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河成了“文学泰斗”，莫言获诺奖，反遭辱骂；李泽厚随手写几句悼念金庸的话，被网友们称为“蹭热点”“小心眼”；明星马思纯将抄来的语录安在了张爱玲的头上……

       任何时代都会出现有辱斯文的笑话，但当它们反复出现，甚至已到习以为常的地步，就应警惕：千万别落入“众愚时代”。

       “为什么2000年后有公共记忆的文学作品越来越少？”每到岁末，各种文学奖纷纷进入热评阶段，“文学共识破裂”就会成为焦点话题。

       该话题植根在两个基础上：

       首先，文学应建构公共记忆。

       其次，公共记忆是评价文学的重要标尺。

       国人对这两个基础的盲信源于德国浪漫主义，它通过虚构“文学英雄”，赋予写作者以改变社会、引领人民的任务。通过俄罗斯文学的成功实践，这一虚构在中国被广泛接受。

       从《子夜》到《青春之歌》，从《红旗谱》到《平凡的世界》，作家们无不带着神圣使命在写作，由此形成一系列公共记忆。

       上世纪90年代起，这一公共记忆生产体系开始遭遇巨大冲击，1993年至1994年，“人文精神大讨论”席卷知识界，可视为对此冲击的回应。

       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本世纪初，人文精神与世俗生活剥离已成既定事实，严肃文学逐渐小众化、边缘化。

 

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本来就不一样

      “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有什么区别？在我看来，它们完全一样。”越来越多中国作家如是说。其背后隐藏着三重目的：首先，秀平民立场；其次，拒绝承担责任；其三，将作品中讨好读者的部分合法化。

       文学真的没有严肃和通俗的区别吗？

       可参看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标准。诺贝尔本人在遗嘱中表示，该奖只授予“最近一年来”，“在文学方面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

       遗嘱在执行中有修改，但“理想倾向”始终是核心原则。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托尔斯泰、博尔赫斯、米兰·昆德拉、格林等作家未能获奖。

       可以质疑“理想倾向”这个标准是否太模糊，也可以质疑诺奖为何屡屡错过大师，更可以质疑一些平庸作家为何获奖……但不能质疑的是：诺奖只面向严肃文学，它从没考虑过阿加莎·克里斯蒂、阿西莫夫、金庸等。

 

       很难为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找画一条分界线，一般认为（此处参考黄永林先生的《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分野》）：

       首先，严肃文学强调绝对理性，通俗文学追求世俗理性。

       其次，严肃文学崇尚永恒价值，通俗文学完全为市场服务。

       其三，严肃文学重视社会作用，通俗文学重视娱乐功能。

       其四，严肃文学重视创新，通俗文学重视传统。

       严肃文学是“戴着镣铐跳舞”，它不能偏离启蒙立场、理想主义、人道主义等，总以批判现实、悲悯情怀的面目出现，作家必先虚拟一个高于自我的存在，以绝对真诚的态度侍奉之，其写作方能成功。

       相比之下，通俗文学关注市场机会，嗅觉更灵敏的作家会更成功。

严肃文学的价值在于创造了“文学共和国”

       确实，通俗文学中也传递了积极的价值观，但多是贴片式的，不出“靠猎奇吸引读者，靠情怀留住读者”的经营策略，依然“卖”字当头。不应鄙薄通俗文学的价值，但它确实无法为人的精神生活提供足够养分，无法建成一个“文学共和国”。所谓“文学共和国”，指不同民族的人可在同一本小说中获得相同的感受、得到同样的提升，读者因此超越尘世，生活在小说引发的乌托邦中。正如美国学者威尔逊所说，严肃小说总是“要求其欣赏者想象的参与，要求一种感受力光谱上深刻而机敏的反应”。

       通俗小说也会形成一个个“圈子”，比如金庸迷、克里斯蒂迷，他们对相关作品高度熟悉，随时能说出其背后的知识点，甚至会对情节进行合理改写、颠覆性阐释，但这些小说不能彻底解决读者的精神危机，无法充分赋予怀疑、内省、反思等能力。粉丝们通过冗余信息生产，只能满足炫耀的需求。

       所有小说都召唤读者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如果读者只是得到愉悦，等于白读，唯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精神生活，才算探到宝藏，这就是所谓的“金线”。

       只有进入“文学共和国”，才可能形成文学共识，当严肃文学不振时，文学共识就会崩溃。

许多人失去了对现代文学的判断力

       中国本有漫长的严肃文学传统，以体系完备、规则繁琐著称，后期渐失去活力，沦为少数读书人的玩具。在亡国灭种的压力下，不得不舶入一个新的严肃文学传统。

       舶入的传统与本土实际生活存在巨大落差。

       一方面，多数国人尚未养成对象化的思维习惯，无法虚拟一个高于现实的神，时时接受它的监管。我们更愿接受良知、不忍之心等具体、生活化的原则指导，因为操控权在自己手中，可灵活掌握。没有对象化思维，就很难将自我从背景中剥离出来，即使短时期剥离出来，也无法承受由此带来的、巨大的孤独感，很快又会找到一个“伟大目标”，将自我主动投入其中，以假装获得了生命的意义。缺乏精神生活的习惯，则舶入的传统很难扎下根。

       另一方面，自有的文学传统被取缔，几千年延续下来的标准，如“文笔好”“文以载道”等，被统统取缔。

 

       在白话文的语境中，什么才算“文笔好”呢？由此走上了一条奇怪的道路：韵律化。即在行文中通过操作词汇，设置一个个韵律暗礁，使文章更符合朗读的需要，而朗读本身就是剧场化、情境化的，与“文学共和国”所提倡的自我挣脱正相反。这使许多读者不知道该如何去评判现代文学。

       严肃文学标准的模糊，使它难以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从“小说革命”到今天，严肃文学的标准从不是文化精英单独确立的，都依靠了政治的介入，则确立后的标准，必须融入政治的偏好。

“呼唤人文精神”为何渐行渐远

       标准确立之难，决定了严肃文学的天花板。

       确实，一些严肃文学作品形成了公共记忆，但这些公共记忆能维持多久，仍待检验。从文学角度看，这些作品难称完美：《子夜》有“半本小说加半本政治经济学”之弊；《平凡的世界》中大量“鸡汤式”评论，破坏了作品的完整性；“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多有人物不真实，情节雷同的缺陷。此外，许多“经典之作”模仿了外国小说，使其很难沉淀为传统，也难得到尊重。

       上世纪90年代，消费主义抬头，赋予普通人更多的话语权。对此，知识精英希望用“呼唤人文精神”留住读者，但该口号过于苍白。普通读者追捧消费主义，绝不是缺乏“人文精神”，而是对传统精英的生产机制不满，不解决这一本质问题，反而对普通读者进行缺席审判，自然是缘木求鱼。

       “呼唤人文精神”注定失败，因为诸多文化精英主动背叛了它。

 

       从上世纪90年代起，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明星学者”，他们弘扬文化、普及知识，但事实上，在公共场合，他们均放弃了精英立场，绝口不谈终极关怀，不再充当批评者，而是主动娱乐大众。他们深知学术边界，但却刻意设置正反两方，通过渲染对立，营造戏剧效果。反而成为传播野蛮思维、简单思维的重要力量。

别让严肃文学成新八股文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今天，精英文化每况愈下，引领社会舆论的能力大大弱化，在网络意见的博弈中，经常处于下风，进一步强化了“愚蠢的精英，智慧的大众”的刻板印象。而这一刻板印象在过去百余年曾多次占据主流，甚至一度发展为“知识越多越反动”等极端民粹主义的表达。

       精英文化弱势，让越来越多的作家产生了“伪平民立场”，他们利用后现代主义理论，对传统进行彻底解构，将一切严肃文学都斥为“装”，可在创作实践上，却退回到故事会、写段子的水准。

       换言之，文学失去公共记忆只是表象，实质是值得公共记忆的作品越来越少。

       在大众文化挤压下，文化精英结成一个个小圈子，彼此吹捧，不仅远离时代的真问题，技术上也日渐封闭，成为新八股文——圈内人能精准说出哪篇小说属于“魔幻现实主义”，这一段来自马尔克斯，那一段让人想到卡佛……这种失去趣味的套路对练，意义何在？

        不否认，精英写作的技术要求更复杂，以与普通写作有别。但它不应成为僵化的美学标准。从文学史上看，过于复杂的技术往往是精神苍白的产物，越是封闭、狭隘，技术就越华丽、庞杂。

“现代教养”的短板亟待弥补

        1938年，反对侵华战争的日本岩波书店创始人岩波茂雄曾反思：日本文化受惠于中国甚多，为何如此忘恩负义？岩波茂雄认为，经过明治维新，日本人的文化水平大大提高，但没形成“现代教养”，而缺乏“现代教养”，知识再多也没用。现代教育的偏差在于，它给普通人以更多的知识，但这些知识不完备、不全面，只偏重专业技能，缺乏人文思考。岩波书店因此推出岩波文库，请日本各专业最优秀的学者给普通读者写书，传达正确的知识，帮助他们形成“现代教养”。

 

       上世纪40年代，美国教育也出现了类似问题。为此，著名教育家哈钦斯等人力推“名著阅读计划”，初期遭广泛质疑。20年后，越来越多美国学校接受了“名著阅读计划”。又过了30年，1992年，美国教育部正式将“青少年名著阅读计划”列入教学大纲，可哈钦斯没能等到这一天，他1977年便去世了。统计表明，如今美国小学一年级学生年均读书量为47本，小学二年级学生年均读书量高达60本。

       今天有多少中国大学者愿意给普通读者写书呢？中国小学生的年阅读量又是多少？也许，抱怨有公共记忆的文学作品太少，不如先去做基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