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仲，出版人，生于1962年10月，山东烟台人。北京出版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十月文学院院长、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历任北京出版集团副总经理、总编辑，兼任过北京教育出版社总编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十月杂志主编等。所主持或参与编辑的图书获得过多项各类国家大奖。

 

　　1、你最初是如何开始与书打交道的，如何接触出版业的？

　　我们这代人经过“文革”，粉碎“四人帮”之后我高中二年级，那时主要通过读书获得知识、进行思想解放，我印象最深的是那时候到书店买书要排队，只要出一本书就抢得要命。我记得在书店排队买《稼轩长短句》，当时看很费劲的，但是印象很深。去书店买《唐诗三百首》买不到，我一个同学的姐姐在印刷厂找到一本没有封面的废书，如获至宝，所以跟书有种特殊的感情。

　　我1980年上的大学，在北大读的历史系中国史专业，毕业时统计分配方向，我就给自己定在博物馆、图书馆、出版社，后来就通知我去北京出版社。那时出版社在崇文门，我还专门骑着自行车去看，门脸儿很小，心想“这么一个小单位啊”（笑）。北京出版社今年70年历史，1949年以前成立的叫“大众书店”，1949年以后改叫“大众出版社”，1956年公私合营改成北京出版社。“文革”前出过《燕山夜话》“三家村文集”等书籍，“文革”时整个出版社停了，只保留了一个“毛著办公室”，粉碎“四人帮”以后的1977年，出版社又重新恢复。我1984年来的出版社，最初在文史编辑部，编了一些历史方面的书，像阎崇年先生，我到出版社跟这些老先生接触得比较早，编辑他们的书，建立了很好的师生之情。

　　冥冥中似乎去北京出版集团是有点天意，为什么呢？这里面有个特有意思的事，我上中学的时候有篇作文得了一个全国奖，被编到一个集子里出版。后来我分配到文史编辑部发现吴坤定——当时那本作文集的责任编辑是我所在编辑部的主任，书就是在这个出版社出的。他们开玩笑，“你上中学就是我们的作者了。”（笑）

 

　　2、你好像一直没有离开出版，在你的脑海里出版业是怎样的架构？

　　我对书有天生的感情，觉得这辈子就离不开书了，虽然在中间也有些可能调动，但我还是坚持做出版，一直在这个行业做了35年，对整个新时期中国出版的现状也算是见证人，这是我对出版的一个情结。

　　粉碎“四人帮”后的八十年代是整个出版业大繁荣大发展的时代，只要是出书就能卖得特别好，印个几万册像玩一样，有很多几十万、上百万的都是挺正常的，当时大家知识饥渴，出来书像疯了一样去买，像《傅雷家书》《宽容》等等，那时我也买过很多，像我这样年纪的人家里这样的书都不少，以至于现在家里想装修都发愁，放哪儿？弃了可惜留着又太占地方，也说明那时是出版的一个盛世。

　　发生变化是九十年代，出版的图书已经足够多了，社会上没有那么饥渴，开始市场经济了，大家把很多精力放在商业大潮里，书的阅读市场下降。现在出版社越来越多，出的产品越来越多，平均每年出书50多万种，北京图书大厦能摆放的也就二三十万种。在这种情况下，出版进入到一个比较正常比较成熟的时代。同样在九十年代，出版也发生了一个危机，当时开始有了电子书，甚至有人声称，“电子书的时代来临了，传统的出版要消亡了。”我们自己也很忐忑：是不是像打火机替代火柴一样，出版要面临一场革命，而这场革命会不会革了我们自己的命？当时大家对出版的未来产生了疑虑。经历过这么一个很痛苦的阶段，到了2000年以后，大家的心反而沉淀下来，那些妄称“会替代传统出版”的人发现：他们替代不了，他们只是技术上的一个平台。实际上达成一种妥协与合作：他们只做技术，内容还是传统（出版）来做。现在除了电子书，有声书、视频书等等都在产生，传统出版慢慢朝着内容提供商、内容服务商去转化，仍然要对内容进行开发和原始的生产。

 

　　3、今年是《十月》杂志创刊40周年，《十月》杂志主编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你都曾担任过，在你脑海里对此留有怎样的印迹和有趣的故事？

　　我是1994年开始担任集团的副总编，兼任过北京教育出版社的总编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十月》杂志的主编，也分管其他一些领域，特别是我现在做总经理涉及面更广，为什么文学这块我介入得比较深呢？一个是从2000年前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十月》杂志是我重要的分管内容，另一个是，文学是北京出版集团比较强的，“十月”的平台在中国文学新时期发展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十月》杂志创刊40周年。40年来《十月》获得了国家期刊奖、茅盾文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鲁迅文学奖、“新中国60年来有影响力的期刊”等诸多荣誉。《黑骏马》《北方的河》《高山下的花环》《生死疲劳》等等优秀的文学作品，反映出《十月》优秀的历史和光荣传统。后来的《绿化树》《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上庄记》《中关村笔记》《豆汁记》等等，向读者奉献了各个时期具有影响力作家的重要的或有代表性的作品。

　　印象最深的一个是工作室的形式，当时是集团做得比较早的一个尝试，2005年左右十月文艺的总编辑隋丽君、北少的老总编赵萌面临退休，她们精力充沛，又很有能力，我就说太可惜了，内部商量：能不能以工作室的方式来调动她们的积极性，就给两个大姐各成立一个工作室。隋丽君工作室十多年以来获得茅盾文学奖、几届政府奖以及中华出版物奖等近十项大奖，给出版集团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另一个就是北京十月文艺社当时比较小，总共十几个人，经过思考和考察，我与新经典陈明俊成立了十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我们控股、他们参股，共同营造“十月”的文化品牌，他把他原有的市场文学图书版权拿过来，像《张爱玲全集》《三毛全集》，我们把所有的文学版权归到公司里去，像《穆斯林的葬礼》等等，之后又开发了一些书，像《平凡的世界》《人民的名义》等等，这个公司注册时才五百万，现在每年近三个亿的码洋。

　　4、你作为十月文学院的发起人做了一系列关于“十月”的活动，比如“北京十月文学月”也已经举办了三届，回头看，“十月”给你留下哪些深刻印象？

　　“十月”对于北京出版集团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品牌，对于北京市来说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文学品牌，她的社会意义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那时我就设想建立一个“十月”文学平台，初步勾画成立十月文学院，跟这几个“十月”互动，我当时想象有十一个平台：长篇小说、报告文学、儿童文学甚至影视编剧创作，比如我们有一个文学对外翻译平台，由此就想到了搞作家居住地，2015年第一家在布拉格做了尝试，效果特别好，布拉格、爱丁堡、加德满都等等，作家居住地成了一个独立的板块。后来又设想推出“小十月”、面对儿童的读物，从小培养“十月”的读者、从小培养“十月”的作者，2016年创刊后甚至在某些程度上不亚于“大十月”的影响，所有这些都构成对“十月”品牌的维护。我们还搞了“双十月论坛”，俄罗斯有个《十月》杂志，有近百年的历史，早期的主编都是肖洛霍夫这样的人物，我们在2015年搞了第一届“双十月论坛”到现在三届了，影响很大。

 

　　5、你如何整体来看待北京出版业的现状？

　　出版业现在还是面临很多困难，实际上就在于业态的变化对它的影响。不止是出版业态，发行业态变化的影响也很大，比如说出书，一些发到书店卖，很多都是到网上卖，但像京东当当亚马逊进书的折扣都很低的，又要搞各种活动，所以在网上销售实际上不挣钱，但不挣钱也要给，要扩大市场占有率。由于有这么一种情况，我们跟网店沟通的时候没有太大的话语权，业内说法是实际上在绑架我们，折扣很低就极大地影响了实体店的销售，实体店就特别不景气，有的甚至倒闭。但实际上网店也有它的优势，一个是适合现在读者的购买习惯，一个是回款快。

　　传统出版更多时候是靠副业在反哺主业，比如说实体店的回款有时候一年也不见得回得来。特别是北京出版集团更困难，原因在于各地的出版集团都有教材，省越大教材发行量越大，像山东教材码洋四五十个亿，但是北京的教材是开放的，用谁的都行，我们教材的码洋也就一个亿。教材是稳定收入，我们没有这个收入，会更难一些。这是整个出版业目前的状况。好在国家有大力的扶植力度，我们也在做艰难的转型，更多做尝试性的开发或者和社会一些机构合作，比如像电子书、有声书。

　　6、你认为现在的书卖的贵吗？

　　从成本来说，现在书还真的不贵。出版社随着这两年纸张、印刷成本的增长，再保持以前的定价很难有收益，定价恐怕将来还是要往上做一些调整。从读者购买的角度来说，阅读不是热求的状态，阅读不是刚需，定价高了购买力下降。出版社很为难，从成本得提高定价、从市场角度又害怕提高定价以后降低读者的购买兴趣。这也对出版业提出一个要求，传统的纸书还是要压缩品种、多出精品，只有靠精品才能吸引住读者，引起读者的购买兴趣。

 

　　7、现在民营实体书店通过办很多特色的活动吸引读者，比如西西弗、单向空间等等成为文青打卡之地，你如何看待当下实体书店的经营模式？

　　我希望特色书店能够办出特色，都能盈利，但不是所有的特色店都能盈利。有很多社会形象很闪亮，但经营情况并不好，这也才有了这两年北京市加大对实体书店的扶植力度。实体书店是需要扶植的，不扶植很难生存，它又是城市的一道风景，文化的重要出口，像PAGEONE、言几又、字里行间都是非常好的书店，也是城市亮丽的风景。

　　我们也在搞特色书店，在中关村成立了“十月咖啡书屋”，引入了“青瓜”大学生的创业团队，书店交给他们经营，结果书店搞得特别有生气，那些吸引人的帖子你都想象不到，他们就搞得有声有色，很多看着不靠谱的创意，反而吸引年轻人“觉得太有意思了，一定要去看看”。特色书店是都市的风景线，也是书店的一种生存方式。我希望这样的书店越多越好，我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我们的书也会多一个销售点。

　　8、你认为“十月”平台最心仪出版哪类作家的小说？

　　一是纯文学性，这个小说会受大众喜欢，可开发性很强，但他首先文学性要足够，偏重于出比较高文学品质的书。二是这些年比较注重青年作家的培养，这可能也是《十月》杂志和出版社有这个传统。《十月》杂志九十年代就开办了一个栏目《小说新干线》，每期推出一些新人，到现在已经推出了有七八十个作家，这些所谓的新人现在都是中国扛大旗的队伍了。这些人跟“十月”有一种血亲的关系会有感情，像石一枫最近有三本书都是我们出的，《心灵外史》《世间已无陈金芳》《特别能战斗》，包括盛可以、张楚、鲁敏、乔叶等等，对年轻作家比较看重。三是京味文学，像叶广芩的所有作品都拿过来的。肖复兴的《我们的老院》得了“中国好书奖”。宁肯的《北京城与年》也得了奖。

　　实际上北京出版集团底下有八个出版社，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出摄影类在全国也是非常棒的，钟书阁、诚品有很多他们的书。人文社科做了二十年的“大家小书”影响力也非常大，现在也做到150多种了，学术界一片好评。我有时会比较着急，北京出版集团有很多品牌，像《父母必读》刊名是宋庆龄给题的，育儿类的老大，很多平台都需要好好来做。

 

　　9、前不久“日本小学生在嘈杂的机场安静读书”的帖子被热传，你认为该如何引导全民阅读？

　　在这个事情上实际上我是开放的，我觉得在任何地方看书都是一道风景线，都是我非常尊重的事情。我觉得阅读的概念现在要发生变化：并不是说只是看书是阅读，看手机同样是阅读。现在来说，普及知识的功能在传统出版里已经没有那么大的意义了，获得知识太便捷了，手机一查都出来了。书作为普及知识的意义在哪儿？在于给孩子读的还是看书为好。书是下功夫的，孩子阅读是要讲究的、不是什么都要读的。对于孩子来说，书更准确，教化性更强。成人来说这种知识性就没这么大必要了，我也整天看手机，方便呀，浅阅读也是阅读，浅阅读也比不阅读好，所以对阅读的概念要变，要因人而异，因时间因地点而异，我不认为在嘈杂的环境里看书是一件伟大的事情。我在嘈杂的环境里就不会看书，有可能就翻翻朋友圈、看看电子书，或者听听书就够了。回家我会认认真真地看书，它会启迪我的心灵，同时我会想一些事情。所以有一段时间有个焦虑：我们要不要号召大家在地铁里多读书。我觉得好像有点儿教条了，大家对阅读本身缺少一种认识才会产生一种错觉。在地铁上挤得跟照片似的再看一本书那做不到呀。（笑）

 

　　10、新媒体文学及其产业化飞速发展下，你怎么看文学传统和创新？

　　这里涉及网络文学跟传统文学的概念，实际上，网络文学跟传统文学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很多网络文学的人也是读传统文学的，包括著名作家宁肯早期写作也是在网上写。就网络文学本身也是分很多种，其中有些人的写作就是偏传统文学的，有些人就更网络化一些，总体来说差异在于网络文学也有精品，但更多是鱼龙混杂，而传统文学纸媒的出版相对来说品质比较高。网络不是没精品，像《明朝那些事儿》不错的，但是并不多。现在还是一个过程，是要慢慢沉淀，要有一个精品的独特园地。像传统文学在出书的同时也出电子书、有声书，这是一个必然，这种创新是大势所趋，像《人民的名义》中文在线出的电子书比我们的传统书收益还要高。

　　11、你如何看待年轻一代作家的文学素养，在青年作家群里你比较欣赏的是？

　　真有写得好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特点，这代人相对来说整个社会普遍的文学素养不如上一代，因为现在大家接触东西要比以前多、不如那会儿纯粹；二是现在社会的人压力大，信息污染也比较严重，能够沉下心来关心文学的人也比以前少，但涌出来的这些人水平是不低的，像石一枫，因为他的东西是有特点的，有点像以前的刘绍棠、叶广芩、王朔，他将来在文学史上是能够留下的。像徐则臣，写东西是大气的，写大场面的恢弘真不是闹着玩的，写得特别好。还有像张楚、弋舟，我都很喜欢他们的文字。不要说那个时代过去了，对这个时代失望，不失望，这代作家是能够涌现出一批扛大旗的人，写得更有一些时代的朝气，这点比八十年代的那批作家更有意思更有时代感。

　　12、你平时会关注哪些热点话题？

　　手机动不动就弹出一堆热点（笑），这种信息扑得过多，我刻意关心的倒不一定是这些东西。就我本身来说，除文化信息外，我更关注中国社会、经济、金融这方面的信息，我觉得我要熟悉各方面的东西，只有跨出出版业才能回来做好出版业。这些年我参加社会的一些研讨、沙龙比较多，比如像欧文沙龙、清华校友沙龙等等，大家能够认真坐在一起就某一个主题来进行充分的交流讨论，我觉得比较开动头脑，也是对当今社会方方面面的了解，更知道应该有个什么样的定位。我做出版，有时候甚至环保的沙龙都会参加，有的做环保公司、有的做政策制定、有的做监测，可以从不同角度了解到中国的环保，会发现这个课题对中国的未来意义太重大了，它本身互相之间的这种逻辑、各方之间的交融，就一个话题展开讨论很好。出版业比其他的业态发展要晚十年，有时候受到一些启发，反过头来思考出版面临的问题，就会觉得不是那么困难。

 

　　13、你从小在北京长大，对北京有怎样的情感？

　　我从小生在北京，出生在南锣鼓巷北口。小学搬到西城平安里，之后上大学在北大。我属于四合院长大，整天串胡同的那种，我又是学的历史，更容易把握北京那种古老的文化氛围，在骨子里渗入得比较深一些，有时候自觉不自觉地就会发一些老北京文化的帖子。从现在来看，一个城市的发展总会有一些痛苦期，像北京这种文化比较发达的城市，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挖掘还是比较理性的，我还是充满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