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也是我们吕家沟知青开始分化的一年，这个分化持续了一年多。我们没分灶，坚持集体食堂制，人多的时候两人一组轮流值周做饭。这个分化是指，有门路的纷纷离去。
第一个走的，就是那个第一个敢跟着老忠上岭拾柴，第一个公开搞对象，后来当刽子手，不到55岁英年早逝（连死也占了个第一）的王某。春节后不久，他回村照了一面，自己的东西全带走，“后门兵”去了。他这一走，非常动摇军心。我们村的知青大都是些有些来头的革干革军出身，自然有很多的门路，这些人就基本没了第一年的干劲，出工也是混天儿。农忙开始之前，还有兴致找来个相机照了些照片。老忠那窑洞门前高歌的照片也就是那时候借了个光留下的。这年麦收的时候，似乎只有老忠一个人还在拼着命地和老乡们较劲。
第二个走的是谁就说不清楚了。王某纠缠了一年多搞到手的大红拉毛，也在不久以后就去了新疆（老乡们总也闹不明白“新疆”和“新绛”是什么区别）某拖拉机厂，据说是干精密铸造，模子都是用芝麻酱和的。老忠后来学机械专业，也没见过这样的工艺。而那位绿拉毛，赖在北京很长时间一直就再没露过面，三天两头来信让帮她把户口转出来，声称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她不能当个没户口的“黑人”。这事情也没托付给老忠，也不过就和老忠看过那一场电影，挤过那一回地铁而已。她也能看出来，老忠既没心动，更不会有行动。尽管老忠自以为“人中吕布”，人家也不会当真把老忠看在眼里。再者说，能感动老忠的已经有一个“鹤顶红”，别人还能有多大魅力？
当然，这些话都是饭后茶余的闲扯，都是些没影儿的闲话。人家走人家的，咱坚持咱自己的。老忠从来就不相信这么多知青会全都在农村呆一辈子，他们的行动也在证实着老忠的预言。尽管不是“上边”的安排，起码也没有“上边”的阻力。更何况不久以后还听说这样的“语录”：子承父业，理所当然；走后门的不一定是坏人，走前门的不一定是好人。默认了“后门”的合理。
而这些“后门兵”的事情，老忠同校同班同学中在下乡之前就已经不乏其人，更是司空见惯。老忠没那个条件，也不羡慕，到什么地方要想混出个人样儿来，也都是靠自己奋斗。文革前楼下拄着一个北航某系的总支书记，曾经因殴打同楼一个和自家孩子打架的孩子，受到党委处分。他的坏小子也当了后门兵，护犊子长大的孩子，在部队表现也很坏，最终因偷窃被开除。父母不能靠一辈子。
这些革干革军中有一个女知青的母亲来过夏县到了村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她还在北京上学，父母都调到了太原。一个省的，来看看还是比较方便。这个女知青也挺活宝，老初二的，屁也不懂。并非单单是老乡们的下流话不懂，刚刚到村里时听说老忠是“老高三”就不屑说：没想到我们这里还有臭知识分子。不过这话后来给了老忠很大启发，此后老忠仔细地想了很久很深这个问题：怎么定义“知识分子”？知青到底算不算“知识分子”？
不知道是什么“缘分”还是山西太小的原因，那年老忠回北京在太原转车，火车站上还偏偏就遇到了她。她正要出发去当“后门兵”。也只是打个招呼，一句话也没多说。后来她当兵在张家口也曾经和老忠通信，也不过通信而已，来而不往非礼也。就在“鹤顶红”断拒老忠以后，不知道她是否听说了什么，也突然中断了联系。
捎带说一句，这个家住太原的女知青是我们队知青中干活最差，却是最爱吹牛的。据说从北京来之前，就曾经在学校上台发言表决心，到了村里以后也是唯一一个总说“把我们骗来”的。如此浮躁之人，老忠又怎么可能重视得起来？
日子还要过，很多“基建项目”还要搞。这一年我们造就好了自己的粮食囤，老忠也精心加工了自己专用的青冈木大扁担，“黑格尔”也长大了。两个女知青回村取自己东西时看到“黑格尔”都惊叹它“长得这么大”，我告诉她们：“黑格尔”不但个头大，而且已经是这一带有名的恶狗。
（待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