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兵团五师五十五团一营六连的战友们：你们还记得“西姆”吗？“西姆”大名孙承祥，是1968年9月18日离开家乡赴东北兵团五师五十五团一营六连的天津知青。他的个头不高，身高大约只有1米6，长着一张圆圆的娃娃脸，一天到晚笑呵呵的，我从未见他与任何人发生过冲突，人缘极好。他会摔跤，因他个头矮，重心低，底盘极稳，所以摔跤摔的相当不错。这可能也传承了当时天津人喜欢玩拳玩跤的习惯。他的两臂有“千斤之力”，很轻易地就能把一个100多斤的人举起来，让我对他刮目相看。他干工作时也是尽心尽力，从不偷奸耍滑，很有责任心。在当时可以算是领导比较放心的知青了，所以当时安排他做看水员的工作。（看水员的工作就是一个人负责很多水稻田，根据天气温度、秧苗的成长状况来调控稻田里水位的高低，以保证秧苗的顺利成长）。
2010年8月31日从天津传来消息：我的老排长刘文政从法国回到天津办事，天津知青杨捷、许育才（上海知青）夫妇准备宴请刘文政以及当年一起下乡的天津老知青们，（孙志宏夫妇，陈君汉、刘树立、李森、王力克）并且说了一个让我不敢相信的消息：“西姆”也将出席作陪。我听到以后，当即决定第二天赶赴天津，去看望已经多年不见的刘文政以及“西姆”。
9月1日，我上午赶到北京南站，乘坐北京——天津的城际快车，半个小时就抵达天津，心里不禁感叹：火车提速后，去天津太容易了！
傍晚，我随着陈君汉、刘树立等人走进饭店的306包间，刘文政向我走过来，我真的不敢认了，28年未曾见面的他由于戒烟现在太胖了！这时“西姆”也站了起来，我连忙迎上去问他：“你还认识我吗？”他笑着连声说：“认识，认识。”我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我仔细地望着他那张清癯的脸，39年前的往事闪现在眼前……
1971年7月下旬的一天夜里，劳累了一天的各地知青们都已经进入梦乡。突然，“西姆”在蚊帐里大声嚷嚷起来：“你们谁压着我的胳膊、腿儿了？我的胳膊、腿怎么不能动了？我头疼，我的眼睛怎么看不见了？”当时睡在“西姆”左侧的是刘承融，右侧是王力克，他们都是和“西姆”一起下乡的同学，这两位惊醒后，想问问“西姆”什么情况，发现他已经进入昏迷状态。于是他们马上找了卫生员，卫生员也束手无策，当天夜里要了车，急忙把“西姆”送到了团部医院。
我是第二天早晨才听说这件事情。当时连队领导以及各地的知青战友们都非常关心“西姆”的病情，陆续有人去团部医院探望他，反馈回来的消息可不令人乐观。当时的团部卫生队只是安排了“西姆”住院，不确诊也没有采取任何救护措施，任由他躺在病床上昏迷。我们得知了这个消息后，心里都很焦急，因为他是我们朝夕相处的战友。
大概在“西姆”住院的第三天清晨，刘文政和我们十余名各地知青赶往团部医院，我们先是探望了“西姆”，看到他仍旧昏迷，一副人事不醒的样子，心里都很难受。当了解到团部医院还是没有采取任何救护措施时，我们愤怒了。在团部医院楼上楼下的来回跑，寻找团卫生队的于队长，一定要让他给我们一个说法。可是于队长就像是在人间蒸发了似的，踪迹全无。
时间过得飞快，已经是中午12点多了，我们的心情越来越急躁，很有可能将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事情。因为那个时代的我们，还是有一些浮躁与轻狂，“红卫兵”的“敢字精神”或多或少还在许多人的骨子里沉淀着。
正在这时，我们得到了一个消息，兵团的鮑副参谋长正在我团指导工作，于是，我们决定去找鮑副参谋长反映问题。打听到鮑副参谋长就在团部医院西侧的一栋二层小楼里办公。我们十余人便直接闯入那栋二层小楼的门厅，在门厅我们被一位气宇轩昂的年轻军人拦住并问我们想要干什么？我们回答他：“要找鮑副参谋长反映问题。”没想到的是,不单不让我们进去，反而还遭到他的斥责：“说我们影响了首长的休息。”因为事关战友生命的安危，所以我们也毫不退让，就与这位军人争吵起来。最可笑的是这位军人在与我们争吵的过程中还有意无意地露出挂在腰间的手枪，大有一种只要我们敢越过雷池一步，就将我等一行众人就地正法的感觉。并说道：“你们以为还是文化大革命呐？”说的我们全都一愣。时值1971年的夏季，没听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呀！这时，刘文政反问了他一句：“文化大革命怎么你啦？”问得这位军人一愣，只见他面红耳赤，目瞪口呆，张嘴结舌想反驳我们又说不出来的尴尬模样，让我们觉得他的样子既滑稽又可笑，而且还非常可怜。在当时那个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年代，这问题可不好回答呦，如果说错了，那可就是现行反革命啊！争吵的双方怒视着，僵持着……
这时鮑副参谋长从楼上走下来，他下楼后就制止了那位军人，要求他不许讲话。并且和蔼地对我们说：“你们找我有什么事情？”我们这些人当时也确实不懂规矩，围着鮑副参谋长七嘴八舌的，搞的首长不知道该听谁的。只见他不急不躁，和颜悦色地对我们说：“不要着急，一个一个讲。”并把我们领进他的临时办公室。刘文政代表我们讲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最后说：“既然是要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为什么不确诊，不用药，任由病人昏迷，这毕竟也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啊！找于队长又找不着，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来找首长反映问题。”
鮑副参谋长听刘文政讲完以后，脸色已经变的极其阴沉。只见他拿起电话说：“转于队长。”（真奇怪，我们找了一上午都找不着，首长一找就找到了）.我们听见鮑副参谋长仔细地询问了孙承祥的病情，又问团卫生队采取了什么样的医疗救护措施？不知于队长是怎样回答首长的问话，我们已经感觉到鮑副参谋长说话的语气越来越严肃，好像很生气的样子。他对于队长说：“我不想听你的解释，我要求你马上采取医疗救护措施，我要求你要把“死马当作活马医”。说完就放下了电话。（经当事人之一上海知青曾松龙补充回忆：鲍副参谋长和于队长通完电话后，又对我们讲了脑出血的严重后果，还举例说：“刚建国时，我党的五大书记之一任弼时同志也是患了此病去世的。”他的意思是已经责成团医院全力抢救，但是因医疗条件比较差，大家还是要有思想准备。说到此时，只见那位年轻的军人对鲍副参谋长讲：“那位于队长我上次来就感觉他做事不地道。”当时，我们全都大吃一惊，他刚才还在一个劲儿地训斥我们，见首长如此的理解我们，或许是他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也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吧...... ）。至此，我们自然不会再说什么了，并向鮑副参谋长致以深深地谢意，便退出了小楼。
事隔多年，我对鮑副参谋长的印象极好。他个头中等偏高，年纪大约在五十岁出头，头发稍微有些谢顶，两只眼睛炯炯有神，往那儿一站，很有一种老军人的威严。事后给人的感觉他又像一位非常和蔼可亲的长者，是一位爱兵如子值得我们尊敬的首长。
既然首长已经下了指示，团部医院也就积极地行动起来，他们邀请了大医院的专家前来给“西姆”会诊，诊断为脑血管畸形引发的蛛网膜下腔出血。又在东阳镇搞到一种用犀牛角制成的中药，给“西姆”灌服下去......，我们的“西姆”终于清醒了，战友的生命被保住了。
“西姆”因为需要转院治疗，在父母及同学佟开云的陪同下回到了天津。在天津总医院继续治疗，天津总医院最后确诊为脑血管前动脉先天畸形引发的脑出血。
从那时起，我就再也没有见过“西姆”。1974年他因病被退回到天津，当年被分配到天津市第三塑料厂的食堂工作。现在已经退休，在家颐养天年。
时隔多年，那天当我再看到“西姆”以后，见他只是比以前稍微瘦了一点儿，模样基本上与年轻时没有什么变化，思维清晰，吐字清楚，唯一的遗憾是留下了一点儿后遗症，（他当时如果能得到及时的治疗，恐怕连这点后遗症都不会留下。）但并不妨碍走路及料理生活。
我与天津战友们像是有说不完的话，不知不觉时间已经到了晚上九点多钟，因为我还要赶回北京，便与“西姆”依依话别，并邀请他有机会到北京，我相信北京的战友们是欢迎他来北京做客的。衷心地祝愿我们的战友“西姆”健康、快乐！
（孙承祥的昵称“西姆”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是从英文还是从俄文演变过来的？我询问了许多他的同学，他们也说不清楚。可是在连队大家都叫他的昵称，他的大名已经被许多人淡忘了。）
201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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