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走过青春别初恋 相知相伴度华年
史铁生在他第一部以“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为名的小说结集出版的时候，送给我们夫妇一本，他非常认真的在自己的相片下的留白处写下十个字：这不是纪念碑，是里程表。 这是宣言，他将排除万难，笔耕不辍，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小说集出版的时间是1985年。代后记题目是“几回回梦里回延安”。重读这个集子，我发现，史铁生已经把从1969——1984年他的心路和经历“和盘托出”了。其中《我们的角落》，实际上演绎了铁生和H在雍和宫大街26号内从爱恋到斩断情丝的全过程。只不过他把自己分为三位，变成了三个残疾人，这也许是《封神演义》启发了他———该书第77回就是“老子一气（菽）化三清”。这样，三个人的不同说法想法，实际上就是铁生的辨析反复，也是他对自己灵魂的拷问。而文章题目，也许得自当时名噪一时的小说（后改为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爱情的萌芽阶段是前永康还是雍和宫，已经无从考证。但我好像是在雍和宫才认识H的。现查明，H是由同班同庄学文荆江介绍相识的，引入动机不详。H是一个非常单纯善良的女孩，是那种涉世不深，愿意把别人把社会想的特别好的那种女孩。记得某年暑假，在26号遇上H ，我说黄山如何好，她说武夷山如何好，还认真地争了起来。铁生突然笑了，说：你（指我）没去过武夷，你（指洪）没到过黄山，还想说服对方，可能吗？ 那时，许多知青是“希望（爱情）至上”主义者，而不像留城的同学那么“理性”（如果换成贬义词就叫势利）。因为知青根子不硬，可谓失势，收入菲薄，谁敢言利？，只剩下情爱这点“先天之本”供知青在“广阔天地”里相濡以沫，在“很有必要”中共度时艰。当时我也是一个“希望至上”主义者，虽然觉得铁生和H结合的可能性极小，但还是表示坚决支持。并且不分场合地对反对者进行了“谴责”。也许我的语言“道德过激”，铁良的母亲便冷冷的给了我一句：“我要是H的母亲，我也舍不得！”这句话使我大悟：像我这种家庭（哥仨儿）出来的人，其实根本不懂女孩子及母亲想什么要什么，而潜意识里，占统治地位的还是“落难公子后花园，私定终生中状元”这一延续了几百年的传统“传说”。 铁生和H相知相恋的时候，铁生的脾气变好了许多，尤其是H在场的时候，他会笑得灿烂又随和。分手那一段时间，则心情波动得可“危险”了——“枕上惟愁成何状，江海翻波浪”。久违的暴戾之气也不自觉地时有所“冒”。 才子江淹云：“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古代医圣说：“阴阳离合而生杀”。那几年，世界上两个最疼爱铁生付出最多的女性相继离世，如果没有H，铁生很可能会垮（疯）掉。铁生写出《我与地坛》并成为他作品的分水岭和里程碑，H是在关键时候起了关键作用的那一位。 1989年，铁生和陈希米结婚。婚后，铁生为人越来越淡定、从容和宽宏，而思想理念则在形而上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变得深邃而空灵——因为那些难办的事情、激烈的语言，扰人心神的俗务，希米统统包办“代劳”了。而我们这些铁生的同学插友，对快人快语的陈希米，多少有些“敬畏”。因为她不像铁生那样顾及同窗“面子”。试举一例：铁生透析后，希米因拒收643班同学的善款（4000元）而被某女郎称为“小辣椒”。铁生走后，这笔钱如何处理，也就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我出了个主意，让经办人在1.4日那天作为铁生生日贺仪送给希米，她连声称“善”，还到银行把钱换成了百元新币。但到了现场，她就不敢送出（可见希米的威慑力）。后来，还是我采取请希米吃饭的方式把这4000元花掉了，算帮助铁生回购和运输箱子的费用。 我们这些“老人”还有自知之明：陈希米才是适合铁生的“那一个”。而我们老了，已经日薄西山，余晖散乱，只能侃侃大山，敲敲边鼓，跑跑龙套，忆忆当年。能和铁生相知相伴走完全程，使铁生淡定从容，入圣脱俗的，使铁生从“怒目立眉一脸晦气”上升为“拈花一笑佛光普照“——眉眼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的……惟陈希米一位！ 这个被铁生戏称为“只有一条好腿”的家庭所弥漫的和合之气，曾引起很多来访者的羡慕和惊讶。从中国文化来看，可称作“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如果是西方人，也许会感叹“上帝是公平的。”但我觉得最恰当并最符合铁生行文习惯的，是《黄帝内经》中的八个字：“法于阴阳，和于术数”。
八 清华附 清平川 苦难光荣数“老三”（届）
铁生对人生和生命的诘问，他的那些思想，他那使人慢慢读才能懂得的文字，第一个源头是曾就读过的清华附中。这是铁生“作家梦”萌芽即被毁灭的地方。铁生在其《小传》中如是说： 1966年“文革”时,我在清华附中上初二，刚刚15岁。我是职员出身，所以我就站在保校领导这边了。我画了张漫画，一个人，一个耳朵大一个耳朵小，偏听偏信。是贴给外校来支援红卫兵的人看的。韩家鳌（清华附中支部书记兼副校长）把我叫到一边去，特别地鼓励了一番。 但我不解的是，为什么那么多和我站在一边的人，在一夜之间，马上就转到红卫兵那一边去了？怎么忽然就说校领导是修正主义的？工作组一进校，我就蒙了。 我的出身一般。父亲是林业部的职员，母亲是会计。如果再往上数，我爷爷是大地主，姥爷是国民党的涿州县党部书记，五几年镇反时枪毙了。我父母的婚姻是门当户对的包办婚姻，都是涿县的大地主。我当然有阴影，感到一种说不清的压力。 清华附中去延安插队的这批人，是带着遇罗克的《出身论》和德热拉斯的《新阶级》下乡的。这是当时社会影响最大的两株“毒草”，是出身“一般和以下”的大中学生不能宣于口，但会存于心的妙言名文。而下乡插队，则是他们逃离压抑（迫），证明自己，有所作为，实现梦想的唯一机会。铁生是这样总结的： 在校参加文化革命，热情有余偏出身不足，故心存向往却终无作为，属“逍遥”的一派。逍遥之间读了些书，读了“鲜花”也读了“毒草”，自然也有小疾而不辞，自愿去革命圣地延安插队落户，究其缘由：三分虔诚，七分好奇。插队期间努力劳动，种了一年地，喂了两年牛，衣既不丰食且不足，与农民过一样的日子，这才看见一个全面的中国。 1966年——1971年的北京，炮打火烧没完没了，是非成败变幻无穷，中大学生概莫能免，大小“分子”在劫难逃。不论你是工农兵学商，还是东西南北中，一起在干三件事：自整（那时叫斗私）、整人、被人整（或者说是自欺、欺人、被人欺）。学校乱麻一团，师不师，生不生，党不党，兵不兵（红卫兵），实际成了摧残“出身一般和低于一般”的青年学生自信、自尊、自由、自强的“搅拌机”。上山下乡运动一呼百应，究其原因，青年学生的好奇虔诚只有三分，摆脱 “全员乱动”的环境倒占了七成。 对于铁生来说，黄土高原上的清平川是第二个源头，也是铁生及附中“老三届”的避风港和起锚地，插队生活使他精神获得自由，才能得到发挥，使他活回自己，服务他人，让铁生汲取了丰富的营养——插队三年，使他“看见一个全面的中国。”并整整思考（反刍）了三十年。这使铁生即使在形而上的追寻中，他的目光始终是投向被误解被亏待被“边缘化”的那些平凡的生命的，他的爱、他的笔，只为这些人服务。而对那些活动在官场、商场、情场、×场的“以妄为常”的“积极分子”，他毫无兴趣。因为这些人的乱动，只会炫人耳目，扰人心神，没有任何参考价值。 铁生的作品，是要慢慢“品”的，他的作品，没有强加于人的王霸之气，而像溪水一样渗入你的心田，当你发现不舒服的时候，已经摆脱不了对良心的诘问了。他的文字越到后来，就越接近大慈悲、趋近佛性，否则，不可能写出“死亡原不是一件值得着急的事情……”这种不朽的文字。
 史铁生肖像 （邢仪油画）
2011年2月我查了一下，这段文字是1937年傅雷先生为《约翰 .克里斯朵夫》写的献词。铁生抄在笔记本上。以前我一直以为是罗曼.罗兰撰写的原文后两句铁生未抄录，但实践了。 当回忆的往事已成为“一堆碎片”时，我才觉悟：支持激励铁生前行的是傅雷先生的这段话，而不是当年老师教给他和大家的那段《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名言。
 铁生处之绝地而再生，命数虽尽却化无穷，留下了行云流水秋月春风般的文字，演变为对生命的思索灵魂的拷问——他“扶轮问路”，缓缓前行，却比众多的“老三届”都走得更快，想得更深，行得更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