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的生产队，有队长和政治队长。队长是我们大家敬重的老队长，44年入党，解放后一直担任全村的负责人。政治队长是和老忠同岁的一个青年人，自己上门来介绍是“第一把手”。从这个介绍中就听出，这小子很在意的是这个“第几”。

    年轻人在一起，总喜欢较量。他这个在村里首屈一指的大力士，到老忠这里遇到了对手，无论担粪还是挑土，老忠都不比他装得少，不比他跑得慢，而掰起手腕来，村里的所向无敌也乖乖地让给了老忠。刚到村里的时候，出力气的活大概只有打窑洞老忠还不能跟他比。

    他在知青到来不久就召集知青开会，那时候开场还是“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然后还要领着大家高唱《东方红》。他唱歌时那故意拿腔作调的哑嗓和鼻音，让知青们个个忍俊不禁，好在他面对主席像，给大家的是一个后脊梁，大家都憋着没笑出声来。知青独立起灶后，他又把手伸过来，给大家发饭票，票上盖的是他自己的名章。可是管灶的老忠感到这实在是没用的办法，饭票不是足够的，每顿做的饭蒸的馍也无法满足饭票的真正购买力，实际上还是该吃多少吃多少，吃饱了算，与饭票没什么直接关系。于是老忠来了个“涨价”措施，及早把所有饭票回收、作废。

    不知道是否此举得罪了他，也不知是什么其他原因，这小子开始与老忠为敌了。一天晚上刚刚睡下，政治队长领着几个人，包括大队学问最高的保健站医生，来到老忠等三个知青住的窑洞。老忠下乡去，在四本“红宝书”之外，还带了四本“黑宝书”：《古文观止》、《诗毛氏传疏》、《千家诗》、《石头记》。对他们来说，前三本根本就是一窍不通，但居然知道那《石头记》就是《红楼梦》，便借口“这书有毒，不能看！”把上下两本《石头记》收走了。

    同屋的知青和他们争辩起来，而且越来越激烈，老忠给压下去：都别急，今天好好休息，明天大家都要上工，我有空去找大队交涉。

    然而大队书记仍不肯还书，老忠拿出毛主席语录告诉他：《红楼梦》是主席提倡年轻人看的。他却还说一定要“研究研究”再确定还不还。老忠二话没说下山去了公社，到公社说：难道毛主席说的话，不是“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么？难道毛主席没经过研究就说出来，还要你大队书记再来研究么？

    第二天，公社秘书上山来，帮着要回了书。我强调：这不是还不还书的问题，是对毛主席指示的态度问题。公社干部当然还是息事宁人，让我们“这事情就算了”。

    这就是我们和“贫下中农”的第一次较量。

    那个公社秘书，就是去北京接知青的。自己回来和社员们吹牛：北京学生都说，“这个夏县同志真有水平！不拿讲稿就说了两个钟头。”笑话！我们哪里会如此没见识？让大家早就心服口服浑身服的本校那教导主任，四个小时五个小时都不够他说的。

    公社秘书说的是在我们学校开的那个动员会。那天，座位中出现了两个引人注目非本校女生，一个围着大红拉毛，另一个大绿拉毛，两个人都来自女校。都说“女校出美女”，确实不假！我们这个男女混校的姑娘们立马统统失去了光彩，一个迟到的本校女生更是引起了一阵哄笑，因为本来就很丑的她，今天捂上了一个大白口罩——“嘿！还给了个‘大家都美丽’！”只是到下了汽车才知道，原来那两个大拉毛都是跟老忠在同一个生产队的。老忠曾经提到过的“鹤顶红”小姐，在这里也仅仅能排到第三位。

    那次会场的墙上，贴的标语是“向蔡立坚学习！”“向吴方乙学习！”蔡立坚的名字就这么宣传开了。吴方乙又是何许人？忘记是哪个学校的了，是那次开会的另一个重点发言，她代表北京知青先去了趟夏县，在此告诉大家：贫下中农腌好了咸菜等着我们盼着我们呢！

    那公社秘书其实也没说出什么让人印象深刻的话，只记得说山西都是“羊肠小道”。还用他说，老忠步行串联五千里，内蒙流窜两个月，什么没见过！

    就在收书事件发生的同时，六队一个知青被大队干部捆着带到大队部来。似乎让人感到，村里真的要收拾我们这些知青了。但还不是这么回事，原来他们队的知青虽然都是来自同一个45中，但因吃饭的事情打起架来，这个小子一饭勺子下去，把另一个知青给开了。六队的知青从此分了灶，几个女知青在一起，还分出了六个男知青去了十三队——不仅仅是分灶，而是彻底分开了。剩下的四个男知青，也分成三口锅，各做各的饭。

    只有我们九队知青，始终坚持，没有分灶，当然是老忠在这里起了一个中坚作用。这可决非自夸。分灶的原因，无非就是计较“家里”的事情干多了、吃少了。下工回来，对繁重体力劳动尚未适应的知青，一个个都累得快要散架了，但累，不是不干的理由，水还要挑，火还要烧，面还要和，饭还要做，必须有人不计较多干，不计较吃少、吃差、吃迟。老忠是决心要在这个地方正经过日子的，环境的适应也比别人快，又是知青中的老大哥，于是别人散架老忠不能散，别人可以不干，老忠不能不干。

    政治队长对我们最早的“教育”，就告诉我们有些贫下中农忘本了。日后我们知道，他指的是一个扛长活扛了四十多年的70岁老雇农武老汉。这个老头勤劳忠厚、和蔼可亲，虽然已经无力承担生产队那繁重的体力劳动，还是每天拿个小镢去挖枣刺，社员下工时他也背着几乎拖到地那么大的一捆枣刺，连着许多粗大的根，从沟底背到梁上，从坡上下来回村。武老汉话很少，但知青没有一个人相信这样一个老人会说假话、谎话。可就是他被政治队长一再批判，因为他从来都说扛长活的东家好，给他“吃的白面馍，骑的大马骡”。

    可就是这个政治队长，不但总是批判着老雇农，还成天向大队反映着叫唤着“不要学生”。但对好不容易找到容身之处的老忠来说，不被人欢迎和接受已经是最最无法忍受的事情。

    村里对知青最好的，要属老队长。每次上岭或下山，老队长总是把家里的馍送来，叮嘱着：年轻人，出门一定要“冽不冽袄拿上，饥不饥馍拿上”。老队长不但在生活上对知青处处关心，知青刚去时没有自己的工具，老忠这样光会使个蛮力气的往往会把借来的工具用坏，很多社员此后就很不愿意再借工具给知青，只有老队长，默默地修好工具，知青来了还是随便使用。

    那么到底谁是“贫下中农”？政治队长在划定成分的时候不过是个两岁孩子，他吃过旧社会的苦吗？他受过地主的剥削压迫吗？我们知青到底应该信谁的？到底应该接受谁的“再教育”？农村也一样分派系，政治队长的所作所为，使得知青们不自觉地向着他的对立面靠拢。

    在政治队长批评一个四十多岁女社员，把人家气得晕倒的时候，早就看他不顺眼的老忠出面和他大吵一架。他干活干不过老忠，说理更说不过老忠，跑到大队部去跟书记哭鼻子，居然还气得病了几天。

    可能是在没有知青参加的社员会上有过共识，向大队要求“不要学生”。和知青关系最好的武老汉的儿子是队里政治队长的死对头，他向老忠透露过这件事情。于是在夏天一个晚上开会的时候，当政治队长发言说“不要学生”时，老忠就回他“村里贫下中农是不愿意我们走的”，政治队长追问：什么人说的？老忠回答：有人说，就是不能告诉你谁说的。政治队长急眼了：你不说，今天晚上你就“不抵过去”！意思就是跟我没完。散会的时候老忠问他要怎样？他拉着老忠去了大队部。书记不在，值班的是大队主任。大队主任把他的火压下去，让大家回家睡觉。虽然那晚上睡得较少，但早早爬起来，一扬鞭子：走啊，杀麦地去喽！高高兴兴地出工干活，吆着耕牛下了地，那政治队长还是拿不出任何辙来。“不抵过去”也就这么过去了。

    69年十一，老忠第一次回北京，重返夏县带了若干双旧解放鞋，两块钱一双。政治队长也厚着脸皮来要了一双去。

    和政治队长关系缓和是在1970年以后，开春季节他家里断粮，从知青这里借去了一百斤小麦。此后当了大队干部，也没再找过知青什么麻烦，跟老忠也成了拍肩膀说笑话的朋友。这小麦在当年麦收以后他就还了，但他不知道什么记性，过了若干年还说“吃你那小麦没还”，我们一直告诉他“不必还了”，可是直到1994年回村，他居然还记着“小麦没还”的事情。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