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将超过中国吗？ 中国的隐忧在于：“斯托雷平式改革”以铁腕手段不许人们讨价还价，如此避免的“交易费用”究竟是真的节约下来了，还是只是欠下了？将来会不会要付出更高的“利息”来偿还？ 风物长宜放眼量：中印经济发展的长时段对比 去年印度经济提速，增长率超过8％，这立即在中印两国乃至世界上激起讨论。“印度将超过中国”、“21世纪是印度世纪”等言论和认为印度经济积重难返不可能赶上中国的言论形成了一次小论战。今年印度大选，执政以来取得经济高增长的人民党政府却“意外地”败选下台，两国与世界又是一阵议论。 然而以中印这样两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展望前景岂能以一日论短长？漫道印度不能仅以一两年的时段、IT软件等一两个产业而乐观，就是中国已持续20年的高增长也只是历史之一瞬。比较这样两个大国，不能不“风物长宜放眼量”。 一、中印农业：百年兴衰 如今中国人到了印度，总会对那里的“落后”印象深刻。简陋的基础设施、堵塞的交通、满街低档国产车、大城市的贫民窟、随处可见的乞丐，加上德里大街上悠闲自得的“神牛”，作为孟买一景的多比哈特露天大洗衣场……都给人以一种“穷国”的强烈观感。与文化历史背景差异较大的西方国家和地狭而殊、人稠而不众的东亚龙虎相比，印度作为我们的邻邦，同为第三世界中的大国，人口众多文明古老、当代政统（印度独立与新中国诞生）也几乎同时建立，不是更好的比较对象吗？ 于是国内通行如下说法：1949年时印度的经济水平明显高于中国，后来由于两国选择了一“资”一“社”的不同发展道路，结果中国很快超过了印度，而且现在已经把印度远远甩在了后面。于是在不少场合人们都看到这样的论战模式：你要与东亚新兴工业化地区相比吗？我就以与印度的对比来反驳你。 无疑，就上述说法而言，有两点的确是事实：1949年时中国的经济状况的确不如印度。而在改革开放时代的经济高速增长中，我们现在在经济的基本面上（尽管不是在所有方面）已经明显地超过了印度。但这两个事实如果不加以如下的两个补充，那是很容易导致误解的：第一，1949年时中国十余年战争废墟上的经济不如印度，但这在中印经济比较史上只是个短暂的插曲，而在长时段历史中，不仅农业时代中国经济一般都超过印度，就是在工业化问题上，虽然英国殖民印度要早于中国的洋务运动一个世纪，因此印度的近代工业起步也早，但是从清末到抗战前的中国工业起步后发展就比印度快，民国时期中国工业水平已经一度高于印度，只是后来陷入毁灭性战祸才又垮了下来。第二，中国经济如今的确赶上并超过（确切地说是再次超过）了印度，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改革时代，而不是在改革前达到的成绩。换句话说，民国时代中国经济曾经领先于、至少不亚于印度。而改革前中国经济是否领先于印度，是大可怀疑的。 1980年代中国政府的政策研究部门关于民国史上相对和平时期中国农业经济水平曾经有过一个估价。当时由杜润生班子中的研究人员完成的这项研究表明：如果把战乱中的生产剧降与战后的恢复性剧升排除不计，以1921-1936年15年间中国粮食产量平均每年增长1.76％视为比较正常的状况，则这个增长率要比同期未经战祸的印度高得多。民国时期正常（即相对和平）年份中国农业虽然远远称不上发达，与先进国家无法相比，但多数指标并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不低于发展中国家一般水平，尤其是明显高于印度。1936年中国人均占有标准粮529斤，当年世界平均水平为502斤，而印度仅为309斤，相当于中国水平的58.4％。1934-1938年间中国粮食平均亩产213斤（标准粮，下同），世界平均为163斤，而印度仅为86斤。如果以劳动生产率计，则中国每个农业劳动者产粮在1921-1936年间增长了35.2％，增幅高于总产增长。1936年中国劳均产粮1725斤，比1951年还高出14.3％（尽管1951年的总产已经超过1936年）。这个生产率低于当时的世界平均水平，但位次是趋于上升的：在11个对照的发展中国家中，中国1926年的水平占第九位，1936年第八位，1946年第七位。而且中国这一水平通常高于印度：按每个男性农业劳动者平均年产食物折合百万净直接卡路里计，1934-1938年中国平均为5.3，印度仅3.9；考虑到印度在牛奶等若干畜产品中的优势，中国在粮食生产中对印度的优势应当更高。（注：文洁、高山：《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粮食生产效率和水平》，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编：《农村·经济·社会》，第1卷，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326-335页。） 总之，只要没有大战乱，中国农业从传统时代以来，无论在什么制度下一直都是领先于印度的。这种领先不仅体现于人均、亩均与劳均粮食产量，而且体现于包括牧渔诸业在内的大农业综合指标如总卡路里生产率。 而1949年以后到改革前的命令经济时代，中国农业生产的总量虽有一定的增长，但在最能反映经济进步本质的劳动生产率方面表现很差：由于中国农业产量与农业劳动者数量在此期间几乎同步上升，因而劳均产值在这二十多年中几乎没有任何增长：从“一五”时期到“四五”时期，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年产值仅由263元微升至276元。1966年时，中国农业劳均产粮仅1162.8斤，远比1936年低；时至1975年，劳均产粮也只有1931.5斤，比1936年高不了多少。（注：赵德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67-1984》，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58页。） 当然，由于印度的农业从来就不行，这样的水平仍然高于印度——即使在战争废墟上的1949年，中国的工业固然是毁得不如印度了，而农业虽然比抗战前明显衰退，仍然还比印度强。因此新中国的农业水平一直高于印度是毫不足奇的。 但是在改革前的20多年间，中国农业对印度的优势不是在扩大，而是在缩小。中国放弃了城市化，把农民禁锢在农村，靠人海战术增加了产量，却牺牲了劳动生产率。而印度这期间城市化比中国快（当然，大量农民进城也扩大了贫民窟，就像我们这次在孟买和浦那看到的那样），并且靠绿色革命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总产量的增长也快于中国。20世纪80年代中国世界经济研究领域的一批学者在莫干山举行“中印经济发展比较研究讨论会”，会后发表的《纪要》提出以下共识：解放后至改革前，印度粮食年总产量与人均产量一直低于中国（按：这实际上是延续民国时代已经形成的局面），但两项差距都在缩小，即印度的两项增长率都高于中国：1952-1981年间，中国粮食总产增长1.04倍，年均增长2.5％，而印度增长1.19倍，年均增长2.75％。1952-1978年间，中国年人均粮食产量增长15.2％，年均递增0.55％；而印度年人均增长23.7％，年均递增0.8％。而且这三十年间中国粮食生产商品率在下降，印度则在提高。50年代中国粮食净征购量占总产量17.4％，1982年则降为15％左右。印度同期的粮食商品率却从7％上升到33％。结果，中国从50年代的粮食出口国变成70年代的粮食进口国，而印度则相反，从五六十年代的粮食进口国到70年代破天荒地变成了粮食出口国。（注：王红生：《关于1950-1980年间中印粮食生产状况的一些思考》，2002年北京大学《中国现代化论坛》创刊学术讨论会论文。） 至于非粮食作物，这一时期中国棉、油增长快于印度，印度乳产品及水果增长高于中国。综合而论，据印度学者斯瓦米《中印的经济增长：1953-1970》一书计算，也是印度增长更快：1952-1965年间，印度非粮食作物生产年均增长2.9％，中国只有2.3％。合计粮食与非粮食作物，整个农业的纯新增价值增长率，在此期间中国也低于印度。（注：SubramanianSwamy.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and India，1952-1970：a comparative appraisal.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最后，在农业方面，甚至不仅关乎农业而且实际上涉及基本人道的方面，改革前中国与印度之比最值得一提的就是阿马蒂亚·森提到的那个著名的事实：改革前中国发生过惨绝人寰的和平时期大饥荒，而历史上饥荒比中国更频繁的印渡，独立后尽管农业产量仍然低于中国，却在宪政民主体制下成功地消除了饥荒现象。 二、中印工业：世纪沉浮 在工业方面，其实中国超过印度也并不始于解放后。中国近代工业尽管起步晚于殖民地印度，但在正常条件下（即没有大战乱时）的发展速度却快于印度，到30-40年代民国时期绝大多数工业品最高年产量均已明显超过印度在1949年达到的水平。而这期间印度并无大的动乱，工业基本是持续发展的。中国却在1949年前受到毁灭性的战争破坏，1949年当年的产量自然低于印度。但这与农业的情况类似：“产量的下落并不是由于经济原因所致，而是由于战争的摧残。一旦这些不正常的外生因素消除后，情况马上就得到了扭转”。 从那时到中国改革前的20世纪70年代，在工业与交通运输业方面，笔者能够找到的24种主要制造业产品产量，和7项运输指标，它们展示了一幅复杂的图景：其中，在民国年间可比的14种产品中，中国占有优势的10种到1970年时都仍然保持优势，而且除2种（纯碱、烧碱）外，有8种优势扩大。而4种民国时代印度占有优势的产品，到1970年除糖一项外，余三项优势都转到中国一边。（但按人均产量则布的生产仍是印度为多，印度产糖的优势也扩大了）因此在上列基础工业领域，改革前中国的发展总的来说是明显快于印度的。这使得民国相对和平时代中国已经存在的优势在经历战乱一度失去后，随着新中国的和平发展不仅重新得到恢复，而且似乎进一步发展了。 但也显示了事情的另一方面：在民国时期不列入统计的10项制造业产品与7项交通运输业指标中，1970年中国只有3项产品与一项运输指标产量高于印度，而且如果按人均产量，铁路货车制造与石油加工也是印度领先，只有塑料产量与铁路货运的优势属于中国。此外的9种工业品和6项运输指标印度的人均产量都高于中国，其中有的（如核电）中国当时还是空白。有12项指标按人均计印度超过中国都达一倍以上，其中民航客运、电气化铁路、电冰箱、乙烯等印度都超过当时的中国十倍乃至数十倍。公路、铁路、航空、家电、汽车、石化等等印度不是总量领先，就是人均领先。而这些产业大都是20世纪下半叶的新兴产业。可见当时印度工交部门的产业结构实比中国先进。今天印度软件业之类的新兴产业活跃，或许是有其传统的。 其次，印度工业中，低附加值的上游产业、初级产品相对落后，而高附加值的下游产业、终端产品相对发达，而改革前中国工业则有相反的特征。例如：1970年中国人均原油产量差不多是印度的三倍，但人均石油加工量却只有印度的四分之三，而新兴石化产品如乙烯的人均产量还不到印度的十分之一。中国棉纱的产量是印度的两倍多，而棉布产量却与印度大致持平。中国生铁产量是印度的236％，而钢产量只是印度的190％。1970年印度成品钢材产量是原钢产量的75.6％，（注：殷永林：《独立以来的印度经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7页。）而同年中国成品钢材产量只有原钢产量的66.8％。（注：国家经贸委编：《中国工业五十年》，第五部，下卷，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第1259页。）尤其是高档轧材的数据表中阙如，但据笔者了解，当时中国在这方面对印度基本上没什么优势。 由于当时中国优势明显的基础工业初级产品附加值低，而高附加值工业品的生产中国却很少乃至并无优势。加之当时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极为落后，交通运输、高等教育、通讯、电影、旅游等等都比印度差得很远，因此当时虽然中国的著述常以钢煤油电等基础工业的优势傲视印度，并引以为体制优越性的证明，实际上其总体经济水平是很难说比印度领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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