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新冠疫情既是人类面临的空前灾难，也是考验各国治理水平和生存能力的“全球统考”。西方国家应对危机出现混乱，很大程度上是资本力量野蛮生长的结果。

       人们很疑惑，美国制造业发达，为什么医疗物资迟迟跟不上？事实上，美国制造业的强项在设计先进、管理发达，利润低的生产环节要么外包，要么早已不做了。比如世界排名前两位的口罩生产企业分别是美国的3M公司和霍尼韦尔公司。然而，美国依然没有充分的口罩用以抗疫。

 

       资本既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要素，也是随时可能反噬人类社会的异己力量。这是由资本的本性决定的。按照马克思的定义，资本就是可以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实现资本积累是超越一切的最高目标。这种逐利本性决定了资本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宁做杀头的生意，不做赔本的买卖”。而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信条就是“资本至上”，其主要任务就是解放资本，由此使资本日趋成为自我增值的社会异己力量。

       美国作为最大资本主义国家，完整地经历了资本异化的全过程。20世纪70年代之前，美国是世界最大工业国。工业资本与社会化大生产紧密相连，因此其在自身牟利的同时，也增加了社会财富总量，并吸纳大量就业，因此相对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当初美国的繁荣发展（如“咆哮的二十年代”）就与工业资本主义大发展直接相关。然而，在平均利润率持续下降规律的作用下，工业资本日趋转向利润更高的金融领域，由此使工业资本主义演进到金融资本主义阶段。促成这种量变到质变飞跃的标志性事件，就是1980年里根政府上台。里根政府打着“重振国威”的口号，实际却将美国带向经济金融化这一万劫不复的深渊。里根政府推行的所谓“供给学派”，其主要做法就是自由化、私有化和去管制化等新自由主义政策。这些政策为金融资本大行其道大开方便之门，并由此导致美国经济日趋空心化，金融业占比越来越高。

       经济金融化不仅使资本从社会中脱嵌，还将脱离实体经济，由此使其失去了社会化大生产这一优势。金融资本本身并不参与财富创造，只参与财富分配，因此金融资本既不能带来生产力大发展，也解决不了民众就业。金融资本的资本积累模式，本质上与中世纪的高利贷并无二致，都是像寄生虫一样从实体经济肌体中吸取营养。

 

      冷战期间美苏两大阵营、两种制度的竞争与较量，使西方国家如芒在背，始终存在很强的生存危机感，由此注重提高民众福利，客观上使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相对缓解。但苏东阵营的解体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使资本主义制度失去了发展的参照系和外部动力，日渐沉沦，重新回到“利润最大化”之中，再次露出无情残酷的一面。

       资本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方式，决定了其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必然是唯利是图，功利至上。在资本至上理念的趋势下，社会充满着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尖锐矛盾和对立：“医生希望自己的同胞患寒热病，律师希望每个家庭都发生诉讼，建筑师希望发生大火使城市的四分之一化为灰烬，安装玻璃的工人希望下一场大冰雹打碎所有的玻璃；卖棺材的希望天天死人。”这种理念体现在内外政策上，就是只见经济效益，不见社会效应；只见眼前利益，不见长远利益。由此很容易导致局部理性，整体非理性，背离人类社会发展的初衷。

       当前这场新冠疫情危机，考验的是国家的极限生存能力，抗疫更多是总体战、人民战。然而，西方国家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其抗疫举措暴露出无情与无能的一面。比如只治年轻人不治老年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优先诊治有钱人的做法，乃至“群体免疫”的想法，说到底还是功利主义和经济效用至上。

 

        然而，这种看似最能实现收益最大化的资本逻辑，看似最为铁血的“断尾求存”式抗疫，并没有使欧美避免成为疫情重灾区。这表明，资本至上只会加速国家衰落、降低国家应对重大灾难和危机的能力。乔姆斯基说得明白，欧美之所以会出现新冠病毒危机，主要来自于巨大的市场失败。野蛮的新自由主义使市场加剧恶化。比如西方国家将研发疫苗的任务交给了私人制药公司。但对制药公司来说，制造新的润肤霜远比研发保护人们免受伤害的疫苗更有利可图。

        观察西方的抗疫过程，一大启示就是要学会驾驭资本，既要发挥资本在经济建设中的能动作用，又要限制其负面影响扩散。一味采取自由化、市场化、去管制化举措，只会使资本恶性发展，产生破坏性后果。

 

     （作者田文林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