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七八年，仔细想想，我们一直在为“吃”忙碌。为自己、集体户、社员，在饱与不饱之间挣扎。同时我们又一直在为“探索”忙碌，为自己、集体户、白音宝力稿，在“公有”与“私有”之间困惑。这些事儿似乎是从自留地开始的，所以我称它为“自留地里‘长’出的故事”……
（一）分自留地 1969年春天，村里要给知青分自留地了。对老乡来说，这是巴不得的好事。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似乎自留地与“私有”关联，这引起了集体户同学的争论。
当时有人说要自留地，有人说不要。我们已经下乡大半年了，心里还是有本帐：农村每人一年口粮标准是360斤原粮，就算一斤出八两米，全年实际口粮只有280斤。那时伙食极差，平时没肉吃，炒菜放油少，光吃小米饭、玉米面饼子，干起重活来女生一顿都能吃一斤多，更别提男生了。曾经有过15岁男生一次吃84个饺子的记录。而且我们都是年轻人，没有老人和小孩“背着”，要没自留地的粮食贴补，怎么够呢。所以，主张要自留地的人居多。
但我们毕竟是有知识的青年，干事找不到理论依据，还真下不了决心。可是翻遍“红宝书”，也没找到关于自留地的论述。
大家正在犯难，不知谁带来本“四清工作手册”，里面有《六十条》（即《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如获至宝，和李岗等人就着小油灯，一条一条查起来。终于在第五章“社员家庭副业”中找到有关自留地的规定。第三十九条讲“人民公社社员的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它附属于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经济，……”第四十条规定“人民公社社员可以：（一）耕种由集体分配的自留地。自留地一般占生产队耕地的百分之五到七，归社员家庭使用，长期不变。（二）饲养猪、羊、兔、鸡、鸭、鹅等家畜家禽，也可以饲养母猪和大牲畜”等等。
我们几个同学议论：这《六十条》是毛主席主持制定、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文革”了也没听说被否定，完全可以作为政策依据。
有了这份“依据”，我们理直气壮地分回了自留地，不去争辩它是属“公”还是属“私”了。大队当年一千多口人、有一万多亩耕地，按政策每人可以分近一亩自留地。我们二队知青的自留地分在村子南面、有十来亩呢。第一次去看地时，心里有种隐隐的兴奋，这就算是“自己的土地”了。
（二）种自留地 有了地，总得侍弄。我们一直是先干队里的，再干自己的。春天种地，队里统一出犁杖，每户人家，自己出种子、上肥料，出人点种。头一年种地的谷种是向生产队借的。记得第一次去薅自留地，五个男生，五个女生一块来到地头，大家慢慢蹲下去，用手轻轻摸着刚出来的小苗，可高兴了。说到底，这是真正为自己干活。
薅自留地与薅生产队的地不一样。给队里干，光图快，“有苗没苗中间留一条”。累急了也不敢歇，即使爬着也往前赶，怕落下嘛。薅自留地，则只求质量。虽然男生最怕的农活就是薅地，但这一薅自留地，倍儿认真，总要左右上下看准了，确定是草再下手。实在分不清，还会喊大家一起看。留下的苗都尽量照老乡说的像“满天星”，或“老虎爪”那样分布。由于薅地的速度慢，经常边干边聊天。记得那天有人逗年龄最小的女生林征，老用小石子儿砍她，她又找不着目标，正色道：“不理你们也就得了，快干活”，逗得大家直乐。每年我们都认真讨论栽种些什么作物，让这块“自己的”小土地得到最充分的利用，获得最好的收成。有时在垄背上间种红芸豆、黄豆；除了谷子，还种过黍子、糜子。经过我们精心侍弄的自留地的庄稼，确实比生产队的长的好得多，产量也高。
（三）自留地粮救急 1969年9月，国家停止了对我们的商品粮供应。都到10月份了，队里的新粮也没打下来。虽然事先我们使劲计划着吃，紧的时候，每人每顿只一碗高粱米饭就萝卜丝汤，但最终还是断了顿。
万般无奈，只得安排范小建和王载式向老乡借粮，可惜他们基本上是提着空袋子去，拎着空袋子回，多数老乡也断顿了。于是几个女生去割过的地里捡落下的剩苞米。何代璇和杨晓慧拎着小半口袋苞米头儿回户时，神色暗淡。我一问才知道，她们碰上部分社员围着队里拉庄稼的马车抢苞米呢。听说，车老板子站在车上，向四周挥舞大鞭、响鞭打得“啪、啪”的响，还是赶不退人群。这种情况我们知青从未见过，看来，社员们真是饿急眼了。
何代璇因心里太憋闷，哭了，边哭边说“我不明白，为什么队里干活时我们那么拼命，而有的人不出工，现在却会这样。”如今，何代璇已经永远地离我们去了，但她当年的眼泪和话，却深深留在我们心里，成为永远的痛。
那几天我们一直吃炒苞米豆。在场院打场，中午社员都回家了，只有我们知青沮丧地坐在谷垛旁。因为我们知道，回家也没饭。直到小老弟范小建提着一个小蓝，高喊着：“开饭了”，出现在场院门口，大家才一窝蜂围上去，抓篮里装的炒苞米豆吃。当时唯一能指望的，就是自留地。只有忍着饥饿，把自留地的谷子打出来救急。经过几天奋斗，我们终于吃上了自己自留地种出的谷子做的小米饭。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们切身体会到了自留地的重要，开始明白什么叫“民以食为天”。
（四）带动起家庭副业 我们户的同学干活都特别玩儿命，常年没油少菜，一个个跟饿狼似的，常常精神会餐。当时，生产队穷，干一天分四五毛钱，最穷的一队曾经十分工“刹”（折合）两毛零六厘，还给不了现金。而且很多同学父母挨整，存款冻结，大家也不愿向家里要钱。不少人为节约回家的路费，逃票、扒火车，甚至整夜在冬天草原上步行。我们觉得下乡不是呆几天，做做样子，要想扎根边疆，首先得过得下去。所以，大家不仅干队里的活儿玩命，干户里的副业也都特自觉和齐心。
社员讲“自留地是粮仓，老母猪肚子是银行”。现在自留地有了收获，再加上知青600斤口粮的特殊政策，粮食多了，最先想到的就是用多的秕粮养猪，希望能解决肉和油的问题，也希望换点钱。
当时户里管伙食的是贾孟春，他带着大家，多方努力，在大队帮助下盖起了一溜12间住房，解决了“安居”问题。另外买回一只秃尾巴老母猪，为发展副业立了头功。猪买来没多久就下崽了。那天，全体知青都挤到猪窝旁瞅小猪崽，惹得老母猪直叫唤。从这些猪中挑了一只母的没劁，养起了两头母猪。两个“银行”一年能下几十只小猪，大家一致决定：留下三四只喂肥猪，其余的卖了换钱。
记得第一次上公社卖猪，谁都不好意思吆喝。林征和王震京在户里互相逗闷子、模仿半天，最后还是范小建去了。临走大家嘱咐他开价十块，谁知他回来说，人家都嫌猪小、降到七八块也没人买，最后只得五元出手了。后来，我们就把猪崽养成小克郎猪再卖。慢慢地社员都说知青的猪好养活，成了抢手货。我们的两个“银行”，一年收入一百多元，除了买咸盐和灯油还有剩。每年杀两头肥猪，炼点猪油攒着，炒菜可以多放点油了。另外，买了两头驴，一头叫驴，一头草驴，它们也挺争气，下了两头特招人喜欢的小驴驹。
后来老队长帮我们买了一辆九成新的小驴车，买驴车的钱就是从我们的“银行”和打杏核的收入中支取的。
有了小驴车，不仅跑公社和旗里不用发愁，整柴火也有了新招儿。冬天地里和山坡上净是牛粪。我们开始了冬季捡牛粪运动。七八个人上山专门管捡，捡满一筐就倒在路边。一两个人专门管运，装满一驴车运回一车。一冬天下来，堆起来高高的一堆牛粪。我又从通辽买回个风箱，装在灶上，促进牛粪燃烧，真是又快又省。这一冬捡的牛粪，烧了三四年，加上整的两大垛柴禾，烧柴问题也基本解决了。
由于我们户家庭副业搞得稍好一些，养的猪、鸡、驴多，柴禾多，还有驴车，引起了邻村个别知青的误会。有知青路过，给我们户贴了一张小字报，说白音宝力稿集体户搞资本主义，还说我有富农思想。那天，我看了小字报，一点也不想分辨。都是我们自己流汗干的，没耽误队里的活儿，也符合政策，心里挺踏实。不过，晚上我想了大半宿：“我们够富吗？还是仅仅吃饱了饭？”
（五）反对收自留地 有年冬天，村里来了宣传队。说是宣传毛泽东思想，抓革命，促生产。另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收回社员的自留地。
那天开会前，老孙队长把工作组的意图悄悄透露给我。我想了想，觉得这做法不合适。自留畜收走后，不仅没得到发展，还萎缩了。难道收走自留地会有好结果吗。于是我就把那本《四清工作手册》揣在兜里去开会了。记得参加会的有贫下中农代表，大小队班子成员。宣传队长宣布了收自留地的意图后，会场上鸦雀无声。我等了好一会儿，心里特别矛盾。我这个人生性不喜欢冒尖，自然盼望能有人挑头，我来补充。但一直没人发言。我怕宣传队做出决定就不可挽回了，就开了头炮。我把文件中有关自留地的章节从头到尾念了一遍，然后说：《六十条》是毛主席主持制定的，明明白白写着，自留地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长期不变。所以我觉得它不是资本主义的尾巴，现阶段不能收回。另外还说了集体户“断顿”和发展家庭副业的体会。我说完后，几个贫下中农代表都发言附和。他们着重讲了每年秋冬时节很多人家旧粮吃完、新粮没分、全靠自留地接济的情况。还有的人讲队里粮食品种单一，社员想吃点杂豆、粘米啥的，都得靠自留地调剂。
宣传队的同志都是农民出身，对自留地情况的了解不比我们少，看到大多数社员都不同意，又有文件政策“撑腰”，就没再说什么，散了会。
过了个把月，有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从旗广播站的喇叭里听到全旗各宣传队的“讲用”，里面竟然提到：“在收自留地的问题上，各村阻力一般都来自社员，只有白音宝力稿大队是来自知青”。听了这话，我们还真有些担心。说实话，我一直也没闹清自留地的属性，不知道我们是在维护“公有”还是“私有”，只觉得队里、家里都得有。记得那天我和杨晓慧呆坐在炕上，很久谁都说不出一句话。在那个年代，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当然，等了很多天也没什么动静。就这样，直到我们离开农村，村里的自留地一直也没被收回。
（六）思考与探索 那是个青春无悔的岁月，又是个信仰、困惑与探索并存的岁月。我们在解决肚子饥渴的同时，也特想解决思想的饥渴。同学们大都爱考虑问题，休息时多用来学习理论和探讨农村政策。
排话剧《槐树庄》的时候，贾孟春同学曾提出：“我们村的事实是，从土改到现在，‘单干’时期最好，粮食吃不完；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时产量逐年减少；到了文革，产量最低，直至吃返销粮。这是为什么呢？”凭我当时的思维模式，这样想是不应该的。可事实如此呀。大家弄不明白了，不知农村发展的路子是什么。
那时我们都只有十几岁、二十来岁，还真有股子精神。记得李蕴清、王振京、杨晓慧、林征、李崇敏、褚勇六个同学曾利用春节回京探亲的机会，自费到大寨参观、学习。我那年留守在村，通过通信，知道他们和大寨公社社员一起劳动生活了五天，还和昔阳县副主任进行了座谈。据说，去大寨没有介绍信，就用蒙文的“回北京探亲”证明冒充，好在人家看不懂蒙文，没被识破。去学习需要路费，每人从自己的生活费里挤。林征那时家里被专政，没有经济来源，下乡时姑姑给了30元钱，在村里一点不敢花，留着做回家的车费，居然也抽出部分做了考察费。她在阳泉出火车站时找不到买的车票了，又没有8块钱补票，只得凭着自己个子小，叫褚勇和王震京掩护，从他们背后钻出了检票口（原来票掖在手套里了）。
后来褚勇、杨晓慧又去井冈山参观。因为没介绍信，受到警察好一通审查。没钱，带着一书包馒头，靠每天啃一顿干馒头、喝泉水，走遍了井冈山的黄洋界、茨坪、茅坪、大井、小井，学习老区人民的经验。我很羡慕他们的收获，但也有困惑。因为他们说，在昔阳县座谈时，反映了我们村合作社不如单干好的情况，县领导也直挠头，也解释不了，最后说：“也许……你们搞的不是真正的集体经济吧？”
转年，不少同学被选进了各级班子，大家卯足了劲儿努力干“真正的集体经济”。那时认为融入农村、与社员一起吃苦流汗，靠艰苦奋斗，定能换来白音宝力稿的富裕。重建团支部后，在二队组织了青年突击队，回乡知青沈国栋当队长，杨晓慧当指导员，带着青年人不光白天干，晚上有时还夜战。我向香山的徐静和梁鸣早学习，搞科学实验，培养920生长剂，想用科技促进生产。1973年后，还组织了社员文艺队，自编自演各种节目，到各生产队和牧铺演出。沈国栋、赵富、王海、胡铃、王秀芝、陈玉花、宋翠平、张玉风等回乡、在乡青年们迸发出极大的热情和潜能。这些活动对宣传农民、鼓舞劳动干劲、活跃农村生活确实起了一些作用。
可是，我们始终不明白，为什么社员出工积极性始终不高；为什么大田总是长得不如自留地好；特别是老天一不“作劲”，很多人家仍然会“断顿”。队里集体生产没有根本起色，贫穷的帽子仍然压在头上。
随着农村生活的深入，我们与不少社员成了好朋友，大家的思想得到进一步启迪和解放。同学们如饥似渴地学习更多的中外理论，在懵懵懂懂之中，勇敢地探讨农村前途、甚至社会发展阶段等问题。
（七）尾声 在农村插队七八年，临走前，与我们很要好的回乡知青沈国栋和我谈起农村的前途，他说：“这些年跟你们在一起，学到不少东西，也想了不少问题。想来想去，要想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包产到户。不把土地分给农民，老百姓是很难好好干的。这庄稼是，人混它一天，它混人一年。一年混一年，永远没个好。”听了他的话，我很吃惊，我知道这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想法。可碍于当时的形势和思想局限，觉得这不是走回头路吗，上边能让吗？
又过了四五年，农村的改革全面展开了，证明了沈国栋的说法是正确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