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代人——从“文革”的苦难中走出的。我想，凡爱读书的人──那个年代的城市青年以读书为荣，一个人，如果饱读诗书（这个诗书并不指向中国古代经典，而说的是翻译过来的外国小说），会得到周围人的尊崇与景仰的，就在当时，有几本小说是影响深远的───《静静的顿河》、《九三年》和《牛虻》，我想，但凡那一代知识青年，你只需问他读过这三本小说吗？他们可能会自豪地回答：我读过。

　　我也读过。但我读时不是“文革”前，也不是在“文革”风起云涌之时，而是在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的“一九七四年”，曾经的狂热与盲从随着林彪事件的爆发而寿终正寝，我们进入了怀疑与迷惘，开始了有点嬉皮式的玩世不恭。

　　记得当时我因军队的一次人事关系上的“受挫”，倍感失望，主动要求从部队机关下放到了狂风呼号的小帽山上。入住小帽山半年后，我的脚趾不知为何发生了溃烂，举步维艰，上级领导闻讯后立即要求分队领导安排我下山住院，因此，我住进了一所野战医院。在那个医院里，我认识了一位在海军供职的干部子弟。

　　我们聊起了当兵的感受，他仰起脸，朝向明媚的蓝天，嘴里喃喃自语般地说：“不管我活着，还是我死了，我都是一只快乐的大苍蝇。”就在那时，他告诉我这是一本叫《牛虻》的小说中的一句名言。

　　你没看过这本书吗？他嘲笑般地问。我摇头，心里掠过一丝惭愧，还有些脸红，因为我看出他对我的失望。

　　一般子弟们都会看过这本书的。他说。

　　他叫张平。后来聊深了才发现他居然服役在大帽山，与我所在的小帽山遥遥相望，中间只是隔了一道深山狭谷。他是雷达兵，而我是侦听员。

　　就这样，我通过张平终于看到了那本著名的小说《牛虻》。

 

　　我看得如饥似渴，有几次连吃饭都忘了。快看到尾声时，有一天傍晚张平与郑志国来找我，让我一块儿出去玩。我们一边喝酒一边聊《牛虻》，张平说，他就想当牛虻那样的人，隐忍而坚强；志国不以为然，他说牛虻就是一傻子，你不爱人家琼玛吗，干吗弄得那么扭巴？挺没意思一人。

　　而我则是另一种看法。那时别看我装着吊儿郎当，但骨子里还是羞涩的，尤其是当谈起女人和爱情时，他们这么肆无忌惮地聊着其实我听着挺脸红的，但好在有烈酒掩护了我，我这人一沾酒就脸红。

　　但微醺的他们催促我说说读后感。我思索一下，问了一个问题：我没太懂亚瑟（即牛虻的真名）的所谓爱情，你们说他真爱琼玛吗？

　　废话！他们两人异口同声地回答，纳闷地看向我。

　　那我就不懂啦，既然他那么爱琼玛，而且坚定不移，为什么身边还有一位同居的妓女呢？真正的爱情能允许这种行为存在吗？

　　哦？他们两人也有些茫然，一时回答不上来了。

　　但张平开始沉默了，显然他也在思索我提出的问题。

　　而且，他每次见了琼玛都不告诉她：我（牛虻）就是亚瑟，他明明知道琼玛是那么爱他，十几年来都在痴情地等待他，虽然以为他死了，可他反而对琼玛表现得极端冷酷，这个我也不明白。

　　这就是一个革命者的意志，张平说。说这句话时，他红红的脸膛上亦有了一副坚毅的表情。

　　我很想告诉他，在我看来牛虻做得太过分了，不近人情，他其实深爱着琼玛，爱得那么痛苦，甚至几次欲言又止，这么折磨自己，也折磨着坚贞不渝爱他的瑟玛。我真不懂！但我没敢说出来，我怕他们会数落我为小资产阶级思想，在那个年代，被人说成有这种思想几近耻辱。

　　在我以后的人生中，我始终带着这个疑问行走在属于我的历史中，岁月在静默的无言中流逝着，而我，一直在心中存留着关于亚瑟与琼玛这个特殊的爱情，这个爱情让我困惑，亦让我为此而深深地感动；同时，我还牢牢记住了亚瑟（牛虻）在走向绞刑架前写给琼玛的那份遗书：

　　“不管我活着，还是我死了，我都是一只快乐的大苍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