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文革前一次上生理卫生课，这节课是讲生殖系统。老师一进门就说：“今天我给你们讲点卤的。”想到课文内容，大家不禁精神一振，课堂顿时安静了不少，都想听听老师到底能讲什么。一节课听下来，我们大失所望，老师什么也没讲，只是照本宣科读了一遍课文，与其这样还不如自己看呢。讲课的老师水平很高，原来是北京医学院的讲师，因右派言论下放中学教生理课。连这样的老师都不敢涉及“性”这个话题，就可想我们那时对这方面知识的匮缺和无知。真正使我们懂得人类进化过程中不可缺少一环的，是我们广大的农村朋友们。
插队之后，在田头地角，社员们赤裸裸不加掩饰的话，常常令我们面红耳赤，尤其女社员再参与进去，更令我们不可思议，心想这不都是流氓话吗？怎么能在大庭广众下说，太过分了吧。与社员熟悉了，年轻的小伙子常到我们住的地方玩，他们的话更加露骨，常常直奔主题，令我们无法回答，有时把我们问急了干脆把他们轰出去，定为不受欢迎的人，期限一般是二十分钟。
但也承认，虽然学生们对他们说的话有排斥情绪，有些事情不好意思承认，但对他们说的内容也充满好奇，终究是以前没听说过，也不了解的事情。可以说，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之前，对“性”知识的宣传和教育是极其欠缺的，在这方面工作做得很不到位，有时候甚至可以用“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来形容某些现象。在这里要多说几句，近一二十年来，在“性”这个问题上国家又过于放纵，对某些人来说，有些行为已经成了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解放后罗瑞卿主政北京治安工作，曾自豪地说北京已经成为“十无”城市，达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我们依稀记得青少年时代的北京，确实比现在好得多。固然那时没有电视，没有空调，吃不到肯德基，吃不到麦当劳，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较为真挚和信任，社会上的丑陋现象少之又少。如今的堕落，我认为应归罪于万恶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这场祸国殃民的文革，造成国人的道德沦丧。又由于某些方面的失误或欠缺，使金钱至上、物欲横流思潮和现象充斥着整个社会。
我们队里有着众多的牲畜，但只有一匹种马。这匹种马长得高大勇猛，通身枣红色，相当漂亮。生产队为了扩大牲畜的繁殖，需要再培养几匹种马，于是派村里的赤脚医生进行筛选，让我们学生帮忙。
经过队长等人的目测，选出了一匹儿马，花色为青白杂色，不如那匹种马漂亮，但也长得很高大。饲养员拉来一匹牡马拴在木桩上，让儿马嗅它的后面，不一会儿马长啸一声，腾身而起，跨在牡马身上，只见长着一颗大鼻子的赤脚医生几步跨过去，一把将儿马的阳具抻出来，哗的一声流了他一手，大鼻子医生赶紧把东西涂在试片上，送到显微镜下仔细观察。半响，只见医生高兴地对队长说：“有不少呢，还都是活的。”听了之后，队长几个也挺高兴，嘱咐饲养员把这匹儿马单拴在一个地方，要加强营养。虽然我们在旁边看了全过程，但当时什么也不明白，以后才知道那是在检查儿马精子的成活率。
农村不象城市，缺乏道德方面的公众约束，年轻人常常干出一些违背伦理道德的事。有一次有女生向我们说有人偷窥女厕所，引起男生的愤怒。经过现场观察，原来女厕所墙上有个洞，位置较低，是往外排水的。当在里面如厕时若发现洞口一黑，就是有人在外面窥视了。我们给她们出了个主意，让她们准备一根带刺的树枝，等洞口黑了后使劲往外刺，不用考虑后果，女生答应了。过了几天，我们发现一个老乡眼下面脸颊上有血迹，就去问他，你的眼睛怎么了？他不说，扭头就走。洞口以后再没黑过。
有人说过，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可以大有作为。一点不假。只有中国的农村和中国的农民，才具有翻天覆地的能量。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完全是农民的力量。在中国，对农民了解最彻底的只有毛泽东。土地，是农民的根本，为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农民可以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为新生政权奋斗。毛泽东懂得农民，他将自己的根深深扎在这块土地上，以农村包围城市，坚持在农村搞武装斗争，在艰苦的边区和山区获得充足的给养和坚韧英勇的战士，最后取得了他希望得到的政权。现在，大量的农民失去土地，以游民的身份进入城市，城市变得无限庞大，尤其在以牺牲环境保护和不可再生资源的情况下取得城市和GDP的发展，危害是明显的，后果是可怕的。我们的农民朋友失去土地后在城市中又找不到准确定位，最后的结果是不敢想的。
城市不是生来具有的，城里人也不是天生的，我们每个人都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我们到农村后很快就会融入到农村的怀抱中，尽管我们在卫生、饭食、习俗婚姻等方面与农民有着很大区别，但双方都没有太大的排斥，说明我们的骨子里流淌的是同一种鲜血。
农村是个大学堂，它教育了我们，锻炼了我们，使我们明白了人生的艰难和世事的险恶。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必须否定，但它也使我们从中获得一些宝贵的经验，起码我们不会盲从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