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家四十多年，直到退休迁回北京，算算回家的路少说也走了六、七十次，很多事已经淡忘，唯有第一次回家的曲折经历至今历历在目。
那是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初，在吉林省扶余县插队半年多的我，突然接到妈妈从北京发来的电报，要我立即回京帮她收拾东西举家迁往父亲所在的干校――河南太康。这封电报已经迟到了三天，去火车站的二、三百里路我从来没有走过，当时我的右腿因夏天参加松花江防洪工程被江水感染，正在红肿发炎，要一个人回家真有些打怵。但是想到爸爸和弟弟都分别去了干校和兵团，瘦弱的妈妈一个人搬家的艰难，还是做出了回家的决定。
为了赶上每天一趟的长途汽车，老贫农户长早上四点钟起来用自行车驮着我走了二十多里坑坑洼洼的土路，把我送上了公路，坐上了开往三岔河镇的汽车，开始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单人长途旅行，也是最艰难的一次回家历程。
大约下午两三点钟，汽车开到了三岔河镇，下了汽车我直奔火车站去买开往北京的车票。谁知售票窗口外一张白纸赫然写着：“凭省革委会介绍信购买进京车票”。如同当头一棒，让我顿时没了主意。紧接着一连串儿的问题开始在脑海里旋转：还回不回家？怎么回家？即使回集体户当天也已经没有返回的汽车，今晚怎么办？这时，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和恐惧感涌上心头。我孤零零漫无目的地走在陌生小镇的街头，忘记了饥饿和腿上的伤痛。镇子很小，只有一个十字街，大约二十分钟就能走完整个小镇。不知不觉我已经转了几个来回，最后又走到汽车站。这时的我头脑渐渐冷静下来，知道今晚肯定要在镇上住一夜了，至于明天如何最有把握的估计是回集体户。于是，问清第二天汽车的发车时间后，随便买了点吃的，找了一家小得不能再小的旅店住了下来。这时我才发现自己已经成了小镇的一景，人们都在用一种异样的眼光打量着我。在旅店里我可能是唯一的女客人，出来进去总有许多双眼睛盯在背后。现在想来那个年月一个年轻女孩只身一人在偏僻小镇住店，在当地一定是件稀罕事，加上我的穿着也显然不同于当地女孩，自然让人感到新奇。可当时的我只觉得孤独之外又平添了几分紧张和不安。晚上躺在只有一铺小炕大，既不隔音又关不严门的小屋里，想着明天还不知是什么样子，肿胀的腿也开始隐隐作痛，心里七上八下的一夜也没合眼。
好容易捱到天亮，虽然没有想出一个回京的办法，但回家的迫切心情驱使我决定再去一次火车站。清晨的小站候车室里已是人头攒动，售票口已经排起了队，那张白纸黑字的通知依旧狰狞地看着我。我无奈地在售票口外转了几圈儿，突然，队伍里有人问了一句：“姑娘，你要去哪儿？”我抬头见是一个四十开外的东北大汉，像是常出门的人，就把自己的难处告诉了他。谁知他一句话就解决了困扰我一天一夜的难题：“买张过一站的票不就行了？”是啊！我眼前豁然一亮，顾不上感谢人家就急忙跑去排队，顺利地买到了一张晚上九点多牡丹江到北京的快车票，而终到站是顺义。此时此刻的轻松和愉悦真是难以言表。我跑到街上吃了两天来最香的一顿饭，回到小店睡了甜甜的一觉，却没料到等待我的是更多的难题。
一觉醒来结了账早早来到车站，好像这样可以早点到家似的。在候车室刚刚坐下，突然出现了几个和我一样显眼，扎着齐肩短辫的女孩，拖着硕大的行李包在候车室里东一趟西一趟的跑了半天。其中一个忽然向我跑来并急切地问：“你是北京的吧？是高中的吧？”我意识到遇见了北京知青伙伴，给了肯定的回答，她竟高兴的跳了起来，并叫来了她的两个同伴。谈话中得知她们都是六八届初中生，至少比我小两岁，她们高兴的说：“这下可好了，可有主心骨了。”于是我们兴致勃勃地聊了起来。兴奋之余我想起了最重要的问题：“你们坐哪趟车？”她们说还没买票，准备坐去天津的慢车。我劝她们和我坐同一趟车，她们说行李已经打慢件发往天津了，加上生产队穷年底分配的钱只够坐慢车的，准备到天津后再联系家人来接。我向她们说明自己已经买了快车票，并且家里有急事不能与她们同行了。谁知她们几乎哭出来说：“我们好容易找到一个高中的，你可千万别走。”看着三个可怜兮兮的小妹妹我只好充一次大人，退了票和她们一起买了去天津的慢车票。
这趟慢车是晚上六点多经过三岔河站，很快就到了上车的时间。开始检票我才发现她们拿的东西都是沉掂掂的粮食。我们好容易把行李弄到站台上，眼前的情景让我们意识到上车是何等艰难！三岔河是小站，站台很短，停车时间只有三分钟，列车一到站大部分车厢停在站台外面，人们一拥而上，靠近站台的车厢外已经堆满了人，我们只好拖着沉重的行李往远端的车厢挪。这里人虽少些但车上的人已经站到了门口。因为在站台外车厢距地面有近一米高，空手登上去都得费点劲儿，背着装满粮食的旅行袋根本抬不起腿来。我们四人使出浑身解数也还是上不去。这时上面有人帮忙接过去一个粮食包，情急之下我想自己先上去然后一个个拉她们上去，于是费了很大劲儿在车上人的帮助下总算登了上去。然而就在我一只脚踏上去的一刹那，列车开动了。此时我背对站台一手拿着东西一手拉着车门扶手另一只脚还找不到落点，车下的女孩在喊：“我的包！”接着是“嘭！”从车上扔下去的粮袋落地爆裂的声音，同时传来“哇！”女孩们的哭声……
列车在加速，不允许我再多想，为了不被甩下去我不顾一切死死抓住把手拼命往上登，在大家的帮助下终于迈上了最后一级台阶，摆脱了险境。这时，我的手无意中伸进裤袋，糟糕！这里有两张火车票，她们三人中将有一人无法上车！怎么办？刚刚放松的心又一次收紧。看到我们上车那一幕的人都来向我询问，得知是北京知青又遇到了麻烦，就建议我在下一站下车通过车站与她们联系。半小时后我在陶赖昭站下了车，立刻有工作人员迎上来问我是否是三岔河走散的北京知青？原来，列车开动时她们的哭声惊动了车站工作人员，是车站方帮忙联系了下一站并通知我将车票改签为下一车次，以便与她们汇合。我终于一块石头落地，把两张车票改签为下一车次（就是我退票的那趟快车）。三小时后，我上了约定的列车，因为无法约定车厢又到了夜间，车上的人横躺竖卧要一节节车厢迈过人堆去找人谈何容易！这时我才感到右腿胀痛得厉害，真有些坚持不住了，于是决定天亮再去联络她们。先找了个空隙坐在地下把腿伸到椅子底下（唯一能伸腿的地方），让控了一天的伤腿休息休息，在列车有节奏的晃动下我渐渐睡着了。
天亮的时候是她们中的两个先找到了我，并告诉我她们是三岔河车站的人送上车的，车票也没有改签，如遇查票可能会有麻烦。她们的另一个伙伴目前正在发烧，我们一起去看了发烧的女孩，她的头很热。我一边安慰她们一边想：我们已经没有到天津转车的精力，必须直达北京。于是我说服了她们。为了防备补票时有麻烦，我们决定过了天津再办补票手续，来个既成事实。
好容易捱过了天津站，我们四个人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了乘务员室。一个年轻的男乘务员听完我们的要求并没有责备的意思，只要求我们出示北京知青的身份证明。我们几个翻了半天，只有我找到了一个学生证。他没再说什么，同意给我们补票。当听说要交补票费时，三个女孩又一次掉下了眼泪。她们边哭边你一言我一语地讲述着生产队如何穷，插队的生活如何艰难，现在身上只剩几块钱了，再交了补票费连回家乘公交车的钱都没有了。三个人边哭边掏衣兜，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掏出来放到小桌上。乘务员默默地听着慢慢把桌上的钱一张张展开，又数了数，留下六块钱后把剩下的零钱又送到她们手中，轻轻地说了一声：“拿去坐公交车吧。”三个小妹妹破涕为笑了。我因为带的钱还够，打算如数交足补票费，没想到他也只收下了两块钱。接着他在补票单上写下了“廊坊－北京”四个字。我们终于回到了久别的家――北京。
此后的四十多年，我进了企业有了家，每年都要回北京看望父母。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多，乘坐的交通工具也越来越好，可是每每想起第一次回家的经历总有说不清的甜酸苦竦。
1998年11月12日 写于长春 2013年1月9日 改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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