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窑和民工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对，我就是准备讲俩个故事。
自从我们的政府和美国哈默博士合作开发了朔县安太堡露天煤矿，才使国人知道在我国的山西省地下蕴藏着大量的煤炭，数量之多令人咋舌。其实早在四十多年前，我们插队学生就知道在这一地区有着丰富的煤炭资源。
宁武和朔县虽说是两个相邻的县，但宁武的山比朔县要高要大，风景也秀丽。插队时只见朔县的学生来宁武玩，却从没见宁武的学生去朔县。要不是有了安太堡煤矿，朔县至今仍是默默无名的。
从公路到我们村，要走十几里山路，还要途经一个小山庄。就在这条山路旁的山坡上，就有一块露出地表的煤断层，露出的面积大概有一平米左右，与山路呈交叉走向。当地老乡对此煤視而不见，后来我们问老乡，这的煤为什么不挖啊？老乡不屑的说那点煤算球什么，太少。
我们插队的哪个山村，烧火做饭全用的是煤，队里每天派几个驴车到煤矿拉煤，一车有二百斤，只要三几块钱，很便宜。一车煤有块有末，特好烧。按术语说就是燃烧大卡高，灰分低，属工业用煤。
村里的老乡家家都烧煤，但不是家家都买，赶驴车拉煤的就不买，下煤窑挖煤的也不买。煤虽然很便宜，但对学生来说也是一笔开支，为了节省买煤的钱，我们动了脑筋。
当然我们不能跟拉煤的人攀比，因为那是人家的工作，顺便拉回几块煤很正常，与他们攀让人瞧不起。于是我们打煤窑的主意，想下煤窑去挖煤。下煤窑有两个好处，一是挣工分，而且挣的是壮劳力工分，二是每天都能往回背煤，天天背，太诱人了。商量好了，我们去找队长申请。
队长听完我们的要求，笑了。他对我们说：“煤窑的活你们干不了，太苦。”
“没事，别人能干我们能干，地里的活我们不都干过吗。”我们不信。
队长见说不服我们，只好答应我们去试试，并嘱咐我们去的时候把最脏的衣服穿上。这个问题好解决，我们哪件衣服都不干净。
第二天早上，我们随队里的几个老乡坐着大车往煤窑进发。在我们的想象中煤窑就像电影里演的，有个巷道，坑木支撑，逐步向地下延伸。村里的煤窑虽说不会发工作服，起码有盏矿灯吧。头戴矿灯，手拿铁镐，几个人大摇大摆的走下去，也能过一把工人阶级的瘾。正胡思乱想，老乡喊了一声“到了”。睁眼一看，只见面前一小片空地，周边堆着几堆煤，平地中间一眼井，跟打水的井一样，上面架着一个辘轳，就是打水的辘轳。
“煤窑在哪儿？”我们问。
“到了，就是这。”老乡的回答不容置疑，用手指向井口。
“这个井？”
“对，下去吧。”说着，老乡开始做下井的准备工作。只见他们把辘轳上绕的绳一提，提上一个大筐，一个老乡拿个小篮子，盘腿坐在筐里，另外俩个老乡握住辘轳把一摇，徐徐地把他送到井下。我到井边往下一看，黑洞洞什么也看不清，此时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明白队长为什么不同意我们下井了，这时我还是从危险方面着想，没有意识到它的艰苦。
说了大话拍了胸脯，没脸打退堂鼓，既来之则安之，下去体验一把吧。我们问老乡让我们干什么？老乡找来两个箩筐，直径足有一米。一根扁担，长度只有一米五。还有一盏煤油灯，带有一个铁圈，老乡把铁圈套在头上，把煤油灯斜放在耳旁给点上，然后对我们说就这样用。拍了拍辘轳，问，“谁先下？”
我先下”说完，我伸腿迈进筐里。我想早晚都得下，先下先上，早点儿干完上来歇着多舒服。
随着大筐的下降，视线越来越黑，大约下降了二十米，到底了。四面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我把“矿灯”点上，在微弱的灯光下，四处打量。
现在想想那个所谓的煤矿，就是挖一个简陋的竖井，用辘轳把人放下去，再沿着横的巷道走到工作面。可横的巷道是什么样，你们根本想不出来。
在灯光下我发现在井底开有一个洞口，宽有一米，高只有七十公分，还是个斜体，救像平行四边形的形状，人进去只能大弯腰，还得紧靠一边，实际就是爬着进去。我把扁担和箩筐拖在身后，手脚并用向洞的深处钻去。
爬了好久，多少米我已经搞不清了，只知道身下一直有水，上下左右全是石头。洞的顶层高低不平，稍不注意就撞脑袋。对了，我忘说了，我头上还戴了一顶安全帽。幸亏这顶安全帽，要没它，脑袋早撞烂了。煤油灯一直点着，灯烟熏得我眼都睁不开，两手两腿全泡在水里，内心感到恐怖极了，觉得整块石头都压在我的身上，自己的躯体夹在石头缝中，就像一条软体小虫，连一点自我保护的本能都没有，完全听天由命。压抑感特别强烈，简直喘不过气，煤的粉尘和油灯的味道充满鼻腔，只能用嘴呼吸。当时就是一种陷入死亡绝地的状况。
终于前面见到亮光了，也有了刨煤的声音，快到巷道头了，真有获救的感觉。
见到正在干活的老乡，我当时就像见到多日不见的亲人，别提多高兴了，恨不得跟他抱在一起。回头看看那条黑黑的巷道，真不敢想象我是怎样爬过来的。
工作面稍大一些，也就有一张床那么大。先下来的那位老乡半跪半坐，用一把短把的镢头刨煤，煤油灯放在旁边，晃动着豆粒大的火苗，算有个亮吧。地下一片水，四周全是煤，亮晶晶的在灯光照耀下熠熠发光，显得诡异极了，好象有无数的眼睛从煤层里注视着你，使你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当不刨煤的时候，洞里静得令你无法形容，你无法想象在你的头上压着几十万吨的岩石，谁能知道几十米的地下会有两条生命，两条挣扎在社会底层的不屈的生命。我终于理解一旦发生岩石崩溃，别说区区两条命，就是有成千上万条命，在这种重压下被压扁也仅是瞬间的事，甚至连让你挣扎和呼救的可能都不存在。
我国每年死于矿难的人数要有成千吧？这是知道的，没公布的有多少不得而知。智利也发生了矿难，经过智利全国人民不懈的努力抢救，终于全部脱险。我为智利的矿工庆幸，他们工作在一个值得信赖的国家。使我感到不解的是，在我国宣传报导中颇为自豪的强调，在智利矿工最后出来时用的是我国提供的一种升降机。我倒要想问问，我们国家的矿工在发生矿难时，为什么没有升降机？由此可以想到，我们矿工的工作条件太艰苦太落后了，一旦出事，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
此时我的衣服全湿了，浑身是汗，双手粘的全是煤粉。正想借机喘口气歇歇，刨煤的老乡用手一指说：“扛走。”顺着他指的方向一看，只见跟我带来的箩筐一模一样的两个筐已装满煤，正静静的等着我呢。
把扁担和筐搭好，想了想我问，直不起腰，怎么走？老乡说爬着走，一个筐放前，一个筐放后。下井后我一直在琢磨这煤怎么往回担，猜想可能用后背，果不其然，跟我猜的一样，已经到这地步了，那就担吧。
我四肢着地钻到扁担下，想起毛泽东的一句话：“卑贱者最聪明。”一点不假，扁担的长度正好长过我的躯干，头前一个筐，屁股后一个筐，四肢着地往前爬，真应了那句“何家姑娘嫁郑家”---正合适（氏）的俗语。我们的农民兄弟真聪明，把一个人的身体各部位全部调动起来，脑袋顶灯，四肢前进，后背载物，一点也没浪费。爬的时候，两个筐加上煤足有一百多斤，煤都是湿的，不断往下滴着水，那可真不是一般的沉。人家老乡干活时我发现他们腿上都绑着羊皮或毛毡，我只穿了一条单裤，爬的时候在石头上硌得生疼，手也磨破了，地下的温度比地面高，又累又热又渴。记得文革前有部电影叫“矿灯”也可能叫“矿工”，记不清了，估计有的同学看过。里面描写的穷苦矿工挖煤的条件比这好多了，他们是用筐往外拉，拉煤的通道也宽大，而我是担，用躯干来担，一百多斤的重量整个压在我的脊椎上，还要手脚并用往前爬，就跟我们学历史课讲得奴隶一样，只是没有监工用皮鞭抽打。我想，如果在旧社会，这时有人来鼓动我闹革命，我肯定会奋不顾身投身革命，积极参加。除了不受这份罪外，革命成功了我还能当官并荫福子孙后代，为什么不干。
咬着牙我拼命坚持，忍着脊背火辣辣的疼痛，甚至用脑袋顶着煤筐往前挪，终于挪到井口。抬头往上看，上面的洞口露出一个圆圆的天，看到大自然的天空，让我意识到我还活着，体会到生命的宝贵和活着的幸福。井上的人知道我到了下面，赶紧摇动辘轳，放下绳子，告诉我把筐挂在辘轳绳的钩上，他们把它吊上去，煤就这样出了窑。
随着两筐煤吊上去我也出了井。上井后，首先是阳光刺眼，闭眼恢复了一会就好了。然后是身上一点劲也没有，瘫倒在地上，全身粘得都是煤，尤其两个鼻孔，被灯烟熏得比煤都黑，脸上更别提了，流汗后再用手一抹，跟大花脸一样，那幅狼狈相就别提了。同学刚开始还笑，我说笑什么，一会儿你们也得下啊。话一说完，立刻全不笑了。看到受的这份儿罪，到了有一个小子没下，他说宁可不要工分也不去活受罪。后来队里给他记没记工分我们就不知道了。
晚上下工的时候，老乡招呼我们每人搬一块煤，不管大小，只搬一块，用随身带的绳子绑好背在背上拿回家。我掂量了掂量，找了一块差不多的，在井下消耗的体力太大，一点劲也没有了，不敢多背。（注，我只下了一次井，其他同学也只下了一次，谁也没有勇气下第二次，老乡大概每人下了四五次。）
背好煤，大家踏上回家的路程，俗话说“远路无轻担”或者“千里不捎针”，没走多远，那几个贪多嚼不烂的家伙开始吃不消了，背得煤太大，越走越沉，又走的是山路，高高低低起伏不平，是够他们受的，这时我的真知灼见显示出了水平。
实在走不动了只好减负，减负的方法是把煤在地上摔几下，拣大的拿。别人摔得较理想，从大煤块上摔下几块小的，分量减轻了一些。只有那个一直没下井的同学有点惨，一摔之下，均匀的碎成几块，重量都差不多，问题是只能背一块，两块不好背。愤怒的他把不能拿走的煤都敲碎了。一边敲一边恨恨地说，我拿不走你们谁也别想拿走。看着他那气急败坏的样子，哈哈哈哈哈，我们终于痛痛快快的大笑一场，在笑声中把一天的劳累都释放干净。
第二天，我们几个人的身影早早出现在准备下地锄草的人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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