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马季和争议最大的“打了侯宝林""

 

        马季在50年代后期便开始走红，这一方面得益于他的老师，另一方面，广播说唱团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电台经常把说唱团相声演员创作的作品录成节目播出，马季的产量比较高，所以他的作品能经常出现在广播里，同时期的其他演员就没有他这么幸运了。而那时广播虽然不是很普及，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媒体，所以，马季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崔琦说：“马季当年最红的时候，一上台就是满堂掌声，‘最近老没和朋友们见面了……’哗——下面就是掌声。他说什么观众都笑。”

        崔琦回忆说：“北京曲艺团的演出在前门小剧场，就是现在的大栅栏西口，就在那计时收费的演出，就是进去不要钱，给你打一个票，看你什么时候进去的，出来算时间，l0分钟2分钱。这样上电台的很少，所以，很多演员就没有马季的知名度传播得快。马季说得也好，有朝气，基本功说学逗唱都很好，包括倒口，就是使用方言，所以很快被大伙知道。其实当时跟他年龄差不多的还有郝爱民，原来是搞话剧的，但后来知名度就没有马季这么高。”

        就在马季在相声的海洋里邀游的时候，“文革”开始了，他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相声被当成四旧破了，不能再说相声了。也就是在“文革”开始不久，1967年，马季认识了后来的夫人于波。于波是哈尔滨人，她和马季相识是因为一个叫焦乃积的人，焦乃积在铁道兵文工团，有一次去哈尔滨招演员，看中了于波。“一开始我姥姥不愿意我妈妈离开她身边，焦乃积就跟我姥姥说：‘她的婚事就包在我身上了，我要给她找个好男人。’就是因为这个，他把我爸介绍给我妈。‘文革’开始，大字报满天飞，我爸心里也没底，所以他想，先把自己不好的一面都摆在我妈面前，所以他认识我妈之后，第一次约会，就带我妈到广播说唱团那个粉楼，里面全是关于我爸的大字报。我妈在认识我爸之前老觉得我爸是个老头，我妈听说过我爸的名字，在广播里永远跟侯宝林、郭启儒、刘宝瑞的名字在一块，所以焦乃积跟我妈说给他介绍个人叫马季的时候，我妈说：‘是老头啊?’我妈认识我爸后，觉得他是个很实在的人。”马东说，“我父亲1967年底跟我妈妈结的婚，结婚后5个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我妈当时是军人，军人的社会地位非常高，我妈说，怎么我也会跟着你。1969年，我爸爸被下放到嫩江干校，一去就是3年。我妈去火车站送他，那个年代，你不知道这人一走，是不是还能活着回来，有军代表在旁边，你还不许哭。我爸爸去干校还不是最惨的时候，在北京挨斗才是最惨，挨打。当时造反派的头头儿，现在也就相逢一笑了。那个年代荒诞得让人不能理解。”

        在那个国家主席都可以被斗死的年代，很多事情现在回想起来都难以让人理解，关于马季，人们争议最大的可能就是他在“文革”期间打了师父侯宝林。马季在公开接受采访时惟一一次谈到这个问题时也未置可否。崔琦说：“我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这事肯定是有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人际关系，儿子爸爸都可以反目为仇，夫妻都可以当敌人，所以应该历史地看这个问题，而马季他自己也承担了一些责任。马季69岁的时候，他的徒弟在北京饭店给他过生日，送上一个大红袍，众星捧月。马季肯定是功成名就了。但是马季说了这么几句话，他说我马季从小学艺，热爱相声，到现在大家对我很抬爱，其实我在很多地方表现得很无知，也许在过去大家跟我的交往中，同事间朋友间，我也许不经意地没有意识地说的话办的事情给哪位造成了伤害，我应该对这些朋友表示抱歉。原话就这意思，我觉得一个人过生日的时候，他能够说出这样反思的话来，是很难得的。”    、

        但是后来师徒关系到底是否缓和，也是个谜，常宝华说：“我记得1974年我回到部队的时候，马季要请我吃饭，同时侯宝林先生也要请我吃饭，在当时是‘文革’的后期，他们的师徒关系有很多传说，有这样那样的矛盾，我就不管有什么矛盾，为了缓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我就说我们就合二为一。我觉得不在于这顿饭。在于在一起能缓和这种关系。当时我们三个人就谈相声，一聊就没个完。”“我没跟马季谈过这个事情，反正师徒两个人后来一起到香港演出了。原来有过你不去我去这种情况，‘文革’之后也有过这个情况，有一次外地来约角，分别约的这两个人，好像后来侯先生没去，因为听说有马季。后来为了相声大局，两个人摒弃前嫌。携手到香港去了。但是生活中基本上再没有什么交往。”崔琦说，“这账应该算在‘四人帮’的身上。”

        “文革”让很多相声演员心灰意冷。在嫩江下放的那段经历，马季的主要工作是给连队的人做饭，这期间他学会了双手和面。后来，“一号命令”下来之后，马季又被调到河南周口一带。很多相声演员在一起，都觉得以后相声这碗饭没有了，像郭全宝，希望以后能骑着三轮车卖菜就行了，大家都在为自己设计未来。但是马季坚信，一定还会说相声的。后来大家陆续回北京了，但没有机会说相声。马东说：“父亲那时候还是忍不住写相声，他当时看中国援建坦桑尼亚铁路的新闻，就写了《友谊颂》，这个作品被改了无数次，但是他们都没觉得这个相声能演出来。直到有一天通知他们参加‘五一’游园会，在中山公园演出。结果被当时拍新闻的给录了下来，然后就用在纪录片里了。这个片子是姚文元审查，当时大家都觉得没有通过的可能性，姚文元可能也没仔细看，一点头就过了。这个纪录片一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非常敏感，纪录片里居然有相声，那这个相声就可以在电台里面播放，于是就把我父亲叫到电台录了这段相声，这也成了‘文革’期间第一段相声，这时候是1973年。很多年轻人以为相声就是这时候开始的。我父亲在获得相声终生成就奖的感言里面说：‘我在没有笑声的年代里，还能给大家带来笑声。’后来发现，还是可以说相声的，就有点松动了。我妈跟我说，我爸真正忙起来就是从干校回来，虽然开始没有演出，但是可以在节假日游园的时候演出，所以他原来创作和表演的热情又一次彻底被焕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