时候出国音讯不通，寄信邮资之费都是奢侈品。孩子会爬了，又会走路了。她偶然来信，告诉他自己的进修项目要延期，自己要读硕士，后来又说要读博士。他想他们毕竟都有了孩子。她总归会回来的。

 

      她回来了。伸手要孩子抱，孩子果然飞扑过去，但到了身前，孩子看看眼前时髦女郎，又发起愣来。他害怕起来，对着眼前的陌生人，感到自己优势尽失：大学生、干部工资、单位分房，放在上海哪个择偶市场都是亮点，但对一个在西方世界生活了那么久的她来说，这些算什么呢。他佝偻起来。她却垂下眼睛，拉着孩子的手坦然相告：他们分别太久了，她希望分手。单位的委派是双程票，她人回到了他身边，但生命里的一部分却坐了单程票，早已有去无回。

      她央求说太久没有看见小孩，想单独带着孩子回娘家住一阵。

      那个周末来得毫无征兆。他去前妻的住所时猛然发现人去楼空。直到这时候他才惊觉她已经不声不响地换了工作办了出国手续。他跑去洋房，敲响平素不会惊扰的岳父家的门，才发现岳丈一家已经都去了美国探亲。一手带大的孩子，甚至还没有告别一声，就这样从他眼前消失。

 

      他大病一场。很久以后，她才托人带口信，她已携孩子到美国与娘家团聚定居。那个时候一道太平洋如同天堑，他哪里能够说出国就出国。他连她在美国哪个城市也不知道。妻子孩子一夜人间蒸发，他似乎一下子就老了20岁。

      他以为他们同样劫后余生，可以白头到老。但在一片土地上经历同样的时代，他和父母都高兴雨过天晴可以在上海大施拳脚，却没弄明白他们一家早已对这城市灰心，只想速速抽身离开。

      等他病愈后，上海已经进入90年代初，出国开始变得松动。妻子的人生轨迹到底还是影响了他本来稳妥的职业规划。他也辞职了，跟着那几年城里涌动的出国潮，去了日本。
 

 

      从最底层开始打工，他极其辛苦地熬着，慢慢升职为高级管理阶层中的一员。他开始微微有些发福，不时对工人发火，偶尔下馆子、唱歌。他娶了新的妻子，对方只是孤身在他手下打工的年轻女孩。小家庭添了一个儿子，婴儿圆圆脸上有他似曾相识的笑容。当孩子第一次开口叫爸爸时他突然一怔，十几年来在最艰苦的时候也未曾掉过一滴泪的他，那一日紧紧抱着儿子，慢慢别过头去。感受着温热小身体在他怀里绵软蠕动，他心里似被剜去一块，苦楚难言。

      新世纪后他回上海，带着资金开厂，又过几年跟着经济形势的阶梯转移去了江浙一带新兴的工业区开拓业务。因为步调准确，早已钵满盆满。等再回上海时，他买下的好几处豪宅都已经升值数倍，出入的好车上，都有司机恭敬地帮着拉门。

      他邀请当年的小兄弟一起吃饭。席间友人问他有没有回去看过那幢别墅，妻子边哄孩子边问什么别墅？他微笑。友人见说错了话，连忙打岔：你真是衣锦还乡！

 

      但等妻子去洗手间时，他突然放下杯子，说：“我去了美国好几次，但茫茫人海，我根本找不到他们。我托了多少关系，但就是找不到。”大家一时不响。直到女主人带儿子回席，才又重新说笑起来。他伸手揽住妻儿，晓得他们绝对不会离开他。他们都超级喜欢上海的繁华和机会，触目所及都是好的。

 

      后来他还是一个人经过了昔日的结婚礼堂，也犹豫再三，还是经过了那幢别墅。花园洋房易主多年，现在是高级的会所。几十年日晒雨淋，旧的那些几乎认不出了，新装修的部分又考究异常。这一刻，他几乎忘记了自己是炙手可热的业界精英，也忘记了纵横商界的骄傲。他努力向栏杆内的世界探出头去，一如当年随父母南下的少年，初见这个新鲜的远东大城市。

      然后他一眼就看到，葡萄藤不在了。当然不在了。

 

      原文题目：《十字街头》    2015年01月17日 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