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走过青春别初恋 相知相伴度华年
史铁生在他第一部以“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为名的小说结集出版的时候,送给我们夫妇一本,他非常认真的在自己的相片下的留白处写下十个字:这不是纪念碑,是里程表。 这是宣言,他将排除万难,笔耕不辍,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小说集出版的时间是1985年。代后记题目是“几回回梦里回延安”。重读这个集子,我发现,史铁生已经把从1969——1984年他的心路和经历“和盘托出”了。其中《我们的角落》,实际上演绎了铁生和H在雍和宫大街26号内从爱恋到斩断情丝的全过程。只不过他把自己分为三位,变成了三个残疾人,这也许是《封神演义》启发了他———该书第77回就是“老子一气(菽)化三清”。这样,三个人的不同说法想法,实际上就是铁生的辨析反复,也是他对自己灵魂的拷问。而文章题目,也许得自当时名噪一时的小说(后改为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爱情的萌芽阶段是前永康还是雍和宫,已经无从考证。但我好像是在雍和宫才认识H的。现查明,H是由同班同庄学文荆江介绍相识的,引入动机不详。H是一个非常单纯善良的女孩,是那种涉世不深,愿意把别人把社会想的特别好的那种女孩。记得某年暑假,在26号遇上H ,我说黄山如何好,她说武夷山如何好,还认真地争了起来。铁生突然笑了,说:你(指我)没去过武夷,你(指洪)没到过黄山,还想说服对方,可能吗? 那时,许多知青是“希望(爱情)至上”主义者,而不像留城的同学那么“理性”(如果换成贬义词就叫势利)。因为知青根子不硬,可谓失势,收入菲薄,谁敢言利?,只剩下情爱这点“先天之本”供知青在“广阔天地”里相濡以沫,在“很有必要”中共度时艰。当时我也是一个“希望至上”主义者,虽然觉得铁生和H结合的可能性极小,但还是表示坚决支持。并且不分场合地对反对者进行了“谴责”。也许我的语言“道德过激”,铁良的母亲便冷冷的给了我一句:“我要是H的母亲,我也舍不得!”这句话使我大悟:像我这种家庭(哥仨儿)出来的人,其实根本不懂女孩子及母亲想什么要什么,而潜意识里,占统治地位的还是“落难公子后花园,私定终生中状元”这一延续了几百年的传统“传说”。 铁生和H相知相恋的时候,铁生的脾气变好了许多,尤其是H在场的时候,他会笑得灿烂又随和。分手那一段时间,则心情波动得可“危险”了——“枕上惟愁成何状,江海翻波浪”。久违的暴戾之气也不自觉地时有所“冒”。 才子江淹云:“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古代医圣说:“阴阳离合而生杀”。那几年,世界上两个最疼爱铁生付出最多的女性相继离世,如果没有H,铁生很可能会垮(疯)掉。铁生写出《我与地坛》并成为他作品的分水岭和里程碑,H是在关键时候起了关键作用的那一位。 1989年,铁生和陈希米结婚。婚后,铁生为人越来越淡定、从容和宽宏,而思想理念则在形而上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变得深邃而空灵——因为那些难办的事情、激烈的语言,扰人心神的俗务,希米统统包办“代劳”了。而我们这些铁生的同学插友,对快人快语的陈希米,多少有些“敬畏”。因为她不像铁生那样顾及同窗“面子”。试举一例:铁生透析后,希米因拒收643班同学的善款(4000元)而被某女郎称为“小辣椒”。铁生走后,这笔钱如何处理,也就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我出了个主意,让经办人在1.4日那天作为铁生生日贺仪送给希米,她连声称“善”,还到银行把钱换成了百元新币。但到了现场,她就不敢送出(可见希米的威慑力)。后来,还是我采取请希米吃饭的方式把这4000元花掉了,算帮助铁生回购和运输箱子的费用。 我们这些“老人”还有自知之明:陈希米才是适合铁生的“那一个”。而我们老了,已经日薄西山,余晖散乱,只能侃侃大山,敲敲边鼓,跑跑龙套,忆忆当年。能和铁生相知相伴走完全程,使铁生淡定从容,入圣脱俗的,使铁生从“怒目立眉一脸晦气”上升为“拈花一笑佛光普照“——眉眼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的……惟陈希米一位! 这个被铁生戏称为“只有一条好腿”的家庭所弥漫的和合之气,曾引起很多来访者的羡慕和惊讶。从中国文化来看,可称作“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如果是西方人,也许会感叹“上帝是公平的。”但我觉得最恰当并最符合铁生行文习惯的,是《黄帝内经》中的八个字:“法于阴阳,和于术数”。
八 清华附 清平川 苦难光荣数“老三”(届)
铁生对人生和生命的诘问,他的那些思想,他那使人慢慢读才能懂得的文字,第一个源头是曾就读过的清华附中。这是铁生“作家梦”萌芽即被毁灭的地方。铁生在其《小传》中如是说: 1966年“文革”时,我在清华附中上初二,刚刚15岁。我是职员出身,所以我就站在保校领导这边了。我画了张漫画,一个人,一个耳朵大一个耳朵小,偏听偏信。是贴给外校来支援红卫兵的人看的。韩家鳌(清华附中支部书记兼副校长)把我叫到一边去,特别地鼓励了一番。 但我不解的是,为什么那么多和我站在一边的人,在一夜之间,马上就转到红卫兵那一边去了?怎么忽然就说校领导是修正主义的?工作组一进校,我就蒙了。 我的出身一般。父亲是林业部的职员,母亲是会计。如果再往上数,我爷爷是大地主,姥爷是国民党的涿州县党部书记,五几年镇反时枪毙了。我父母的婚姻是门当户对的包办婚姻,都是涿县的大地主。我当然有阴影,感到一种说不清的压力。 清华附中去延安插队的这批人,是带着遇罗克的《出身论》和德热拉斯的《新阶级》下乡的。这是当时社会影响最大的两株“毒草”,是出身“一般和以下”的大中学生不能宣于口,但会存于心的妙言名文。而下乡插队,则是他们逃离压抑(迫),证明自己,有所作为,实现梦想的唯一机会。铁生是这样总结的: 在校参加文化革命,热情有余偏出身不足,故心存向往却终无作为,属“逍遥”的一派。逍遥之间读了些书,读了“鲜花”也读了“毒草”,自然也有小疾而不辞,自愿去革命圣地延安插队落户,究其缘由:三分虔诚,七分好奇。插队期间努力劳动,种了一年地,喂了两年牛,衣既不丰食且不足,与农民过一样的日子,这才看见一个全面的中国。 1966年——1971年的北京,炮打火烧没完没了,是非成败变幻无穷,中大学生概莫能免,大小“分子”在劫难逃。不论你是工农兵学商,还是东西南北中,一起在干三件事:自整(那时叫斗私)、整人、被人整(或者说是自欺、欺人、被人欺)。学校乱麻一团,师不师,生不生,党不党,兵不兵(红卫兵),实际成了摧残“出身一般和低于一般”的青年学生自信、自尊、自由、自强的“搅拌机”。上山下乡运动一呼百应,究其原因,青年学生的好奇虔诚只有三分,摆脱 “全员乱动”的环境倒占了七成。 对于铁生来说,黄土高原上的清平川是第二个源头,也是铁生及附中“老三届”的避风港和起锚地,插队生活使他精神获得自由,才能得到发挥,使他活回自己,服务他人,让铁生汲取了丰富的营养——插队三年,使他“看见一个全面的中国。”并整整思考(反刍)了三十年。这使铁生即使在形而上的追寻中,他的目光始终是投向被误解被亏待被“边缘化”的那些平凡的生命的,他的爱、他的笔,只为这些人服务。而对那些活动在官场、商场、情场、×场的“以妄为常”的“积极分子”,他毫无兴趣。因为这些人的乱动,只会炫人耳目,扰人心神,没有任何参考价值。 铁生的作品,是要慢慢“品”的,他的作品,没有强加于人的王霸之气,而像溪水一样渗入你的心田,当你发现不舒服的时候,已经摆脱不了对良心的诘问了。他的文字越到后来,就越接近大慈悲、趋近佛性,否则,不可能写出“死亡原不是一件值得着急的事情……”这种不朽的文字。
![]() 史铁生肖像 (邢仪油画)
2011年2月我查了一下,这段文字是1937年傅雷先生为《约翰 .克里斯朵夫》写的献词。铁生抄在笔记本上。以前我一直以为是罗曼.罗兰撰写的原文后两句铁生未抄录,但实践了。 当回忆的往事已成为“一堆碎片”时,我才觉悟:支持激励铁生前行的是傅雷先生的这段话,而不是当年老师教给他和大家的那段《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名言。
![]() 铁生处之绝地而再生,命数虽尽却化无穷,留下了行云流水秋月春风般的文字,演变为对生命的思索灵魂的拷问——他“扶轮问路”,缓缓前行,却比众多的“老三届”都走得更快,想得更深,行得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