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生的文章、书法、篆刻、丹青全班全村全川全国的人都知道一二，不必再述。鲜为人知的才艺是厨艺和象棋。 铁生大展厨艺的时候是1969年7、8月。灶上杀了（男生单独起伙后的第一口）猪，杀得56斤肉。李金禄（26中高一）邀请关家河的男生来共吃猪肉。铁生主勺。他先是在厨房门框上贴上了红底黑隶的“御膳房”的横幅，然后炒了十二个诸如酱爆肉丁鱼香肉丝这种上了北京饭馆当年菜谱的菜，真使大家刮目相看。那天正值我从宁夏干校返庄，全体男生都称赞我长了一个千里鼻，气死狗。当时虽然缺油水，但人均三斤猪肉还是太多了。第二天我当值，一闻酱爆肉丁已经酸了，其他剩菜也有了气味，但舍不得扔掉，就放了一大把红糖加上剩菜中的肉丝肉丁重炒了一遍，并命名为糖醋酱爆肉丁，大家吃了均称善。但只授予我“第一火夫”的称号。  右边那孔窑洞即是“御膳房” 摄于2001年
插队伊始，闲来无事，铁生喜欢下象棋。棋艺高低，对手是谁，如今都记不清了。但使我迄今感慨颇深的是：他最反对旁人支招，特别是给他支招。铁生自制的棋盘的楚河汉界上，用漂亮的隶书写了一句俗语：“河边无青草，不用多嘴驴”。但是，积习难改，又非正式比赛，大家难免插足战局。表示一下“我也行”。 铁生虽然不悦，但不大点事，也犯不上翻脸抡菜刀，于是他不论所支之招是高招还是臭棋，不论是否符合他的本意或出自他心，一律拒绝。别人让他跳马，他非得出车，别人让他飞象，他非得拱卒。 其结果，当然就会输棋。还落下一个“太轴”的评价。 现在想来，如果他不是如此不计成败的坚持，不是对别人强加给他的任何东西有着生理上的厌恶，他肯定不会今天的成就。 他的作品，每一句话都是自己的，（尤其《我与地坛》之后，行文风格最后确立，这个特点得以凸显）所以他才能感动许多素不相识的人，文字才能如此干净。
六 相帮朋友义 可怜父母心
铁生在关家庄二次病发时，孙立哲正开始“走红”，名震延安北京两地，成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有作为”的典型，进入了身不由己言不由己忙不由己的“榜样境界”，所以，送铁生到延川县城是由我代劳的。回京后，铁生住在前永康胡同的40号。这是奶奶的居所，他的另一篇全国获奖小说“奶奶的星星”的许多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史铁生（左）与插友在牛棚合影 回京后，铁生病情反反复复，四处寻医问药，换一个医院换一个病名，但换名不换药，结果是每况愈下；奶奶年老体弱，无法照顾。日暮途穷，史父只得放弃“五七路“，踏上返京程。放下架子，调换工作（从林业部的干部，变为小厂的职员）不问专业，只求安定；史母是会计，工作离不开，只能在丽江和北京之间来回折腾。唯一的收获，是妹妹史岚可以回京上学了——-丽江林学院干校风景不错，但教学质量和北京比起来实在不好说……。（至于为什么林学院搬到那里办学，是源于领袖的一句指示：“农业大学、林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北京农业大学新址比林学院还差，搬到了延安甘泉县的沟里，日照时间很短，哪里谈得上科学育种！）。 这个家庭，进入了历史上最困难最黑暗的时期。经济上捉襟见肘，精神上高度紧张，治疗康复希望不再…… 铁生父母对他的身体心存愧疚，对他的精神毫无办法。铁生变得喜怒无常，在前永康，曾数次试图轻生。他母亲和奶奶，都让我们劝劝他，一定要放弃自杀的念头，振作起来。史父不善言辞，我们一去，他就避开。因为我们去了，铁生才有笑声——他只能默默地撑着这个家，使儿子振作一点。这个漫长而寒冷的冬天，是我们这些“同插同学”嘻怒笑骂软硬兼施陪着铁生“熬”过来的。 铁生是这样概括这一段生活的：回京后住医院治疗，历时一年半，前半年还想站起跑，后一年却想不如干脆躺下去死；然而医生护士煞费苦心百般拯救，各路朋友不离不弃爱护备至，自忖不当以死作答。1973年5月出院回家。 友谊医院的“百般拯救”不仅是身体的（进去拄单拐，出院坐轮椅）更重要的是心理的。铁生这时需证明的问题是：我对家庭对他人对社会是否还有用？护士柏晓莉请他负责神经内科的黑板报，铁生发挥特长，在友谊医院拔了头筹。每次我去友谊医院，他都要我对版面设计和书法插图作出评价，内容则忽略不计。后来他还带我去过他就业的那个街道小厂，他在那里画古代大美人及彩蛋，是该厂唯一的技术人员。他兴致勃勃地给我介绍箱子“做旧”工艺和“蒙”老外挣外汇的斐然成绩。那些街道大妈大嫂视他为厂里的“齐白石”，尽其所能，对他百般呵护。当铁生辞职去任“作家”时，那些大妈大嫂都依依不舍。 冬季一过，我返回陕北，先接替女生当了“民办小教”。该年四月，也许看我这个“嘎小子”（刚下乡的时候，有个婆姨以为我是电影《小兵张嘎》的那个蒙古族演员，后来就叫开了）不太听话且不怕“得罪人”，就“封”我为大队革委会副主任，主管文教卫生和计划生育。（18岁的我，在关家庄婆姨女子眼里，既不像老师，更不像领导，她们开会时唧唧喳喳，对我很不尊重。我为了树威，放话给她们：“别看我没结婚，得罪了我，我可不给你们开（结婚）介绍信！”两天后，就有个女子私下给我送了一把红枣……）也许是我这个“副主任”太“优秀”了，年底贫下中农推荐我参了军。也许是因为当（村）官初始是副职，后来我的领导岗位竟一路副职，已鲜有“扶正”的可能了。 我从72年初到76年四月回京探亲，四年中我和铁生一面未晤，全靠书信来往，写来写去，还是插队那个村，那些人，那点事，那点念想……
 76年再见到铁生时，他已经稳坐在插队同学从父母处“集资”买的轮椅上了。他的第一句话是：我的理想已经实现，我现在是个名副其实的“作（坐）家”了。——高位截瘫使他永远站不起来了。 能够自嘲，说明心结已开，精神“脱困”了。这一点75年时别人来信时已经告我：当时我曾托父亲回京去看看铁生，那次同去的范崇澄（清华大学文革前的研究生）和铁生交谈后感慨万千，专门给我一信，对铁生自强不息的精神大为赞赏，其中有一句话，我现在还记得：“亡命徒，何惧之有！” 而最能说明铁生骨子里那种精神的，是他在插队笔记中写下的心得： 只有在江河湖海中行驶的那才是船，而停止码头的那个东西，我始终不知道它应该叫什么。 但经济上，家里正处于最困难的时期。75年铁生奶奶辞世，史母回京料理，向林学院申请到林院驻京办工作，以便照顾儿子，被军代表驳回，财务按“六个月不上班停发工资”的规定执行了。史母停发工资，全家收入去其一半，每月也就七八十元，要维持四口之家的生活，还要支付铁生的治疗费，真要走投无路了。 76年时四个兜的军人还是很吃香的——在铁生母亲看来，我能提干，说明我父亲“没问题”了。她和我说：“林学院的老院长认识你父亲，是不是请你父亲说说话……” 她在和我说这番话时，是背着铁生的，因为铁生的极度自尊我们都知道。她当时的神情，现在说起此事，马上会出现在眼前…… 我父亲是没有这种能力的。当时“四.五”天安门事件刚“满月”，父亲面临着第三次被“批判”的可能。但我还是和父亲说了，父亲听后，说了一句：看来我的臭名还没传到林学院。 当78年我第二次探亲到雍和宫大街26号的“新居”时，看见史母的遗像挂在当堂，我无语。阿姨终年48岁。我迄今不知道她的姓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