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上，他们戴着瓜皮帽，穿着印花黑绸衫，留着小胡子，说话吹胡子瞪眼睛，抬手就要举鞭子打人。

        现在五十岁以上的人可能对地主仍有深刻的印象，而三四十岁以下的人可能就没有那种真实的感觉了，只能在小说、电影中见识到地主的“恶霸”音容。

        “我们一天不打，他们就会一天不倒”。经过几十年的历史变迁，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早已不存在了。

        如今，“斗地主”成了一种扑克游戏。玩法简单。娱乐性强，老少皆宜。名称的来源据说起源于在万恶的旧社会，地主横行乡里，无恶不做，人们为了发泄对地主的痛恨，常常在一天的劳作之后，一家人关起门来“斗地主”。

        上世纪60年代有一部名叫《槐树庄》的彩色电影，里头有一个老地主，死后被人翻出一本“变天账”，内载：“民国三十七年十月初三，贫农团成群结队闯进我家……”——“变天账”这一社会政治名词，曾经是中国人之间刻骨阶级仇恨的生动反映，中国乡绅阶级的仇恨与贫农阶级的仇恨一样的朴素，在谁做土地的主人这样一个问题上，很难容得一点点的温良恭俭让，这是中国30年土地革命史的必然规律。这种历朝以来最深刻的土地革命，在界桩界碑迁移，田契易主的经济变革形式背后，蕴藏着暴力和鲜血。

        1948年，解放区的土改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2月11日毛泽东在《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的党内指示中批评道：许多地方的通讯社和报纸，不是宣传依靠贫雇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封建制度的路线，而是孤立地宣传贫雇农路线；不是宣传无产阶级联合一切劳动人民，受压迫的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分子(其中包括不反对土地改革的开明绅士)，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人民民主政府，而是孤立地宣传“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2月15日，毛泽东又为中央起草《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说：“反动分子必须镇压，但必须严禁乱打乱杀，杀人愈少愈好，严格注意保护工商业。新区土地改革应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打击地主、中立富农。又要分几个步骤：首先打击大地主，然后打击其他地主。对于恶霸和非恶霸，对于大、中、小地主，在待遇上有区别。第二阶段，平分土地包括富农出租和多余的土地在内，但在待遇上，对待富农应同对待地主有所区别。”

        1948年出版的《晋察冀画报》上，一幅翻身农民清算地主的照片很能说明当年的气氛：肥头大耳的地主抄着袖子，一副无可奈何的模样，而那位衣衫褴褛的老农则从人群里站出来，气愤地质问着地主，这是一个乾坤颠倒的典型象征，昔日乡村最体面的阶级，穿着墩实的棉袍接受穷汉的审判(从照片的情形看，是一种道德和经济范畴的审判)。尽管地主的衣着依旧体面，但我们可以断定，他赖以维持他的乡村寄生阶级生活方式的物质基础和道义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中国农村阶级生活的最大变化开始了。

        土改中审判负有血债的地主恶霸，那是更为令人惊心动魄的场面，我们在类似于《白毛女》、《暴风骤雨》和《平鹰坟》等艺术作品中对此屡见不鲜，不容回避的是，由于封建压迫的残酷性、群众性的义愤导致了许多血腥的场面，小说《敌后武工队》写道：“一群妇女袖藏剪子，手攥锥子，气势汹汹地迎了上去。她们是东王庄死者的家属，她们要用剪子、锥子去和刘魁胜算帐，替父兄，替丈夫，替儿子来报仇!”这个情景是真实历史的反映，因为在一位外国记者所写的反映华北土改的书中，我们看到了同样的群众恐怖，书中写道：由于场面失控，被审判的恶霸(曾出卖过八路军伤员)死于凌迟，当他被处死前，人民政权押着他游街，他的双臂捆在前胸，敲着锣，凄惨地喊道：“乡亲们哪——看在祖宗的份上，帮我擦一擦脸上的血吧。”而老乡们回答他的是：“呸!给你一块吊马布(北方俗语。指月经布——作者)吧!”

        轰轰烈烈的解放区土改，在新世界“失乐园”者的“变天账”上反映出来的，是界碑迁移，田契易主。究其本质来说，是一种“心算”的仇恨记忆。然而土地的革命并不简单的是一场均贫富的社会历史进程，它实现着孙中山“平均地权”的伟大理想，同时它重组着一切旧制度赖以运转的秩序。这种乡村秩序是中国人维系了上百年上千年的，这种社会风俗也是一部分中国人不愿意更改的，因此，当我们遥望l948年的华北，我们会为震天的秧歌锣鼓感到欢欣，也会为乡村里的大规模清算而暗自惊心。

        只有置身于历史之外的人才会对那场历史清算中的人性本质加以关注，作家矫健描述了这样一个场面：一个忠诚的长工目睹了他的东家被武工队处死的场面：东家的头颅血淋淋地落地，朝长工脚下滚来，那颗头颅咔嚓咔嚓地咬着长工的鞋帮子，分明是在嘱托着什么。后来这位长工参加了“还乡团”，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潜回村子，实施阶级报复，“还乡团”们残酷地殴打一位回乡探视老母的八路(尽管早在1946年中共军队已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但老百姓仍习惯于称他们为“八路”)，并把这位八路活埋，八路的娘(也是这位长工的干妈)追来了，“还乡团”们又开始毒打这位舍命救儿的母亲。这时，已经黄土覆身的八路开口说话了，这位为东家报仇的长工俯下身去，八路的口鼻中只有些微的气息：“勿伤我娘，勿伤我娘……”——我们会为这番描写感到动容，但温情脉脉的人道主义历史观绝不能代替“暴力是历史的催生婆”这样一条铁律。辽东的农民回忆说：为了对付“还乡团”的“大刀队”，解放区的土改积极分子专门成立了“棒子队”。“大刀队”将农会领袖捉住后，一刀两段，连孩子也不能幸免。而“棒子队”的报复措施是：捉住“还乡团”分子后，以土埋身，土层外仅露一头，反复以凉水浇覆，一夜之后，人头变成了冰坨，手起棒落，人头便滚落一旁。这种精心设置的冷酷刑罚反映了本世纪中国最大规模阶级决战的某类原始生态，这种原始生态并非是历史的局外人可以简单评判的。  

 

                      《人民记忆50年》 宋 强   乔 边／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