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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县的回忆 (八)

时间:2010-03-09 06:49来源:北京知青网作者:angelozh点击:1481次

    呵呵!既然有人对老怯的故事兴趣很大,那就应该卖个关子,放到最后“压轴”。
    1969年春节后不久,县里召集了第一次知青代表会。也不是什么很正规的会,县里指定的几个人,老忠也在其内。管饭,就冲这一点就值得一去。真的!那时候才真正明白什么叫“以食为天”。管饭不能不管饱,以当时老忠的胃口,每顿的定量是差了很多,同公社的人也有类似体会。于是就代表大家去要求加馍,最终还是实现了,因为当时虽然还不会说太多的夏县话,但那一句“不抵够”,还是起了些作用。那时候的安办主任是戴眼镜的王青海,对其印象是猥琐忙乱。两三年后还曾经在北京西直门外遇到他,那天骑车往南拐,刚刚进了礼士路口就看到人行道上的他,和另外一个夏县人似乎是出差模样,遇到我,就手打听了一下北蜂窝怎么走。
    那次还带着大家参观了三个知青点,一个就是始终为县里所重视的西阴,还有一个是泗交唐回大队的野猪岭,第三个就是号召“和贫下中农过革命化春节”的薛庄。
    西阴的主要功绩就是建房,直到1975年合点到西阴,那房还是归知青使用。那年恰好要盖大队部,就把知青的建房费也投入,在院子外面加盖了知青宿舍。另外两个点此后就默默无闻了。
    参观野猪岭的时候,他们把拾回来的柴劈好锯齐,码放得特别规整。他们的知青代表会上发言的,提到“唐回”二字,刚刚听说时还与“糖”联系到了一起,其实“唐回”在夏县话的发音类似“逃回”。结果就在那年麦收前想去那一带买扁担(《鹤顶红》中提到),再去野猪岭,那大垛的柴早已踪迹全无,内部也开始不和,正打算分灶。
    薛庄属庙前公社,离庙前很近,如果不是离平陆最近的北京知青点,也一定是从平陆下来交通最方便的知青点。这里有个知青是我小学和初中的同班同学,还有一个女知青是我们大队13队知青哥儿俩的姐姐。他们分管知青的大队干部上台发言,很擅长编个“四六句”,说知青是“穿皮鞋,戴手表,披的都是大衣袄;戴眼镜,耍手电,吃的都是带金烟”。1969年十月从三门峡过黄河,一路步行从平陆返回夏县,就在那儿打了个尖儿。这才仅仅是第二年,他们不但不再号召留在农村过节,而且还没到冬季就都闹着回北京了。
    头一次在县里开知青会,县招待所的同屋住着一个捣蛋鬼,原名忘记了,外号“狗刺激”,75年合点到西阴也有他,但似乎仅仅露一面以后就不见了。西阴大队干部问我们他的名字,回答是“狗刺激”,写了个“高次杰”,人家还当了真。这个“高次杰”后来怎么样了,没人知道,有传说他在76年45天安门事件中不是进去了就是失踪了。
    夏县知青中认识的人中,有两个比老忠岁数明显大的属狗知青。老怯之外的另外一个,在北京和老忠住在同一栋住宅楼,从小也非常熟悉,不过是高一个年级的。可是偏偏不凑巧,他初三那年患病休学,于是留级到了老忠同班,于是也赶上插队了。在北航附中呆时间最长的学生就属这位老兄了:从1959年附小“戴帽”开始上初一,直到1968年插队夏县,长达九年多。这次开会也住在一起,他原来是分到我们李家坪大队的,可是自己跑到大庙的沙岭去了。
    沙岭是夏县边角的一个大队,远离县城,和泗交、平陆交界,也没条正经道路。一下子去了十几个知青,全是男“和尚”,当地人乐坏了,那地方劳力奇缺。可知青不高兴:第一不能在山上,第二不能没女的。后来县里还真给他们安排了两位“仙姑”,搅得十几个小伙子为她们吃醋、打架,无法消停。
    这次开会期间,我们大队那几个回北京过春节的,也一起“四赶着”返回了夏县,在县城下车后见到。

    开春后不久,吃了一次“忆苦饭”。这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一种“阶级教育”活动。
    吃饭之前,也照例先进行了一番忆苦教育,出面发言的,正是那位“第一把手”政治队长他嫫。还真是苦出身,解放前从河南被卖过来的,当时还是女孩子,没文化,所以连家里原先在哪里都不晓得了。大家也都非常同情,政治队长在她发言后更是声泪俱下地发表了感慨,可是总也不会忘记的还不仅仅是“阶级苦”、“血泪仇”,更要提到扛了三十多年长工的武老汉“忘本”,又要当面批判“扛长活扛长活,吃的白面馍,骑的大马骡”。看着那老实巴交默默不语的武老汉,刚才那点儿悲愤就完全转到了对老汉的同情上。
    在学校的时候就常有类似的“阶级教育”,学校附近的罗庄生产队有个马大爷,每次来了都要控诉土改时被镇压的恶霸地主王二辫子。这个地主在海淀区相当有名,连二十多里以外四季青北高庄七队都知道这个地主。可是马大爷刚刚讲完,教导主任接着总结,张口就把马大爷叫成了“马二辫子”,弄得人家老贫农非常不高兴。这事情文革时候当然也是主任的一大罪状。不过“忆苦”中出现差错也在所难免,五道口生产队的一个妇女,忆到当初亲人患病突然冒出一句“那我打个电话去”,马上回过味儿来又说“那会儿还没电话呢”,大家莫名其妙还没完,又忆起了困难时期吃的多么差,校长只好打断了发言——这可不是“旧社会”的苦了。更是听说京工附中来的老贫农,开场白就来了一句:“同学们!我爸爸是地主——”台上台下的师生,全部目瞪口呆,老贫农接着说“给逼死的。”嘿!老贫农这口大气儿,怎么就喘得这么是地方!
    当然,学校是光说光听,到了农村还有吃饭这一节。“忆苦饭”是用麦麸子熬的粥,味道么,当然没什么可恭维的,女知青们难以下咽,有的就偷偷溜出去倒了。老乡们基本上都能对付,而老忠当时那胃口和食欲,更是全然不在乎这些,一碗狼吞虎咽地下去又去要第二碗,人家不给了:“这是‘忆苦饭’!”“是啊,咱接着忆。”“‘忆苦饭’还能管饱?”
    原来如此!“吃饱了就不能算苦了!”老乡们说。剩下多少,最终也都喂了牲口。现如今,“全麦粉”还是好东西了,当初的“忆苦饭”大概也成了“思甜饭”。

    知青开春后聚齐,大家商量了今后的日子怎么过的问题。首先当然是轮流做饭,以两人为一组,以一周为期限。队里不负担工分,把安家费中除建房部分外所有费用也移交给知青。管灶的还是老忠,所以除了轮上的日子以外,每天的担水和今后的拾柴也还是义不容辞。那些钱记得也有几百,先存到了县银行,每月的开支情况也定期贴出来。
    有人出了这么个主意:咱们十来个人吃饭的泔水都给了最初做饭的大娘,应该留下来自己养猪。也听说“猪吃百样草,看你找不找”,所以大家下了工每人抓一把猪草回来,应该可以把猪喂起来。于是就真的在集上买了一头小猪。可是真正运行起来满不是那么回事。
    那是什么年月?人吃饭都有很多困难,刮净了肠子里油水的知青,连男带女一个一个饭量大增,哪里会像刚来时候有很稠的泔水。而每天每晌下了工,一个个也累得孙子一样,都是光想着回到凉窑里一躺,等着招呼吃饭。没两三天的热乎劲儿,除老忠以外就再也没人在下工的路上给猪找菜了。好在那猪还不大,吃的不那么多,不至于就饿死。
    有一天去七队杜邑沟开会,恰逢那村里有一窝刚刚断奶的小狗,活泼可爱。女知青们喜欢得不行,一定要抱一只回来。农村这点好,养狗是不受什么限制的,大家也都很喜欢那欢蹦乱跳的小狗娃,就抱回了一只小四眼狗,是个母的。女生的房东家抱回了另外一只小黑狗,是个小“儿狗”——公的。
    当然未必是好事——又多了一张嘴!老忠不但要操心喂猪,还要操心喂狗。知青们年岁小的居多,知道玩耍,不懂得操心,高兴了就掰块馍给狗吃,累了烦了想家了,也就顾不上狗。猪狗都是不能断了顿的动物,不是光可爱、好玩,要操心喂它,养它。
    好在还有老忠在,狗主要也靠老忠来操心。那小狗自然也就和老忠最友好,每天早上下沟去担水,小狗全都跟随着,也就用“四眼儿”这个名来叫它。“鹤顶红”姑娘对此很不以为然,因为她在学校里也是“四眼儿”,只是到了农村不情愿天天戴眼镜而已。
    严格地说,“四眼儿”是我们喂的第二只狗。第一只是沙岭知青春节回北京寄养在我们这里的,叫“瑞斯”,是条有些狼狗血统的狗,毛色和狼狗相近。到山西不久就有人偷着摸着把它装在提包里从火车运来,那已经是个半大的狗,太原倒车的时候狗死活不肯把脑袋藏起来,只好几个人挤着哄着总算糊弄过了关。等到春节前,那狗的个头已经相当大,不可能再去坐火车了。
    “瑞斯”模样像狼狗,当然也像狼,平时老乡们看到都有几分畏惧。一次为件事情要找大队保管“狗项”,这大概是小名,不过那地方人也没几个有大名的。“狗项”用夏县话一说类似“狗横”,我一说要找“狗项”,老怯就搭言说:咱们这狗不就挺横的吗?哈哈!这个“狗横”可不管用。
    “瑞斯”模样不错,但实在是没给知青争什么气。村里原来就有三条狗,陈家门楼一条是劁了的母狗,女知青房东家有一条老狗,还有一条是保健站郭医生家的,和“瑞斯”同性别,年龄、个头都差不多。前俩狗对“瑞斯”都挺友好,只是郭家的狗遇到“瑞斯”,扑过来就咬起来。“瑞斯”似乎不是什么擅长咬架的狗,只会转着圈拿屁股拱人家,最终被压到地上掐住起不来了,郭家老汉给了自家狗一扁担,“瑞斯”才得以逃脱。
    好在“瑞斯”不过是寄养的,没过多久沙岭知青就给带走了。村里的狗相安无事,尽管多了两条不丁点儿的小狗。天天就看俩小狗在一起追逐打闹,也挺有意思。虽然在玩闹的时候我们的狗有时能占些上风,但真正到了争食的时候,这个小母狗显然不是人家的对手。不过我们的小“四眼儿”吃起东西来真是痛快淋漓,从来都是狼吞虎咽。可是好景不长,一天早上照例要下沟担水的时候,“四眼儿”没精打彩地走出来,叫也不答应,根本没有任何想跟着主人的意思。

    灶房旁边的窑洞就是另外一个男知青的宿舍,他们发现,昨天糊墙剩下的浆糊放在角落里,被小“四眼儿”舔得一干二净。可那不是普通的浆糊。
    刚到村里那段时间,每人身上都起包,长疹子,都以为是过敏,有人提前就预备了抗过敏的苯海拉明,但吃了没用。后来发现,这是因为虼蚤。在北京挨过蚊子咬,挨过臭虫咬,但没挨过虼蚤咬,不能适应。虽然不久以后也和挨蚊子臭虫咬一样,挠一挠,没半个小时也就下去了,但刚去的时候不行,那咬起来的包疹好几天都下不去。于是就找了些报纸糊了炕周围的墙以及部分窑洞里的墙,那浆糊里放了六六粉。小“四眼儿”吃了六六粉的浆糊,中毒了。
    有些知青还有些医疗知识,听说绿豆能解毒,就熬了绿豆汤给“四眼儿”灌下去。情况似乎好转了,下午,小“四眼儿”又爬起来跟另外一条小狗扑打撕咬着玩起来。
    那天知青下工回来,从地里带回了一条蛇,老忠剥了皮,看到那嫩嫩的蛇肉逗起馋虫,找来些佐料就给炖着吃了。蛇的五脏六腑还没扔,“四眼儿”从外面回来二话不说,呱叽呱叽没几口,全给吞了。当天晚上“四眼儿”就又蔫了,咔咔地咳嗽了几声,把那点儿蛇肠子全呕吐出来。
    第二天早上,“四眼儿”勉强趴到窑洞前一个有阳光的地方,像是合上眼晒太阳,那眼就再也没睁开。
    小狗夭折了,“鹤顶红”姑娘却非常高兴——这下子没人用她在学校的外号来叫狗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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