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走了，我们找哪个？”底层民众希望在自己身边有一种机制，能够像大官那样有效地看住权力瓮安事件之后，贵州省委书记走访民众，但民众不敢对书记讲真话，理由是：你是大官，住在省城，不能天天来保护我。你在，我们安全；你走了，我们找哪个？这种坦率说法揭示了当下治理体系的一个重大缺陷：不能在现场看住权力。
      民众所说的不安全，部分是指社会不安全，而这，当然跟政府相关部门未能尽责有关；部分也指某些部门的权力本身就是祸害，一位妇女就对石宗源说：“杀了人，有钱就能买出来。”显然，有关部门在这里出售了权力。
      本来，政府的基本功能就是维持社会的和平秩序，维护正义，让民众具有起码的安全感。但现在，在瓮安，还有别的一些地方，民众却没有这种安全感。其中原因就像贵州省高官所分析的，该县政府的权力显然没有始终如一地合法地、恰当地行使。相反，在征地、拆迁、矿产资源分配等事务中，有些民众的权利和利益遭到了侵害。这里的治安与司法机关没有有效地向民众供应正义，反而在扭曲正义。为什么在这之前，当地政府未能合法地、恰当地行使其权力？为什么权力侵害民众或者无所作为的情形，能够持续地、大面积地发生，以至于民怨积聚，因为一件小小的治安、刑事案件而酿成群体性事件？
      凡此种种说明，现有治理体系存在缺陷：权力没有在政府行使之前就受到必要的限制；权力在行使过程中也缺乏有效的自我控制；在权力的日常行使对民众造成损害之时，民众不能通过正常途径获得及时而有效的救济；最后，民众日常状态的不满，未能有效地启动权力系统内部的监督机制，从而使民众的不满不断积聚。概括而言，权力没有在第一时间、在现场、当然更没有在事先受到有效的控制、限制和约束。
      在上级政府高级官员到来之后，民众觉得稍微安全一些，大官也可以大刀阔斧地撤换不称职的官员。但民众说得好：你走了，我们找哪个？这是一个十分深刻的提问。一直有人抨击国人的国民性，其中就包括其在政治方面的表现，“清官情结”。但是，从他们的言论中可以听得出来，底层民众并不满足于清官的保护。
      在既有的制度框架内，民众当然不会拒绝偶然到来的清官的保护。只是，贵州的现实与传统戏曲中的情节相似，真正能够救民水火的清官，通常都是从遥远的高一级政府下来的。似乎只有借助相对超然、居高临下的位势，基层政府、地方政府所编织的灰色乃至黑色铁幕才能被冲破，一直受到压抑的民众才能够享受获得解放的短暂快感。但是，民众并没有觉得，清官就能解决问题，他们表达了对常态的解决方案的向往，希望就在身边有一种机制，能够像大官那样有效地看住权力。
就事物的性质而言，权力体系内部由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进行的行政、政治监督，在时间上必然是滞后的，通常是在权力已经对民众造成伤害，甚至在权力已经习惯于胡作非为、民众的伤害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才在第二时间、第三时间出场。此时出场，固然可以挽回一些影响，但民众对权力的信赖已然发生过流失，社会秩序的制度与精神基础已经遭到侵蚀。一件衣服打完补丁当然还可以接着穿，但其价值将大打折扣。
      因此，一个明智的人会尽最大努力减少衣服的磨损，治理机制同样需要如此设计。它应当在事先就对权力进行约束，使之根本就丧失胡作非为的冲动。即使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偶尔胡作非为，遭到侵害的民众也可以通过某种途径对这种权力提出质疑。民主制度就是对权力进行事先限制的机制。法治，尤其是独立的司法机构向那些与政府发生纠纷的民众提供及时而有效的救济，就是对权力在第一时间的约束机制。
      瓮安人提出了一个完善制度的问题：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把正义送到自家的门口，在大官们不在场的时候也依然能够得到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