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心人专门作了统计，李克强总理在本届人大会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改革”一字出现了77次。无疑，“改革”一定是高频词。

      记得一次研讨会上，有人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改革得到多数人拥护，为什么还这么难？难道不是吗？改革启动之初，邓小平就有一句名言，“杀出一条血路”；今天已到了全面深化改革阶段，领导人又在反复强调，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背水一战的气概”，改革似乎真的越来越像革命，像一场战役。

      其实，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转型经济学，就对这样的问题非常感兴趣：一个得到多数人认可的改革，为什么在现实中往往难以实施。当时的学者回答是：因为有既得利益集团阻挠。这种既得利益集团，人数可能占少数，但因其掌控着雄厚的资本与行政权力，因而非常强势。所以，要使改革得以推进，必须冲破既得利益的藩篱。

 

      上述解释当然是正确的，但有些意犹未尽。晚近发展起的行为经济学，有一条叫作“损失厌恶”的基本原理，则更明晰地解释了此问题。

      经济学家设计了这样一个实验。手里拿着一个硬币，在街头随机拦下一个路人，问他愿不愿意参与抛硬币的小游戏。如果硬币是正面，他将获得10美元；如果硬币是反面，他将输掉10美元。结果，拒绝参与小游戏的路人超过九成。

      这是不符合标准经济学理论的。因为该理论认为，人们决策是看预期收益大小。显然，硬币正反面的概率是一样的，所以，应该有一半的路人愿意去碰碰运气。但在实际生活中，情况正好相反。这表明，对普通人来说，对可能失去10美元的恐惧感，超过了可能获得10美元带来的满足感。

 

      经济学家还设计了诸多类似实验。最后，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同样的损失给普通人带来的痛苦，远远大于等量收益带来的满足感。正因此，在面对即将发生损失时，人们往往会为了避免损失的即时发生而选择放弃远期不确定性的哪怕是很大的收益，一些人甚至愿意选择冒险。经济学家把这一现象称为“损失厌恶”。

      进一步的实验还表明，假定满足感可以计量，如果某个体意外获得1美元，他增加的满足感为1的话；那么，让他口袋里已有的钱意外损失1美元，给他带来的心理损失在2.5至7.7之间。这就意味着，面对同样的财富，如果还没有到自己手中时，人们可能愿意用一分的努力来赚取；而如果这财富已经在自己手中，人们可能愿意用三分甚至七分的努力来保住它。这就是“损失厌恶”带来的效应。

      难怪犹太人有句俗语：把别人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与把自己的思想装进别人的脑袋，是世界上最难的两件事。

      了解了这一道理，我们应该就清楚，为什么打破既得利益如此困难。向既得利益开刀，就是要使既得利益者已经“稳拿”在自己手中的利益部分让渡出来。此时，不仅仅因为既得利益集团往往十分强势，还因为“厌恶损失”的作用下，既得利益者会拿出比当初赚取财富更大的努力，来阻挠自己手中的“既得利益”被重新分配。而普通的改革者，因为是想争取利益，其付出的努力程度，一般也就难以达到既得利益者阻挠再分配已有利益时努力的程度。

      正因此，要突破既得利益的藩篱，改革者必须意志更加坚定。特别是，本身又是被改革对象，本身的既得利益面临再分配时，非有壮士断腕决心和背水一战勇气，的确是不行的。

 

      也正是考虑到“损失厌恶”效应，在如何突破既得利益上，除了需要决心和勇气之外，经济学家们还有过这样的忠告：

      一是改革尽量从增量开始。因为增量改革，涉及到的是后续发展成果谁多得谁少得问题，而不是直接对已有财富的再分配，不是与“既得利益”硬碰硬，这样做可使得矛盾与阻力最小化。去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方案，就明确提出“从增量开始”，即在今后的分配格局中重点倾向于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这是正确的。

      二是对既得利益者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既得利益者因为保守既得利益而串谋在一起。正因为保守既得利益力量会很强大，所以，要利用其阶层中的裂痕来改变力量对比。

      三是赋予改革以“意义”和明确的前景。无意义的财产损失，以及不明朗的预期，会放大“损失厌恶”效应。因此，为了突破既得利益者的阻挠，特别是要说服其主动让步，改革者要学会“讲故事”。让前者明白：当公平无法实现时，国家未来无法得到保证，既得利益者也将深受其害。因此，暂时让渡部分既得利益，既体现了一种高尚的社会责任感，也是为了更长远的更大利益。

        作者卢周来系经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