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我离开了北京，到山西夏县下乡插队，后来，又在山西当地参加了工作。 咱们这些人，从北京走的时候，迁户口的情况可能都一样（就是有不一样的也是极个别的），拿着插队通知书，或和父母、兄妹或是自己，看着警察在户口单页上盖上注销或迁出印章，往抽屉里随便一扔，自己北京户口的身份从此终结。
可回京时的那种艰难，经过的磨难各有不同。我在这里只讲讲我和喜民所经历的。
提出想“杀回”北京的是我爱人喜民。那是1986年的夏天。厂里因为大都是单职工，家中人人有麦子要收割，所以在闻喜甚至晋南各县、各厂、机关全有放麦假的习惯，就连孩子们也不上学。
厂里放麦假了，正好有十几天空闲。喜民想回家，和厂长谈。因有1985年知青闹回城的事情，所以厂长问的挺仔细。她那时是厂里二车间（注浆车间）主任，统领近200人。不光是她走要影响生产，还可能影响别的知青情绪。最后她讲我不走，厂长知道我当时在闻喜玻璃二厂供销科当科长，最后还是放她了。
我没走原因有二：
一、是我的工作不允许我离开，再说当时党员还未转正。
二、是我们总要有个根据地，她回京没结果还要回到闻喜，即便在她们厂不能混了，也可以调到我们厂来。
回京后，喜民先找了个旅馆的工作，当然是通过关系才进入的。旅馆不大，在西客站附近（那时还没有西站）。喜民从抱被子当服务员开始，不管怎样还是作过基层工作，管理上能有自己独到见解，很快就进入领导核心（当然也有情面上的因素）。工资那时能拿200元左右，比在山西拿的多的多，是我的近五倍。
工作安定了，就开始搜寻各种信息（山西在北京工作人员名单）接着跑各个地方和人家谈，有时要从西边跑到大东边。不是人不在，就是人家不见，总之跑了很多的冤枉路，甚至有时跑到远郊区。那时的交通很差。夏天带着水，不管多热也要去（好在电话不花钱，用旅馆的）。冬天就是再大的风雪也不敢失约，就怕错过机会。最后终于在西城区找到一个闻喜当地的，让见面谈（互调）。能谈就有希望，一次次地见他。
这家伙，这次说想回去，下次去可能又有变化。搞的喜民真是快崩溃了，按她那时的脾气早就开骂了，可为了回家还得忍耐、忍耐、再忍耐。最后还好，终于提出了条件。一、是进我的单位。二、是不能干一线工作。三、是孩子要进入厂里工作学技术。四、是要1500元现金。五、是要一辆永久自行车。
自行车好说，我早就准备好了（就是那种锰钢的）；进我们单位也没的说。不干一线工作，我想没什么困难，搁我科里打杂、跑车站。孩子的问题，我和厂长说一声就可以，反正不进他的孩子也要进别人的；我自己是一个也没办过，这次就给自己进一个。就是这1500元现金有点难度；试想那时有几个人有1500元人民币。为了办成调动，我们只好先答应了。好在父母落实政策还有4000多元，哥哥和妹妹都比较好说话（那时没嫂子和妹夫），先动用那钱让我回京（从那时我就有了要搞钱的念头）。
钱在他回闻喜探亲时已经汇到，正好他的同村亲戚是我们厂的副厂长（私下我们的关系还不错），这下就更好说了。我把车推到副厂长家，存折也放在副厂长家。他提出的工作问题、孩子进厂工作的事情，副厂长都给他做了保证。想着这下应该没问题了，谁知丫回京后又不冷不热。喜民几次去都是“再说、再说的，”一直不给个痛快话。现在想想，可能是我们给钱和东西太痛快，他认为还可以榨出更多油水，所以拖着、抻着，凉拌我这“黄瓜菜。”
我那时是有出差机会就自己完成（北京方向），回京和喜民商量对策成了我的工作中心。闹的厂长几次和我嚷嚷，科室的工作一团糟。我呢！找出各种不去不成的理由（当时我们的产品全部出口，走北京外贸和天津外贸）。再说我去就能提高产品价格，毕竟咱们是北京知青嘛！家中科里开会，工作让他们多上上心。我知道问题出在那里，就是出口包装总出问题，不是大点、就是小点。要不然就是衬垫层数不够或瓦楞纸的弯度小，都不是大问题。解决办法就是加强联系，强调问题，提示规格重要性和不负款（斩断经济是加强理解的最好方式）。人员配备上就多派人，一个不成就再去一个责任心强的。吃在那里、住在那里。反正去了他们厂长就要陪着，管饭不说，还要管住，管玩。有两次他们就上心了。
再说说那闻喜的吧，最后谈着谈着没消息了。气得我们副厂长都骂娘，把他也装里了。我只得把车子和钱拿回家。此路不通，只能另辟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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