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干活，是把16亩地（那块地的名字也就叫这个）的高粱杆背到场院。那块地离村也有差不多一公里了，好在是接近疙瘩顶的位置，所以去时上坡，背东西回来是下坡。 队里没给预备任何工具，老忠自己把捆行李的绳子拿出来，把高粱杆捆好再背，每趟都比别人多背很多。这也是应该的，因为6个男知青里，老忠是年纪第二大的，第一的老怯同是66届高中，仅比老忠大上几个月。老怯一副学究模样，高度近视眼还戴了个宽边黑框的眼镜，花白头发，恨不得比那高粱杆还瘦，绝对没办法和一身田鸡肉的体操运动员老忠相比。而年纪第三的知青就是个66届初中，还有两个67届和一个69届的，最小那个69届那年才15岁，还是个捣乱的毛孩子。 女知青最大的也不过66届初中，5个女知青中4个革干革军家的小姐，还有一个倒是工人出身，没用！怎么没用？后面再详述。反正从头数到尾，像个劳力模样的也就是老忠一个人，更何况老忠从高中时候起就主动利用寒暑假参加农业劳动，不但经过没有人能比的5000里地步行串联，还单枪匹马闯荡了一趟内蒙草原。体力、经验、胆识、以及心理，在知青中都是绝对占优势。 高粱杆背了两天，有若干捆背到了老保健站——新保健站已经不在这里，这个窑洞腾出来作为今后的知青灶房，16亩地的所有高粱杆都是队里无偿发给知青的柴禾。此后，做饭大娘也搬到这个灶房做饭，我们也开始在这里吃饭了。 很快就发现，吃饭用水是做饭大娘的老汉从山沟最下面吃力地挑上来的，老汉脸黑黑的，人瘦瘦的，显然已经力不从心。挑过水的知青还是只有老忠一个人，理所当然地，老忠开始尝试山区的挑水，并很快稳稳地掌握了挑水的门道，主动担当了知青全部挑水的任务，同时还把做饭大娘家的水缸也负责挑满。 “水”，在夏县发音是“府”，开水，他们管叫“龟府”，听着这个发音就让北京知青想起“鬼斧神工”这个成语来，写出来应该是“滚水”。我们下车的水头车站在当地就叫“斧头”，是的，砍木头的斧头，在这里叫“小斧”，二者绝对不会混淆。 女知青的房东曾经出门探望在四川某县当粮食局长的兄弟，回家买票出了问题，因为售票处说没有叫“斧头”的车站，“来时候有，走时候咋就木了？”百思不得其解。几番说明是“山西夏县”，人家说那里有个“水头”，德脑摇摇：“不是，就是‘斧头’。”但最终还是一咬牙一跺脚：“水头就水头！”买票上了车，到站下车一看：噢！没错，就是这地方，还是真回来了。这下子算是长了见识：山沟里的“府”，夏县的“府”，出了门人家都叫“水”。知青来到这个山沟，最先学会的就是这个“府”，最先自己必须解决的，也正是这个“府”。 队里让知青中找一个给做饭大娘帮厨的，还要推选一个负责人。大家都认为老忠比较合适承担这两项任务。帮厨没说的，谁让咱最先一个会担水的呢，同时在学校食堂也经常帮厨，切菜这手还是在食堂学会的，切片切丝都能把菜刀抡起来，别人听到都以为在剁馅呢，就这么快。父母住牛棚的时候还有两个年幼的弟妹，全凭我回家做饭。内蒙那一个月也是白天拾牛粪做饭，晚上值班守夜。所以家常便饭早就能对付一气。 帮厨中和做饭大娘了解到，她虽然是队里派来的，但她的工分要由知青最终分担。有这个原因，再加上知青对大娘那农村的卫生习惯越来越不满意，比如把盛饭勺子直接在泔水桶里洗等等，所以也就不到一个月，大家一起商量了一下，以“不占生产队的便宜”为理由，知青自己独立做饭。此前也已经有两个知青跟着吆驴下山赶集买菜，基本生活的路子已经摸到，翅膀不算硬，但也能凑合应付了。 前面提到，11个北京知青中有个工人出身的女知青，表面上看平时似乎说话干活都很泼辣，也比别的女生更有力气。不过她却有种奇怪的癫痫病，三天两头会犯病。犯起来的时候像是发疯，脸忽然变成猪肝一样的颜色，而且拉得老长，谁离她近就朝谁吐唾沫，吓得那几个小姐抱在一起直叫唤，总要大约半小时才能清醒过来。背地里，大家都管她叫“疯子”。不料还没到一个星期，在地里严重发病了一次，躺下起不来，口吐白沫发出羊一样的叫声。抬到大队保健站，她倒又没事了。在这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坡上，无论知青还是当地老乡，都担心她犯起病来滚下崖去，所以也让她在伙房帮厨。这样在知青自己开伙的时候，就是我跟她一起给大家做饭了。 不是老忠看不起工人子弟，老忠从小学起最喜欢跟工人子弟一起玩耍，小学最要好的一个朋友、两个人的学习小组，就是个工人子弟。但是跟这个没有半点儿妩媚却满口“国骂”，而且还有疯病的女知青一起合作，可以说是件非常不愉快的事情。特别是还有那几个如花似玉的小姐比着，老忠虽然不是什么登徒之辈，也感到非常的不平衡。 一天老忠正切菜的时候，坐着烧火的她犯了病，手上还在不停地添柴，口中却呜噜呜噜地低沉地说：“老忠我犯病了，你为什么不带我去看病！”我把门倒锁上赶紧把医生找来，她又过去那阵儿，好了；还有一次老忠正在烧火她突然发病，老忠被她啐了一脸，气得我站起来二话没说，一把就把她推到门外闩上了门。直到她在外面发出可怜兮兮的叫门声知道已经好了，才开门把她请进来坐下，怕她冻着还又给她披了件棉袄。 知青们和老乡们都对45中把有这样病的学生还打发来插队很有意见，无形中给大家增加了很多压力和负担。一再向上反映和请求后，69年还没到天真正暖和起来的时候，就让她回了北京。这大概是北京知青中最早一个“病退”的例子。 （待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