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岁的“天下第一庄”庄主禹作敏盘腿坐在他那张硕大的暖炕上，神情孤傲而不安。这是1993年3月的某个傍晚。这些日子，他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一个惊天大漩涡之中。在过去的两年里，禹作敏一直春风得意。他领导的天津大邱庄由一个华北盐碱地上的讨饭村变成全国最富有的村庄。在1992年的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上，大邱庄成为社会总产值、人均收入等多项经济指标均高居第一位的中国“首富村”。
上世纪90年代初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成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力量，大江南北涌现出无数草莽豪杰。l990年1月，在农业部的发起下，成立了中国乡镇企业协会，会长由农业部部长何康兼任，副会长两人，分别是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和浙江万向节总厂的鲁冠球，这是农民企业家所能得到的最高的带有“官方色彩”的职务，“禹北鲁南”，一时辉映。
历史选择禹作敏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表，自然有它的道理。这个从盐碱地里长出来的庄主从来就有一股天生的霸气和倔犟劲。大邱庄自古就是远近闻名的穷村，当地有“宁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的民谣。1979年前后，村支书禹作敏想办轧钢厂，需要集资l0万元，还得向其他村借5万元，村内有人反对，禹作敏慨然说，“富不起来，我爬着去给你拜年。”富裕之后，他说，“大邱庄没有集体的智慧，没有我禹作敏就没有大邱庄的今天。”
多次接触禹作敏的知名记者张建伟曾评论，“他是我所遇到的最善于利用政府政策来达到自己目的的农民，他的整个发家的历史，其实就是机敏巧妙地对付政府的一连串故事。”大邱庄是靠办轧钢厂起步的，在钢铁这个国营资本垄断着的行业中，其钢材之来源及钢管之销售，无一不与大型国营企业有关，大邱庄用低价买来这些钢材，加工成钢管后又用高价卖出，其所获得的显然不仅仅是加工的利润，而且还有紧俏物资的市场差价。
禹作敏是大邱庄的大当家，而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政治家”，他像一把鲜亮而招摇的大伞，严严实实地笼盖着大邱庄。每天，他坐在自己的那个别墅大院里，门口养着两条大狗，等待着一拨又一拨的人群满怀敬意地前来“取经”。
禹作敏被称为是一个“农民语言大师”，他最著名的顺口溜是，“低头向钱看，抬头向前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其他如“引科学的水，浇农民的田”、“来财必有才，有才财必来”、“科技是真佛，谁拜谁受益”、“左了穷，穷了左，越穷越左，越左越穷”等等，也都流传很广。邓小平南巡后，他要求大邱庄每家每户都要挂六字红横幅：“小平同志您好”。他还为报纸口述一篇长文——《我们明白了，我们放心了，我们有了主心骨》，其文字之乡土本色、言词之鲜活质朴，实在很让人心动。
在1993年的恶性事件发生前，大邱庄的声望如日中天。l月，美国的《纽约日报》专门刊登了一篇报道，说：“大邱庄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公司。这个村有4400人，却有l6辆奔驰轿车和一百多辆进口的豪华小轿车，l990年人均收入3400美元，是全国人均收入的l0倍，l992年，大邱庄的工业产值据称达到了40亿元。”
大邱庄成为中国民间经济迅猛成长的一个标志，作为大邱庄奇迹的缔造者，禹作敏的声望到达了顶点。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大邱庄抓住经济复苏的机遇，在钢材上狠狠赚了一大笔钱，全国媒体掀起了一个报道大邱庄的热潮，禹作敏已俨然成为“中国第一农民企业家”。这年的3月1日，禹作敏在《经济日报》上撰文“春节寄语”，他写到：“大邱庄最大的贡献，是给中国农民长了脸。”
然而，就在声望到达顶峰的时候，这位极有智慧的“人精”突然变得狂狷起来，他自恃为“中国农民的代表”，而且与某些中央领导者交情不浅，便渐渐的忘乎所以。禹作敏的骄横在后来已经到了难以遏制的地步，他会跟国务委员比谁的工资高，跟部长比谁的皮带贵，他对一位离休干部说，“你是带着穷人打倒了富人，我是带着穷人变成了富人。”他得意地问一位中央部门领导：“你看我的办公室比中南海里的怎么样?”村里有一位他赏识的青年要入党，几次党支部会开下来都通不过，他断然说，“同意入党的别举手，不同意的举手。”在他的圆目瞪视下，全体党员无声无动，他随即宣布：“通过。”有一次，一位香港记者问他，“有人说你是这里的土皇帝……”禹不等他说完，就笑着应声答道，“我去了‘土’字就是皇帝。”
禹作敏让一个盐碱地村庄变成了中国的“首富村”，同时在这里建成了一个封建的威权王国。在《人民日报》任职的政经观察家凌志军后来很有感慨地写到。“由于为人民谋得了利益，一个农民建立起自己的威望，进而唯我独尊、专横霸道起来，这在中国的乡下并不少见。”
1991年4月，中国乡镇企业家协会第二次年会在沈阳召开。会上，有官员对禹作敏的工作作风、骄傲自满进行了委婉的批评。但在禹作敏听来，似乎就是不给他“面子”，于是，他“愤而辞职”，不等会议结束就打道回他的庄园去了。
1992年5月，天津市推选出席十四大的党代表，禹作敏意外地名落孙山。6月20日，“中共大邱庄委员会”开始向新闻界散发一份《公开信》，其中列有十条：“……第五条，我们声明观点，从今后凡是选举党代表、人大代表我们均不介人，否则会影响其他人选；第六条，天津市主要部委来人，我们一要热情，二要尊敬，但一定要身份证，防止坏人钻空子；¨……第十条，我们要明白，更要糊涂，明白加糊涂，才能办大事。”孤愤、怨恨、对立之气，溢然纸上。他与天津地方政府的关系便也是在这种情绪性的对抗中日渐恶化的。
致命的危机是由一个偶发事件诱发出来的。l992年12月，大邱庄万全公司经理病故，查账时发现其可能有贪污行为，于是大邱庄派四人审查该公司业务员危福和。危被非法拘禁，并于l2月13日被人用暴力殴打致死，死时全身创伤380处。事发之后，“老爷子”禹作敏决定包庇犯事者，一切事宜都由他出面抵挡。1993年1月，检察部门派出六名人员到大邱庄取证，不想却被非法拘留l3小时，其间还不给任何饮食。随后，当检察院对四名疑犯发出拘传令时，前来执行公务的公安干警又被大邱庄设卡拒之门外。
事态由此恶化。2月18日凌晨，天津有关方面动用400名全副武装的武警封锁了通往大邱庄的所有通道，禹作敏命令全村一百多个工厂的工人全部罢工，上万本村及外乡的农民手持棍棒和钢管把守小村的各个路口，与武警全面对峙，并声称“一旦警察进村，就要全力拼搏”。如此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整整相持了三天三夜，禹作敏已经身陷法律的雷区而不能自拔，他甚至没有细想过与400名武装干警对峙的后果，大邱庄那时候私藏了l5支自动步枪、2000发子弹，还办有一个猎枪厂，一旦擦枪走火，将会发生怎样的景象?
3月上旬，天津市委、市政府向大邱庄派驻工作组，收缴该村拥有的所有武器装备。尽管风波陡起，但在表面上似乎还是一派风平浪静，春节期间，禹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面带笑容。即使到了3月16日，他仍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
但是，事情的衍变出乎禹作敏等人的预料，4月，禹作敏被捕，8月27日，天津法院以窝藏、妨碍公务、行贿、非法拘禁和非法管制五个罪项，判处禹作敏二十年有期徒刑，其子、大邱庄的二号人物禹绍政被同时判刑入狱十年，大邱庄因此案被逮捕者多达26人。关于他的判刑，新华社只向全国统发了一条不到两百字的新闻稿，然而其引起的反响却如平地惊雷，凌志军记得，“那几天家里的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人想要打听他的情况，这些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对禹的打击，是不是冲着改革来的?”
很显然，禹案的发生让禹作敏及所有的改革派——包括处理他的天津市政府，都陷入了难辨的困境。禹作敏被捕后，天津有关人士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称：“禹作敏被拘留的本身，再次标志了中国政治和法制的进步与成熟”。日后看来，禹案并没有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它是一个视法律为无物、却又跟地方政府关系交恶的农民企业家自酿自饮的一杯苦酒。禹作敏判刑后，南方的鲁冠球三日不出，他写了一篇题为《乡镇企业家急需提高自身素质》的文章。
1999年初，因息冠心病等多种疾病，禹作敏被转至天津天河医院甲三病房，10月3日，保外就医的禹作敏在孤独中去世，时年70岁。这位个性刚烈的农民企业家至死没有等到他一直渴望中的“平反”。他的死因有两种说法，上海的《解放日报》曾在第一时间报道，“禹作敏在天津天河医院就医期间自杀身亡，尸体已于5日火化。”而之后的新华社则在简短的新闻中称“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经济观察报》 07-08-27 吴晓波／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