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人”冯其利的五味人生
—清史教授都敬佩的草根学者
五个月前,一个普通北京人的去世，在清史、北京史学界和清皇族后裔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他走的那天，妻子崔平只通知了三位亲友，可是一下来了好几十人，光专家、学者、记者，皇族后裔就来了十多位。
30多年前，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的工人对妻子说出了自己的理想，他说一定把自己的名字登在《北京晚报》上。几十年过去，他不但在《北京晚报》上发表了上百篇文章，还著书立说，成为清史研究专家，被誉为“清王爷坟研究第一人”。很多清史教授都对他敬佩不已，清皇族后裔有关于家族的问题都得向他请教，并称他为恩人。
现实生活中,拮据、病痛、困苦、劳累伴随了他一辈子，他却觉得自己心里的快乐没人能比，他用自己的生命和时间赛跑，赶着在那些历史遗迹消失之前保存下珍贵的史料，最后却带着遗憾离去，因为他想做的事“两百年也做不完”。
这是个普通却不平凡的北京人，他就是“奇人”冯其利。
冯其利是谁？一个普通的北京人，住在南三环外一间53平方米的斗室中，刚刚走完他六十五岁的人生。
“他一直就和别人不一样，特别怪的一个人。”崔平一直称丈夫为“怪人”，语气中却分明带着宠溺。她22岁认识冯其利，俩人都是北京电冰箱压缩机厂的工人，在一个车间干活。“当个工人，连个螺丝钉都不会拧，直到退休前都没把钳子、扳手摸熟，领导只能分给他一个按按钮的工作。”一边按着按钮，冯其利一边抄稿子，气得领导批他“不务正业”。当时他在帮学者郑公盾抄文稿，“白天抄，晚上抄，抄得入迷，休息日的时候能从早上5点抄到夜里12点。”
“除了看书写字之外，他真是什么都不会，一辈子不会用筷子，不会骑自行车，把饭菜放在他面前，他还得问，我吃哪碗？”崔平笑着唠叨，似乎那个人就在眼前，“不看电视，不聊天，不应酬寒暄，客人到门口都能给人家堵回去；不爱吃，不爱穿，有时候在图书馆看一天书能把自己饿晕了；不刮胡子，不洗脸，羽绒服从不系扣，腰上拿绳一勒，后背上脏得‘画地图’，都成小区一景了；没事就往野地跑，郊区农民见着他说，那个要饭的又来了……”
重新了解丈夫，如今，这些“怪”都有了根源，“我现在才明白他总说的那句话，‘没时间了，我想干的这些事，两百年也干不完’。因为心里装的全都是他研究的学问，所以对别的全不上心，生怕耽误了一点工夫。”
 上世纪80年代考察莫英墓(左一为冯其利) 狂：我一定要把名字 登在《北京晚报》上
崔平一直记得1980年的一件事，有一天，冯其利忽然对她说：“我以后一定要在《北京晚报》登上我的名字。”
在小平房昏暗的灯光下，冯其利兴致勃勃地拿着一份《北京晚报》给她看，刚复刊不久的晚报五色土副刊开了一个新栏目“谈北京”，几百字的“豆腐块”写的是有关北京历史文化的小文章，都是冯其利感兴趣的东西，他有点跃跃欲试。
“我当时冲口而出，你想什么呢？《北京晚报》哪是你想登就能登的呀？当时在晚报上发文章的都是专家学者，他一个初中毕业的普通工人，敢说这话真是狂得没边了。”
崔平没想到的是，冯其利的这个“远大志向”只用了一年就实现了，1981年，他就开始在晚报上登“豆腐块”，这一写就是20年，写了几百篇。
“老冯就是有这么一股劲儿，他想干的事情就一定能干成。”杨海山是冯其利相交20多年的挚友，也喜欢研究北京历史，两人就是通过北京晚报认识的。“我当时在晚报上看见冯其利写的文章，特别喜欢，心里想，这一定是个老先生，懂得真多。1992年我才第一次见到他，原来他一点也不老，我俩一见如故，他对我来说，亦师亦友。”
如果没有北京晚报上的这些小“豆腐块”，也许，这个普通的青年工人会有不同的人生道路。“老冯一直说，当时五色土的编辑李凤祥老师是他一辈子的恩师，手把手地教他怎么写文章。”冯其利脑梗之后，70多岁的李凤祥还到家里看过他，冯其利已经说不出话，只是握着他的手流泪。
冯其利研究了半辈子的王爷坟也是《北京晚报》上的一篇文章引发的。1982年7月，《北京晚报》登了一条消息，辽宁抚顺的萨尔浒古战场开放，展出的62件明清石刻都是从北京西郊隆恩寺运去的。冯其利当时心生疑问，隆恩寺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明清石刻呢？较真的他在休息日去隆恩寺考察，发现寺院附近是一个清代王公坟墓的遗址，可谁也说不清墓主是谁。
冯其利是那种有了疑问一定要搞清楚的性子，前思后想，他跑到护国寺街去请教素未谋面的溥杰先生。溥杰先生很热情地接待了他，虽然也说不出墓主是谁，但他告诉冯其利，清代宗室王公墓葬这学问，现在还没有人搞，很多墓地已经损毁遗失，如果能搞清楚将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于是，冯其利内心又萌生了一个很“狂”的想法，他想去做这件专家也没做过的事。
从此，冯其利迷上了考察清朝墓葬，成了京郊农民眼中那个专门钻坟圈子的怪人。10多年间，他“钻”遍了京郊、河北现存的80多座贵族墓葬，搞清了每个墓的主人，甚至了解墓主的脾气秉性，成了这个领域真正的专家。
痴：在图书馆忘了吃饭 曾把自己饿晕过去
冯其利走后，他留下的手稿资料在床底下足足码了半床， 500G容量的硬盘至少二十个，大大小小的U盘则不下百八十个，还有几十个胶卷没洗。看着这些东西，崔平心里是又爱又恨，这是丈夫的心血，为了这些，他痴迷到连命都不顾了。
说起冯其利做事，经常会听到“疯狂”、“着魔”这样的词。“他曾用4年的时间读完了500卷的清史，真是把书都翻烂了，尤其是他感兴趣的世爵表和王爷公主的内容，翻烂一本再买一本，内容全印在脑子里了。”杨海山最佩服冯其利的就是他超群的渊博和记忆力，“说起一个事，他马上就能反映出来，这个记在清史1728页，这得下多大功夫啊。”
几十年间，他寻访王爷坟、公主坟、王府，各种遗迹，不知道走坏了多少双鞋，“不会骑车，还平足，一走就是七八十里山路，他是怎么扛过来的呀？”一想这些，崔平就心疼地不行，“这些年走了几万里路，他真是着魔了。”
结婚将近40年，夫妻俩没有结婚照，甚至找不到一张合影，俩人没出去玩过，只有一次出门散步，冯其利两分钟就往回走，惦记着没写完的文稿。所有的休息日，他不是趴在阳台上写字，就是去田野考察。“每次回家，衣服鞋脏的没法看，身上都是馊的，连公共汽车上的人都躲着他，回家连澡也顾不上洗，趴在桌上就写。”
“他这个人，真不知道是聪明还是傻，干事干到吃饭都能忘。”上世纪90年代，冯其利从工厂下岗后，经人介绍到北京档案馆做档案整理的工作，每天抄写繁琐的民国档案，别人觉得枯燥乏味，他却乐此不疲，他把收集的史料整理成《内外城胡同名人地址线索》。“一支笔，一盏灯，一摞材料，一抄一整天，午饭啃根黄瓜吃个西红柿草草了事。”
后来，冯其利受聘到首都图书馆拍老照片整理资料，更是兴奋得不得了。“他计算了一下，光拍照就得花五年，他把照片分了十多类，有不同的专题，每个都想好好研究，写出论文，他总念叨，时间不够用啊，经常中午忘记吃饭，有一次在首图饿得晕过去了。”这些事，杨海山当时都没敢跟崔平说。
2013年，冯其利脑梗之后不能动了，他用含混不清的语音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去图书馆”，看见妻子说，看见儿子说，看见妹妹说，不带他去就闹脾气不吃饭，一家人对着流泪。
“为什么会这样？老冯是把生命提前透支了，把30年的事情用10年干完了，才把自己累成这样的。”杨海山一说起这个，眼圈就红了。
民俗学者常华是冯其利30多年的老朋友，两人曾一起去野外考察。“一次在房山区深山里考察时，翻山走错了路，带的干粮早吃完了，他情急之中想起老乡说的柏树籽能吃。为了充饥，他还吃过野葡萄、山核桃。考察果郡王的坟地时，抄写完墓碑已是夜幕降临，他找不到下山的路了，深夜，山风大作，又冷又饿，他找到一个破庙，就倚在墙角熬到天亮。”
风餐露宿，常年的野外考察摧毁了冯其利的健康，为此，崔平不知道和他发过多少次脾气，“高压都240了，还往外跑呢，怎么都喊不回来。”
因为怕崔平担心，也怕不让他出去，很多病痛冯其利都强忍着不说。“他每天去首图，都带着个小马扎儿，说是公交车上坐着，我后来才知道，他那时候腰椎间盘突出已经特别严重了，尾椎骨突出了一大块，从家到107车站，他带着马扎儿一路上要歇六七次，10分钟的路他得走几十分钟，他得多疼啊！就这样还是每天往图书馆跑。”
2006年9月，冯其利又迷上了北京的井盖，拖着这样的病体，他每周六出去调查，北京有842852套井盖，十米八米就一个，只能靠走。从长安街开始，他走过高等院校、旧城区、朝阳、丰台、海淀、石景山区，写了20万字的文稿，拍了50多卷照片。
他的一本本专著、一篇篇论文就是这样靠生命和健康换来的，《清代王爷坟》、《寻访京城清王府》，去世前两个月还出版了新书《京郊清墓探寻》。“原来他是那么皮实的一个人，感冒吃个罐头就好了，可后来浑身都是病，肾炎、糖尿病、白癜风、高血压、低血钾……我觉得他一碰就要碎了，身体已经耗到头了，全靠精神在支撑着，因为那么多想干的事还没干完。”
2013年，冯其利倒下了。“他太累太苦了，终于能在家好好歇歇了。”崔平每天精心给丈夫喂饭、擦洗，“他这辈子还没这么干净利落过。”
冯其利从来没工夫和妻子聊天，脑梗后他第一次用含混不清的声音对妻子说：“我喜欢你。”崔平说：“我知道，你就是成了植物人我也陪着你。”生命的最后这一年，两个人终于能够相伴在一起了。
乐：清皇族后裔 把他当恩人
说起自己研究的成就，无论是给人上课还是圈内人士切磋，冯其利总是淡淡地说：“我只不过是一个工人，就是喜欢这些。”那种热爱和痴迷他从来不愿在人前多说。
“只有一次，老冯跟我说过内心深处的想法，他最自豪和快乐的事情就是通过自己的工作，可以把这些快要消失的历史传承下去。”杨海山也是从这时候才明白，为什么冯其利老说时间不够用，“他是在拼着自己的生命和时间赛跑，因为那些遗迹被毁的越来越多，知道这些历史的老人越来越少，他要赶在消失之前记录下最详实的资料。”
冯其利常常感到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中国的历史是外国人在研究，例如清朝满族的墓碑和墓葬研究是日本学者在做，史料也只能从日本找到，“难道以后研究中国历史要去国外吗？”所以他拼着一己之力就想多留下点东西。
让冯其利深感欣慰和高兴的是，他并不孤独，他做的事情得到了很多人的理解和深深的感激。“送老冯走的那天，金诚哭的泣不成声，他是努尔哈赤十四世孙，他说老冯是‘活的宗人府’，过去宗人府管的是皇帝九族的宗族名册，现在，这些满清族谱都在老冯的脑子里。”
杨海山和冯其利最近几年致力于满族皇室宗谱的研究，为很多满族皇室后裔找到了家谱，保留住了这些家族历史，被他们称为“恩人”。“溥杰先生对他的族人说，冯其利不容易，他做的是我们做不了的事。”
偶尔，冯其利掩饰不住内心的高兴，会对崔平说：“我在外边人家叫我专家。”崔平不信，他又说：“我认识800多皇族后人。”崔平说：“那你能托人给儿子找个工作吗？”他不说话，只是笑。他走后，崔平整理他的通信录，里面有1000多个皇族后裔的名字。
送冯其利走的那天，崔平吓了一跳，她只通知了三位亲友，可是一下子来了好几十人，有专家、学者、记者，皇族后裔来了十多位。“这么多人敬重他，他应该挺欣慰的。”
可是杨海山觉得，冯其利心里还有遗憾，“他没整理完的资料，没写完的文稿，他脑子里的东西，没有第二个人知道，也许以后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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