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他们人事科长，是个四川人，挺机敏。听我们说完意思，开口就告诉我们：指标有，但他们有自己的困难。也需要我们解决。我表示：我们想听听，是什么困难？我们能解决就一定解决，不能的话我们就不再打扰您。他讲他们单位很多退役后又回地方的，也有从地方把老婆接北京的，但人来了没有工作，就是要用进京指标换工作。安排两个工作，给一个进京指标作交换。

按后来的情况，这些问题真的不难。可在当时确实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我自己还没进京呢，到那里去给安排工作啊（调档）。回来后和家人商量，所有的亲戚都动用了，因为我认为这可行，是个捷径。最后亲戚给找了个学校当大师傅（学校做饭）。其间我是每次回来都要给科长送烟（硬合三五）一条，送酒咱们山西的汾酒两瓶。

调档时亲戚就说，只能办理这一个。我找到人事科长讲：我尽最大努力只能完成这一个，工作性质也和他讲了。要知道他们来的家属大多没文化，给解决的这个还是他老乡同年一起当兵，也是转业干部，成天也在那里烦他。他“买好”时也把进程和工作都对人家讲了，最后他自己没了回旋余地，把自己逼进死角。最终：答应一个就一个吧，让你占个便宜。我是千恩万谢地向他表示感谢，那谦恭样有点像小品“卖车”里的范伟。

亲戚告诉我，调档案没关系，要是给我办不成还可以把她退回去。这事办的真绝了，哈哈。

这事不光和我讲了，还和调进来的那个女人也讲了。她比我还上心，每天上完班就回家问她男人，我的事情办的如何？弦是越上越紧。因为工作清闲，环境又好，据她讲，她在家属里工作算相当好，太满意了，不想因为我没办成而坏了自己的好事。

指标有了，我要解决的第一个事情是去街道办事处劳动科，找出我自己的下乡档案。可一到那里就告诉我：要先到学校，找到下乡档案。妈呀！我都离开学校20年了，还能有吗？好在学校不远，也就三、两站路。去吧！到学校进门时，看门人还是原来的校工“常福儿”。我先入为主，先叫：常福儿老师！您还在啊！然后介绍我自己是谁！要干什么！尊重是人人需要的，所谓有理不打上门客。“常福儿”听见“老师”这叫声，尤其是出自一个近四十岁男人之口，先就有了笑容。笑着和我寒暄，并告诉我，管这事的老师叫什么？在哪一层，第几个门。还热情地告诉我：要先敲门，等人家让进了再进去。

老师不在，但门开着想是不会走远。等吧！看着自己20 年前所熟悉、现在看着陌生的环境。看着光滑的墙壁想着当年贴满大字报的样子，心底升起无限感慨。年轻的女老师回来了，我马上凑过去问是不是XX老师，得到满意的答复后，我很虔诚地表示要麻烦她，耽误她的时间帮我找一下下乡档案。也许是谦卑起了作用或还是遇到她的好心情，总之是她马上就帮助我办理了。她一面找登记册，一面回头问我是那届，那班，叫什么？我“67届、24班叫XXX”，我回答着，眼睛盯着她翻动的手。一个大大的，厚重本子拿到手，翻动着一眼看见24班我嘴里说着：就是这个班。真想上去帮她翻到自己的名字。自己的名字一下就跳入眼帘，伸手指了一下。老师念着我的名字说：就是这个名字？我讲：不会错，叫了三十多年了。爱开玩笑的天性这时再次显露出来，老师也笑了。拉开抽屉找到一个专用证明册，写上本人的姓名，然后在日期处和夹缝处盖好骑缝章。临走还嘱咐我拿好，学校只开一份丢了概不负责。想想我能丢吗？它现在比我的命还重要！不过还是要感谢她的热心。

街道办事处那里很快就办理好，也是找到底档，问姓名、班级、哪届毕业等等。出来就奔对门的派出所，进派出所接待室里面没火，冬天所有办理事情的人都要在这种环境下等待。窗子就是那种小小的，只有弯腰才能把自己的脸送到窗口，我想日本人的九十度躬也没咱们弯的深。

等前面的人都办完，我把自己的脸送上去。手里捏着比生命还重的那两张证明，递给坐在里面的女警官。“你从哪儿走的”？“从化校”。“几号楼”？“三号楼”。“现在没时间，底卡太多，等有时间给你查吧”，说着就把仅有一点热气能进来的小窗关上。我在外面不敢把那该死的门拉开，只能把嘴凑近门的边缘，让自己的话尽量能送进她的耳中。“帮帮忙吧！我在外地！好容易找到指标，您这儿的证明拿不到，我是什么也办不了，谢谢您了”。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可怜。好在我后面没有办事的人再等，有机会让我多说几句。屋里的门开了，进来一个年轻的男警察，我还在不停地恳求，声音里充满委屈，一再表示在外地不容易。“你在那里插队”？男警察问我。我忙着答应到“在山西夏县”。“你们夏县的和我们踢过球，你知道吗”？“我没去，但我知道知青和运城驻军师部踢过，您在那儿当过兵”？我可抓到一棵稻草，生怕由于自己的不慎让稻草从身边溜走，语气中尽量显露出兴奋和亲近。“你认识他们”？“守门员57中的路正前我认识”。我急着回答他的话。“李姐，他们挺不容易的，给他办了吧”。男警察帮我求情。“我在你们那里当过三年兵”。女警察看看男警察“你要帮你就帮，弄乱了你负责”，态度虽然生硬，女警察终于还是松口了。“别弄乱啊”！男警察嘱咐着，帮我递出一个抽屉。我满口答应着，忙掏出口袋里的“登喜路”香烟递上去。“烟不错”，警察抽出一只，我忙着递火。嘴上讲着“我和几个在夏县北京东城区的兵不错”。手里尽快地翻动着那一片片的户口底卡。“别忘记把你父母的也找出来”女警察提醒着我。先找到的是父亲的，我小心地抽出来放在一边，把抽出的地方用烟纸夹好。在这个抽屉里再没翻出我和母亲的。小心翼翼地把父亲的递上，然后告诉他们没找到我和母亲的。男警察叫我先放在外面边上，又递给我一个抽屉，还是满满的。我接到手刚要查，他又递给我一个。我很快把母亲和我的找到了。我那张底卡上还盖着注销两字的方型红章，就是咱们离开北京时盖上的。我细心地又都在找到的地方做好记号。把三张卡片递进去，女警察看了看，主要是核对住址，推给了男警察。“你给他办吧”；男警察找到证明册，和学校一样写好名字（因是专用的）及地址，日期盖章、骑缝盖章，最后登册记录。等男警察办理完了，我真是感激涕零，从内心感到自己遇到好人。烟不但不能拿走，临走又送他四合登喜路，他的帮助比烟重的多。

科长和我开始跑区劳动局。每次去，那些办公的小子和丫头们，总能挑出我的问题。不是这个没搞 ，就是那里还缺什么！就是不能一次告诉你还需要哪些是你必须要准备的。科长跑了几次有点烦恼，我赶紧请他去紫竹院内的一个餐厅，就在紫竹院湖北面，原来是个庙宇，规格很高，那时就有单间（现在又不知道干什么用了，去年下雪还特意去了一次，照了几张照片作留念）。以哥哥的名义请，钱是我来付，喜民作陪。酒还是我带的汾酒，可惜我和哥哥没有喝酒的基因。“吃的满意，喝的不尽兴”，这是科长的原话。

吃了人家的嘴软，更别说还有我送的五百元现钞呢，科长又来了精神。我也没闲着，去天津外贸和北京外贸，找所有认识的人搜集能搜集到的外贸挂历，进口的、出口的全有，大概那时有近百本，多的我快拿不动了（好在那时打车可以报销）。凡是去的地方（关键）不管能不能帮我，全送！混个脸熟。郭东临的话，“有人开始给送礼了，”没人给我送“礼”，但是有人开始和我点头，让我坐那里等了。

最后一切都没问题了，区劳动局的科长接待我们。一进科长办公室，我就把近20本的进口挂历放在桌上。人家看了看没表示，翻开我的资料仔细在里面查找问题，也算是对工作负责吧。看看实在是找不到什么可以再次赶我们出门的原由了，这才笑了（我感觉）“带的这是什么啊”，说着用手打开挂历，“挺美的”，嘴里说着。要知道那都是精品，全是进口的，在1987年能拿到出口的就很不错了，何况是进口的！“科里够分了”？“这是给您的，他们的我都给了”，我忙着答应。这时她是真笑了，嘴里虚伪地谢了声。叫外面的一个女孩进来，命令着她给我开证明。我转身和女孩走出办公室。女孩很快开好，让我拿着到科长那里去盖章。和我来的那退伍兵（科长）正和这个科长聊的欢，见我进来看都没看就拿章盖了。

出了劳动局大门。我看快到中午，说：咱们吃饭去！找了家不大的小饭馆，尽量要点好菜，拿了一瓶白酒，两个人吃起来。四川人能喝，我只喝了不到一两就“完蛋”了，脸也红，脖子也红，甚至连脚脖子都红了，意识还算清醒。不时提醒他多喝点，多吃点什么的满张罗。等他再次灌我又喝一两后，我已经走不出饭馆门了。他把我搀出来，我在自行车旁就“折锅”了，快把五脏六腑吐出来。我仍能叫他先走，看来还不糊涂。他骑上自己的车和我打个招呼走了。至今我再未见过这个帮过我、也拿过我的科长。但是，我还是要感谢他！

饭馆离岳母家不远，还能推着车到老丈人家。进门我就又吐，把个老丈人气的一个劲地骂。我不听，听不见！也不管，爱骂不骂！我心里高兴啊！那叫美。

 

晚上喜民下班，先回老丈人家，是小姨子给她打的电话。她进门我还在睡，喜民随便吃点东西搀扶我离开丈人家。一路上我嘴里打着嘟噜，和她讲着所有的经过，开心地笑着、说着。

我们自己租的房，孩子在家等我们，听到我说办完调令，也兴奋起来。手舞足蹈地看那张牵动我们神经的纸，喜民不时强调着小心，别撕了的话。我早就上床呼噜开了。半夜醒来又吐，头痛、恶心伴随了我三天，真像大病一场一样。

刚能走动，我就“立马”去了海淀区公安局。在公安局没遇到任何麻烦，看到区劳动局的调令马上就开了准迁证。

那是离1988年的元旦还有两、三天的日子。

 

三个月后，喜民和孩子就按照一方在北京工作的原则顺利办理进京，从此离开养育我青春、教育我成熟的第二故乡—山西。

在这里还要说一句：感谢1985年那些首先奋起要求返京回城的知青（其中有闻喜知青“小侯”，名字忘记了），没有他们的坚持、努力就不会有我们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