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2007年11月18日，江苏连云港市在市区的苍梧绿园举行户外“相亲会”，吸引了近两千名青年男女前来寻觅意中人。 中新社发 王振 摄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很稀罕一种东西，叫爱情。

    经年之后发现，我们爱的是一些人；与之结婚的，可能是另一些人。

    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恩格斯这么说的时候，我们已经不道德了数千年，还经历了一个最不道德的年代。

永远不变的是变化。

    时代在变，社会在变，价值观在变，我们的择偶观也在变。但择偶观的核心几千年来一直保持着顽强的惯性，这个核心就是“郎才女貌”——不同的只是，在不同社会，不同时期，“才”与“貌”的衡量标准与表现形式。

    于是，漂亮的女子不论出身高低，总是前途不可限量；而优秀的男人，不管年老还是年少，总是滑不溜手。

    在这个意义上，今日与几千年前，并无不同。

资料图:2007年10月27日，湖北宜昌举办首届全国古玩鉴赏交流大会，一收藏者展示了收藏多年的几十张不同年代的结婚证。 中新社发 刘君凤 摄

红色年代，爱情缺席

    我们甚至有过那样一个时期，性是被严格压抑的，而爱情是羞于启齿的。

    法国社会学家穆勒在分析了婚姻基础的基本内涵后认为:人类历史上的婚姻有三大动机:即经济、子女与爱情。在上古时期，经济第一，子女第二，爱情第三；中古时期，子女第一，经济第二，爱情第三；到了现代，变为爱情第一，子女第二，经济第三。这种划分大体上反映了人类婚姻中择偶标准的变化。

    我们的情况或许还有些特殊，因为政治曾经在这个国家近乎疯狂地起作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几乎所有的问题都不免是政治问题，包括择偶与婚嫁。

    我们甚至有过那样一个时期，性是被严格压抑的，而爱情是羞于启齿的。

1950～1960 “英模崇拜”成为择偶主流

    社会学家李银河在接受《小康》采访时总结: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几乎没有择偶的自由。

    我们的故事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事实上，那时候也并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关于爱情的故事发生。

    但关于爱情自由的梦想已经萌芽。正是在那个时候，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风靡一时。其中敢爱敢恨的小芹成为青年男女的楷模，而行一贯家长作风的何仙姑在众人的哄笑中灰溜溜地下台，标志着中国进入择偶自由的阶段。

    “昨夜晚小芹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二黑哥你当了模范。人人都夸你是神枪手，人人都夸你打鬼子最勇敢。”小芹在影片里的唱词同样形成那个年代的择偶理想。

    那是一个价值单一的时代，不似现在黑白模糊，以单一价值选出的“模范”、“英雄”成为1950～1960S择偶的关键词。

    “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我们的战士，我感到他们是最可爱的人。”魏巍的一则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给了军人前所未有的社会地位。嫁给军人，尤其是获得荣誉的军人是当年女性的理想。即便从战场走回来的军人身体已不再健全，但这些都不重要，军人的光辉与荣誉足以让窈窕淑女趋之若骛。

    生产工作中的“模范”成为在军人争夺战中不幸败下阵来的女性们的次优选择。当年，农村与工厂或者国家机关都会兴起“劳模”或“工作积极分子”的评比。那些站在台上胸带大红花的男女自然成为择偶的热点。

    那时候，人们找对象首先考虑的是，对方政治上是否要求上进，在工作上是不是模范；那年头，处对象的时候，“如何提高工作效率”、“如何争取工作上的进步”成为交流的主题和中心，并借此发展成为光荣的“革命家庭”。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安琪在一份调查报告中称，1948年到1966年，择偶条件中最关键的是本人成份、政治面貌以及家庭出身等。

    而当时的媒人在介绍对方的时候，通常首先就会推出党员身份，以上进的政治面貌作为卖点尤其盛行。

1966～1976 政治决定一切

    文革十年，对一个国家来说尚且是一段不愿掀开的伤痛；而对一个人来说，尤其是那些正处于青春年华的人来说，更为残酷。

    那是一个悲情的年代，许多青年受到了双重迫害。那些叫知青的人，不仅在身体上突然间要承受繁重的劳力；同时，正处于青春期的他们还需要面对沉闷、落后的环境而失去了爱的能力。

    “或许有很多人从此再也不能体会到爱情的纯真与激情。”对于那个年代的伤害，作家胡发云以“惨痛的代价”作评价。

    很多故事现在听来是荒唐的，而在当时，却以认真的形式在生活中上演。

    那时候，一件鲜艳一点的衣服不小心就代表了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人们的服装一律灰蓝色，发型也趋于统一。中国几亿人的生活中空前地只剩下一种思维方式，人们只能用谈工作为由进行“地下活动”，情书的开头一定要称呼某某同志，结尾也一定是革命的敬礼。

    在政治席卷一切的年代，男女青年择偶的关注点只有政治面貌与家庭出身。那是“根正苗红”，出身越穷越光荣的时代。青年人在择偶时，出身的好坏甚为重要，贫下中农、几代红之类的出身是一个颇有份量的条件，它起码可提供一个较为可靠的政治背景，以保证在飘乎不定的政治风云中不会使家庭出现大的动荡。出身好的一般找出身好的，而出身不好的地主、资本家、富农的后代在择偶时较为困难，他们只能找相同境遇者。

    而对于知青来说，他们的爱情婚姻更加曲折、悲情。“那些无奈选择留在农村的女知青是一个悲剧。”胡发云说。

    一位曾在“北大荒”下乡的知青这么回忆自己的队友:一位漂亮的女生，当年出于狂热的政治崇拜而被鼓动去内蒙古插队。但娇弱的身体无法适应牧区生活，只能听从牧民的劝告，嫁给当地一户人家作儿媳妇，以此期盼由夫家来承担她的劳动任务。但最终不但没能卸下自己的任务，自己的命运也就此改写了。

    这位知青以“苦涩”来形容自己的知青生活。“在那个年代，不允许谈爱情，这是个人私情，而国家提倡的是建设祖国。我们是感情被荒废的一代。”接受采访时，他语调激动:“即使有一些知青在这十年间结婚了，但他们大多数只是出于生存的考虑，为了获得一张政治的护身符或者一个生活的避难所。”

    这是一个不堪回首的年代，除了政治，一切都不存在。如果说五六十年代还存在爱情婚姻自由的话，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在文革期间，一切都被政治剥夺了。

    一个时代的错误与伤害，深深地烙印在这一代人的记忆深处。这或许是1980年代初期，伤痕文学能迅速兴起的原因。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许多青年在观看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时失声痛哭。

转折年代，爱之觉醒

以理想主义开始，以实用主义结束。

    文化大革命10年间，爱情一如在压抑中等待爆发或死去的火山。

    终于还是在等待中爆发了。

    一切来得如此之快，我们甚至还来不及准备迎接这突如其来的幸福。

    当西方媒体开始用“中国巨变”来形容这30年间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奇迹的时候，他们尚且来不及发现随之而来的中国社会的变化。

    择偶标准的变化是社会变迁的必然。经济发展得越迅猛，社会文化冲击得越深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也就变化得越彻底。

    由于政治与体制上的逐渐松绑，社会分化随之扩大，尤其体现在经济上。于是，在过去的30年间，经济条件以不同形式体现于择偶标准中，并且，在其间的比重速增。

1977～1987 至上的学历，浪漫的情愫

    1977年，在高考之外，谈恋爱也成为了那一年的关键词。在这一年，爱情开始与阶级感情稍稍分开，恋人们手拉着手逛公园，轧马路。

    1980年4月，新《婚姻法》施行。离婚的必要条件被修改为:双方感情确已破裂，并经调解无效。中国人终于承认爱情应该成为婚姻的灵魂。

    “张建国，男，××矿务局煤矿工人，27岁，预备党员，爱好文学，无烟酒嗜好。欲求心地善良，能料理家务，有正式工作的女人为妻。”旧报纸已经变脆，色呈暗黄。这是一则刊载于1984年某报端的征婚启事。

    历经几番政治运动，一度忘却自我，国人渐渐在情感意识上复苏，不再对家庭生活羞于启齿。政治面貌、家庭出身已不再成为择偶话题。

    而最能触及这一代人内心深处最柔软部位的是:知识。而学历则成为新时代青年们择偶最重要的条件。大学生、研究生、留学生，那时的学历已具象为一个人前途理想工作事业情调趣味的标志。特别是那些文学青年，他们在外表上往往是挺廓的白衬衣，蓝色的喇叭裤，以及总不离手的一卷书——这一切对于那些对生活憧憬干涸了十几年的青年来说，意味着有知识，有文化，懂生活。

    理想，或者是理想主义，这个上个世纪80年代的关键词同时也主宰着我们的择偶观和爱情观。

    最明显的变化反映在那时候的大学校园里。在经历10年禁锢之后，各种思潮在高校校园产生了激烈的交锋，对自由的渴望、对传统的叛逆、对激情的追求，那些被理想主义烧灼的大学生们原有的爱情观被来自西方的爱情观所改变。穷困潦倒，缺乏温情，是他们父辈家庭最明显的特征，这使他们对家庭产生了本能的怀疑。那时候，萨特和西蒙尼是他们的偶像，他们羡慕并且崇拜萨特和西蒙尼，甚至，在他们中有人试图模拟二者的生活方式。

    最后的结果当然是以失败告终，像他们的父母一样，他们最终也走进了婚姻的围城，当时的中国并不具备彻底理想主义的土壤。

    那个年代，一个叫琼瑶的人对女青年们爱情择偶观的影响是注定要被写入史册的。1982年，《海峡》杂志刊出了《我是一片云》，据说这是琼瑶小说在大陆最早的现身。之后，琼瑶爱情小说红遍九州。在琼瑶笔下，爱情惊天地泣鬼神，甚至无往而不胜。受其影响，女青年们对爱情有了过高的评价和期望。然而，用不了多久， 一个个从琼瑶故事里走出来的女孩，在经历了一场或几场恋爱后嫁为人妇，她们终于发现被琼瑶欺骗了。

    于是在那个年代的尾巴，实用主义开始左右人们的择偶选择。当时放开的经济政策，孵育出一批“万元户”，这对于当时工资以等级来标定，每月大多只有一二百元的国人来说，是一笔“大财富”。万元户的生活水平在消费相对平均的年代里显得很阔绰。于是，“万元户”这个名词又成为八十年代末期，择偶条件中的“磁石”。

    以理想主义开始，以实用主义结束。

1990～2000  婚嫁改变命运

    到了90年代，当功利主义彻底取代理想主义在社会上大行其道的时候，漂亮的姑娘在日渐包容的社会里获得了许多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其中，包括婚嫁、交换甚至出卖。

    最先开放的深圳，给了人们充分的想象空间。从那时起，港商、台商以及日本公司纷纷在深圳的投资建厂，大量的内地青年也涌入深圳。在那里，涌动的是发财的梦想和欲望。还有许多年轻漂亮的姑娘，也梦想着能够在这个离“花花世界”最近的地方找到自己的“白马王子”。

    陈小艺主演的《打工妹》反映了打工者在都市中的生活状态，但更多的是从正面来进行表达。电视剧中的女主角坚持自己的尊严，而现实生活中，很多姑娘被金钱收买。

    “傍大款”是商业区的择偶热门词，这与香港人称女子“钓金龟婿”有同工异曲之处。但有钱人总是少数，于是大款成为稀缺资源，许多姑娘在不能明媒正娶的情况下，也甘愿屈为“二奶”。

    据资料统计显示，在珠江三角洲“包二奶”的港台人士约有十万。并且当地法院频频受理此类案件。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曾对媒体表示﹐广东省因毗邻港澳，因此“二奶”现象最严重，往往会有香港元配结队来深圳起诉丈夫。“二奶”开始进入法律的语境，如何调整“二奶”引发的社会关系，成为法学界关注的焦点。

    然而，形势并不会因此而改变多少。多的是梦想着住大屋、穿名牌、享受人生的女人，而大款始终是婚姻市场中的稀缺资源。激烈甚至惨烈的竞争在所难免，但这个时候，在大款之外，人们其实比以往有更多的选择机会。

    传统演变的“香饽饽”是高层知识分子。尽管1990S年代后期有“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调侃，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掌握高科技的人才，或许在不经意间就成了CEO，即使投人门下，也有高薪水作为保障，同时，因为学识修养，依旧受到姑娘们的追捧。

    如果很幸运地，你有海外关系，那也会成为最有吸引力的择偶条件。改革开放之后，开放的中国开始以各种途径走向世界，出国潮的兴起使海外的亲戚显得益发珍贵。

    婚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是改变命运的手段而被过度使用。在长相上受到上天眷顾的女孩，前途一片大好。因为，女人的相貌始终是男性的首要要求，甚至是唯一要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自始没有改变过。如果天生丽质，而且温良淑德，那当然更好。但天生丽质是更重要的标准。

资料图:2008年1月7日，在上海陆家嘴绿地公园，新人正在拍摄婚纱照。元旦一过，上海市各家婚庆机构便异常繁忙起来，不少新人选择于2008年初完婚。2008年是中国的“奥运年”，被不少新人视为吉祥年，而选择年初结婚的新人不少还是冲着“奥运宝宝”来的。 中新社发 亚鸣 摄

新千年，爱的多元

    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

    转眼进入新世纪，这个时代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工业化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使大量女性就业，在许多岗位上毫不逊色，甚至比男子更为出色地创造财富；教育普及、社会交往和流动增加；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选择和再选择机会的增加；所有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都重塑着女性，进而影响了男女的择偶观。

进入新千年  如果没有爱就退而求其次……

    新千年之后，人们对择偶标准的多元呈现表现出空前的宽容。年龄不再是界限，婚否也不再是障碍，只是在钱袋子与真感情间挣扎。

    进入新世纪，花容月貌并且才华横溢的适龄女子在大都会中已比比皆是。那样的女子，通常有着比较高、比较稳定、比较有保障的社会地位和收入。她们往往更多地强调人格尊严、自由和独立，也更有可能抛却经济因素来考虑择偶条件。另一种可能同时出现，在经济条件之外，她们在择偶时对男性有更多的期待，甚至是近乎完美的期待:既要是成熟稳重的，还要是机智幽默的；既要有相近的价值观，还要有相当的人生追求；既要是务实耕耘的，还要是浪漫有情趣的；尽管没有经济上的苛刻要求，但必须是有能力的。

    她们骨子里有不同程度的小资情结，张爱玲与亦舒们对这些人往往有根深蒂固的影响，她们极度理性却也极度感性。相比低于她们的女性，这些人更渴望纯粹的爱情，似乎也应该更有条件获得纯粹的爱情。

    而“男高女低”的择偶趋向丝毫没有要改变的意思，她们中那些不肯屈就的，一不小心就变成了被挑剩的大龄女青年而被社会称之为“剩女”。

    她们也能慢慢想开，但后来者比她们想得更开。亦舒笔下的女主人公喜宝是很多人的写照:“首先想要得到很多很多的爱，如果没有爱就退而求其次要很多很多的钱，如果钱也得不到就希望自己拥有健康，如此仍是快乐。”

    择偶间的年龄跨度近年来日益扩大。如果说2002年24岁的跳水皇后伏明霞嫁给当年正值“知天命”之年的梁锦松还给大众带来一些骚动，那么2005年28岁的广州外语学院的研究生翁帆嫁给当年82岁的杨振宁却并未引起地震，杨翁以恩爱表情十指相扣出现在各大场合。“这是他们两人之间的事情，各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没什么特别的感想”。随机接受的采访者表示。

    这真是一个最感性的时代，却也是一个最理性的时代。

“80后” 更为张扬、更为现实、更为多元

    “80后”这群独生子女转眼迎来了他们的婚恋高峰期。自我，现实，个性鲜明，善于接受新事物，是对“80后”的性格概括。他们的择偶观区别于前几代人，也呈现出非常鲜明的特征。

    网恋，在这群人中流行。QQ是他们的宝贝，在家里只要用一台电脑，一根网线，就可以通过这只小小的企鹅来认识全国各地的朋友，甚至将情意洒向全世界。“80后”K歌时热唱《死了都要爱》:死了都要爱/不淋漓尽致不痛快/感情多深只有这样/才足够表白 /死了都要爱/不哭到微笑不痛快 /宇宙毁灭心还在 /把每天当成是末日来相爱/一分一秒都美到泪水掉下来”将爱唱得荡气回肠。

    或许是因为成长过程中的寂寞，他们对感情表现得饥渴，对出现在电脑屏幕上的承诺同样激动不已。他们可以在认识一周后毅然领取结婚证书，但又因为一起相处觉得陌生不适应而分道扬镳，形成“闪婚”与“杯水夫妻”的现象。

    这是“80后”中的自信者，他们敢爱敢恨，从不担心失败。

    而且，“80后”女孩在择偶标准上对异性的身高有严格的要求:“身高必须是在1米80以上。” 在调查中，有87%的女孩及其家长表示在意男方的身高。

    同时，一份针对生于“80后”单身女性婚恋现状的调查报告显示:她们在择偶的问题上更加“现实”。其中89%的女孩表示很难在“房子”问题上让步。她们中的大多数要求，车子、房子、票子一个不能少，即使强调自己更看中感情的人，但男性的经济实力对她们具有明显的吸引力。

    难怪台湾作家刘墉残酷地对儿子说，一个男人，如果你没有成就，只是哄女孩子，那是不够稳定的；女人常常会很轻易地甩你。刘墉还叮嘱他儿子要找能够帮助自己在社会上有成就的人。

    出生于1972年的王松海，吉林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毕业，自称资产过亿，曾专门组成“征婚班底”，从前期的策划，到各地的广告版面洽谈，以及对应征者的接待与记录工作都安排了相应的工作人员负责处理。

    “电话接个不停。”负责郑州地区的爱情工作室人员称许多女孩打来电话咨询，另一端负责处理电子邮件的工作人员则忙着回复1000多个应征邮件。而这仅仅是郑州地区的应征情况。按策划，为此次征婚行动投资500万的王松海还将继续在其他城市推出。“有很多是在读的学生，甚至还有高中生。”工作人员坦承 “金钱的魅力不可小视”。

    “如果有钱是错，那我愿意一错再错。”在“80后”眼里:财富至上。

    在经历层出不穷的“亿万富豪海选征婚启事”之后，“网恋”、“忘年恋”、“闪婚”、“闪离”、“一夜情”??任何有关择偶或婚恋的新闻都已经很难惊世骇俗，除非立马进入一个改写历史的女权社会。

    “女权社会有一样好处——女人比男人较富于择偶的常识，这一点虽然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却与人类前途的休戚大大有关，男子挑选妻房，纯粹以貌取人。女人择夫，何尝不留心到相貌，可是不似男子那么偏颇，同时也注意到智慧健康谈吐风度自给的力量等项，相貌倒列在次要。有人说现今的社会症结全在男子之不会挑选老婆，以至于儿女没有家教，子孙每况愈下。”

    张爱玲批判过后的大半个世纪，情况似乎没有任何好转。

    当即将结束本文的时候，记者突然想到用狄更斯的那段话结尾似乎再恰当不过:“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这是一个愚蠢的年代；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

资料链接  择偶观念引发新现象

    闪婚:“闪”即:快。“闪婚”的意思即男女恋爱、交往的时间很短就结婚成家。一般指那些没有充分交往、了解就草草结婚的现象。许多网友在聊天室认识，电话交往一个星期，便走入婚姻，引发闪婚现象。

    试婚:也就是实验婚姻。它不是正式的婚姻，只是男女双方在正式步入婚姻殿堂前的一次实验。在中国的儒家文化里，试婚是被谴责的，认为打破了婚姻的严肃性。但在“相爱容易，相处太难”的时代，一些人选择试婚作为正式走入婚姻前的一个过渡，希望更深入地了解对方。

    周末夫妻:夫妻不再拘泥于“住在同一屋檐下”，以工作忙碌或者距离才能产生美为理由，许多新婚夫妻选择到周末才相聚，形成周末家庭。

    八分钟恋爱:即以多对男女在同一地点进行相亲，轮流相互考察，最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对象。

    亚婚姻:指有法律意义上的婚姻、却没有相对应的完整的家庭生活，出现了离也不是、不离也不是的尴尬局面。亚婚姻状态的家庭，外人看似有着完整的家庭结构，但当事人却有苦难诉。

    伪单身:又称“隐婚族”。指的是已办好各项结婚手续，但在公共场合却隐瞒已婚的事实，以单身身份出现。

   剩女:也称“3S女人”，Single(单身)、Senventies(大多数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Stuck(被卡住了)，她们往往是高学历、高收入、高个子的一群，共同特点是在婚姻上得不到理想归宿而选择独处的大龄女青年。

李银河:社会变迁影响择偶标准

    讲究感情的婚姻，应该更幸福，更浪漫。

中国社会走出“政治高压”的状态

    《小康》:建国近六十年，我们的择偶标准一直在变化，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是什么原因呢？

    李银河:这就是社会变迁带来的影响和变化。社会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贫富差距变大了，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几乎是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但现在，我们的贫富差距拉大，反映到社会学的调查数据上，就是贫富的基尼系数已高达0.45～0.46，而从国际通行的标准来说，0.4就是警戒线。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人择偶时会将经济因素摆在很重要的位置。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所有人的收入都差不多，这时只能从家庭出身、政治面貌上来找区别。

    但是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了，家庭出身以及本人成分已经不再重要，这也反映了中国社会已经走出政治高压的状态。

    《小康》:您曾在1980年留学美国，美国青年的择偶标准是怎样的？

    李银河:西方人的择偶观，感情因素是占主导地位的。如果说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中国人的择偶与西方有很大的区别的话，那从改革开放之后的八十年代，择偶观念越来越趋同。这也是因为社会发展的原因。现在不但经济全球化，在文化上，彼此也融合了许多。

爱情至上可能导致高离婚率

    《小康》:现在择偶标准往往两极化，一方面是要求感情的纯粹性，另一方面又追求物质基础，您是怎么看待这种现象的？我们择偶时应该将感情或经济哪方面考虑得更多一些？

    李银河:爱情至上可能会带来较高的离婚率。因为感情是变化的，不太可能很稳定。如果一味地忠实自己的感情，那必然带来婚姻的变化。

    但对于个人来说，讲究感情的婚姻，应该更幸福，更浪漫。但还是必须重申的是，拿感情为基础的婚姻，是脆弱的，不稳定的，可能会导致以后的离婚。

    追求物质基础，通过婚姻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也不能说这个人就坏。因为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但如果过于强调物质，忽略自己的精神层面，可能会带来婚后的空虚感。

    归根到底，就是要问清楚自己希望得到什么，或者说，更注重精神还是更注重物质。

     《小康》:现在离婚率达到空前的高度，这对一个家庭来说是痛苦的，同时对社会也带来不稳定的因素。作为社会学家，您认为我们应该提供一种什么样的婚姻观，使家庭和社会相对稳定？

    李银河:我不认为离婚会引起社会的不稳定。一个家庭的解体对两个人来说应该是痛苦的，因为分开后得重新适应生活，而且如果有小孩的话，对小孩的心理应该也有不好的影响。

    同时，婚姻作为一种个人的生活选择，即使作为社会学家也不可能提倡一个模式。不过，离婚率确实在提高，从以前的2%攀升到现在的10%。

    降低离婚率，就得由选择婚姻的人考虑清楚自己到底希望得到什么。一个稳定的婚姻是需要个体放弃一些感情因素的。

    “非处”现象普遍，不再在择偶标准中占重要位置

    《小康》:社科院的社会学研究所曾经就十五年间的择偶观变化做了一个调查，您能为我们解读一下吗？

    李银河:其中最大的一项变化应该是现在人在择偶时对童贞的要求已经往后靠了。最近几年，在婚前检查中发现，60%—70%的女性已是“非处”。这跟以前的择偶观反差最大。

    当然，我们也要明白为什么出现这种变化。在古时候，结婚的年龄一般是在十四或十五岁，而现在，我们的婚姻法提倡的是晚婚晚育，在某一时期，还要求男28岁，女25岁才可以结婚，客观上推动了婚前性行为。

    胡发云:择偶的实质是寻求安全感

    我认为中国社会也会慢慢清醒，认真对待爱情与婚姻。

    “1950年代嫁给军人、党员是为了政治安全”

    《小康》:您作为一名作家，对社会的发展有自己的观察与思考。在择偶标准方面，您认为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什么特别？是什么原因？

    胡发云:那个时候择偶的主流是政治条件。军人是最吃香的对象，其次是党员。但是，嫁给军人是非常辛苦的。夫妻一年相处只有十几天，丈夫回来时就象客人一样；两个家庭的父母需要赡养，而且还要养育孩子，这对女性来说是非常艰辛的。但为什么还要选择军人作为结婚对象呢？主要是为了政治上的安全。那个年代是政治风波不断的时期，军人的身份能保证稳定。

    党员或者根正苗红的贫民在五六十年代在择偶时也具备相当的优势。那时人人都崇拜英雄、劳模。《小二黑结婚》里的小芹，现在人可能理解不了，甚至觉得可笑，但那时人们对英雄、劳模的崇拜是虔诚的，发自内心的。

    《小康》:这么说来，军人的妻子其实是最辛苦的，但很奇怪的一个现象是，他们往往婚姻稳定，并没有太多的离婚事件。如果放在现在来看，就不可理解。为什么呢？

    胡发云:那个时候，社会的道德舆论压力比现在要大的很多，而且对军婚的保护也有专门的条例，非常严格。最根本的原因是，一个接连一个的政治运动占据了人们的关注点，而不是去考虑自己的家庭是不是幸福。很多时候，维系一个家庭，表面上看是因为一种荣耀感，本质却是因为需要安全感。也就是说当初的人性还没有得到保障。

“爱情的最高准则是人性完美”

    《小康》:您经过文革时期，并且也做过知青，作为亲历者您是怎么看那个年代的择偶观的？

    胡发云:文革带给我们这一代人的伤害可以用“惨痛”来形容。有很多人可能从此就不懂得如何去体会爱情的纯洁与激情。(记者旁白:那您对爱情的体会呢？)我比较特殊，因为我是1968年下乡，高中毕业了，已经通过书籍了解到感情的细腻与丰富。对这一代人来说，耽误的10年很可能一辈子也找不回来了。当时一切都是政治挂帅，都是国家利益，个人感情是一件让人觉得羞耻的事。

    当然，在1972年之后，人们开始慢慢厌倦了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开始产生对文革神圣性的质疑，同时，在择偶上也回归世俗化，提出了“三转一响六十四条腿”等物质条件，也就是说需要手表、缝纫机、自行车等生活用品，不再“唯精神化”。

    《小康》:现在青年人择偶标准多元化已成趋势，作为一位长者并且对感情与责任有相当思考的作家来说，您有什么建议？

    胡发云:现在的年轻人在恋爱、婚姻上享受极大的自由，他们选择大多能够得到理解与宽容，这是非常让我感叹，同时也非常羡慕的。但是，我们这个时代本身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时代，很多人没有发现，爱情的最高准则是追求人性的完美。

    现在，很多年轻人过于注重感官刺激，他们忽略了爱情本身独特的深厚性。现在有一种风气，就是放纵肉欲，处于一种狂欢状态，沉溺其中。但这就跟吸毒一样，最终的结果是沦陷。有时候，我想，这个年代被打上了物质压迫的烙印，追求物质上的享乐，得到后又觉得空虚，于是演变出许多怪异的社会现象。这是因为精神方面的缺失。

    或许正如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也曾出现过“垮掉的一代”，在八十年代又回归传统的婚恋观。我认为中国社会也会慢慢清醒，认真对待爱情与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