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土的例子还不只这一件。六九年底，我探亲回到北京，住在亲戚家。一天，想给同学打个电话，让表妹带我找到单位传达室的电话。面对着电话机拨盘，我忽然慌了神，一时想不起应该先摘耳机再拨号，还是先拨号再摘耳机。这种事在现在简直是丝毫不成问题，可是那时候对我倒真的成了问题。当时我们县农村普遍使用的是磁石式电话机，电话机上有一个摇把（实际上是一个手摇发电机）。打电话时要先把摇把摇上几圈，再拿起耳机来，向总机话务员说明要接的地方，等话务员接通后再说话。正在我犹豫不决时有个本单位的人也要打电话，站在旁边等，显出急不可耐的样子。我就慌了，身不由己地一手按着耳机，一手去拨号盘。表妹在一边也看着好笑：“你怎么不拿起耳机就拨号呀？！”我更慌了，简直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只好让位，站在一边先凉快凉快，定定神。心里还不服气：“你先别笑我，等你姐姐（在内蒙巴彦淖尔盟临河县插队）回来，还不知道怎么露怯呢！”

    六九年底七○年初在北京知青中流传一句话，“内蒙（知青）土，山西洋，陕西都是……（隐去的几个字有点伤人，打击面太宽）。”虽说不是很恰当，但也有点意思。北京赴内蒙的知青大多是六八年五、六月份到九月份之间下乡的。这时候毛泽东的“接受再教育”的“最高指示”还没有喊出来，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还没有到达高潮，这期间下乡的知青大部分是自愿报名的，每个班一、两个人，到农村后也比较老实。老老实实地干活，踏踏实实地过日子，他们从衣着到言谈举止都多多少少地被当地人同化了。就是回到北京，不少人仍然穿戴着毛茸茸的狗皮帽子和羊皮大衣，牧区的知青甚至有人把蒙古袍和毡靴穿到了王府井，走到哪儿都是一股子羊嬗气。不少男生还佩上了烟荷包（都是请村里大娘大嫂们做的）和旱烟叶，并且能非常熟练地用纸条自卷喇叭筒。

    在城里生活时，从来没有感到门框对人有什么威胁。真没想到，来到农村受到的第一个威胁竟然是门框。原来农村的门框普遍比较低，只有五尺到五尺五，也就是1米67到1米77高。我身高1米80，再加上鞋底和门槛的几厘米，门框所提供的净空高度是绝对不允许我昂首挺胸走过去的。在县城时，我们被安排住在县中学里，我兴冲冲地跟在同学后面想走进临时用作宿舍的教室，刚到门口，就觉得头顶被人狠狠地敲了一下，顿时眼前漆黑一团，外加金星飞舞，差点儿一屁股坐到地上。这是第一次领教门框的利害。有了这次的教训，以后每逢进门我总是早早的先把头低下。可是遇上有急事，还难免重蹈覆辙。这样过了一两个月，才算基本过了这“进门关”。关是过了，却养成了进门先低头哈腰的毛病，以后回了城，还改不了这毛病，令城里人见笑。

    七一年，我被招工进了厂。第一次领工资那天，我兴奋地向妈妈说：“我们今天分钱！”爸爸在一旁听见了纠正我：“农村集体经济才叫‘分红’、‘分钱’。你现在是国营企业的工人，应该说是‘发工资’。”这是我又一次犯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