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托尼·朱特
 本书荣获2013年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奖 小宁： 关于托尼·朱特，我是很愿意写点什么的，尽管最近一两年，也许是年龄的原因，已经不太有勇气面对一张白纸开始写作，不敢从头开始。但这次，至少有你的一堆问题在前面，多少好了一些。另外一个原因，就像你第二封信中所说：“西方学者令我亲近的并不多。但是很奇怪的是，托尼·朱特让我觉得很亲切。”我在今年的七、八月间，有机会在国外细细读他，直接的感受也是类似的亲切感。我当时曾写下过这样的话：“读一个作家和他的著作，读出巨大的亲近感，尽管并非罕见，却也绝不是常事。这几日读托尼·朱特，读他的《记忆小屋》和《重估价值》，就重现了这一难得的阅读经验。尽管并非完全赞同其中的意见，但亲近感却日渐深刻。”然而我的亲切感是有清晰的来由的，其中的很大部分是因为我与朱特基本上是同代人，都在冷战中度过我们的少年和青年时代，虽然是在完全不同的境遇中，然而20世纪的历史运动和意识形态冲突，还是构成了我们大部分相对接近的政治知识和历史经验，尽管在我们这儿，这些知识和经验是通过两代人的劫难和晚到的反思才慢慢形成的。还是去年读《沉疴遍地》的时候，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就已经明显地感受到这种亲切感。但你的亲切感又是怎么来的呢？我很好奇。是因为朱特的那些“人同此心”的普世性的经验，还是他在自由原则下所保持的道德节制？但可以肯定，我们的亲切感是有差异的，所以很可能，我所谈的朱特只是我所理解的那一个，如此而已。
 我是2005年第一次读到托尼·朱特，忘了在哪本刊物上，就是他那篇“爱德华·萨义德：无根的世界性”的文章，现在收在《重估价值》第二部分中。萨义德当时去世不久，而萨氏的著作已有不少中译本，然而朱特的这篇文章却一下子让我对萨义德有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之前的了解。甚至，这篇文章不仅重构了我对萨义德的认识，而且还完全重构了我对巴勒斯坦问题的知识。这很厉害，朱特的洞察力和知识能力可以使你原来具备的各种零散知识，在一个更为令人信服的知识和道德的图景中完全重组起来！后来读了他更多的作品，才知道他的每部作品都几乎达到了这样的高度。
朱特与萨义德是好友，但即便是好友，要达到这样深刻的理解依旧是十分困难的事情，这里确实还有一个知识传统的问题：对思想同道/对手的充分的尊重，你可以看看我们的知识界，在不同的意见之间，就连简单的理解都十分困难。这次《重估价值》出版以后，我将这篇文章又重读了一遍，依然有强烈的知识和道德的冲击。巴勒斯坦问题中有一些深刻的悖论，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是“一对孪生的障碍”。“其中一个是武装的国家，另一个是没有国家的民族，但在其他方面却都相像的令人沮丧”。然而只有萨义德清醒地告诉美国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占据的是同一个空间，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种情形仍会继续。他们的命运毫无希望地纠缠在一起。在这块土地上，你不能获得像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那样确切的期盼，只有世界主义的无根性可以让你看得更远，而此时的无根性具有的是解放的性质。萨义德持续30年以一人之力在美国开启了关于以色列、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人的对话，同样重要的则是，萨义德坚持不懈地对他的阿拉伯同胞讲述关于他们的事实，指责阿拉伯领袖们的贪婪、腐败和失误。对于这么一个不懈地从事公共服务的萨义德，朱特这么写道：这是因为萨义德认为“讨好式地顺从自己一方，是低估了自远古时代以来的知识分子的历史。”
我是读了这篇文章后开始去了解朱特这个人以及去寻找他的作品的，才知道，他原来是当代最好的欧洲政治思想史的专家和一个有重大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我们开始购买和翻译他的作品，先是《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然后是《战后欧洲史：1945-2005》，这两本书的中译本分别是2007年9月和2010年年初出版的，中间隔了两年主要是因为《战后欧洲史》近100万字篇幅的翻译耗时太久。
 《战后欧洲史》是朱特最重要的著作，2005年在美国出版，当年就被评为纽约时报的十大好书之一，2007年又得了汉娜·阿伦特奖。这本书也具有那种可以重构你的知识图景的力量，它不像大多数史家仅将对历史真相的追溯作为目的，而是在一个庞大的思想史的线索上进行他的历史叙述，正因为所有重大事件的背后都有着使人们行为正当化的观念来源，从而才使历史变得可以理解。有朋友评论朱特的这部《战后欧洲史》是一部“有思想的历史”，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当历史是可被理解的时候，生活在历史中的人们才不至于完全被偶然性所淹没，才有可能至少是部分地从历史中解放出来。
接下来，就是2012年3月出版的《沉疴遍地》，好像是和《记忆小屋》同时写的，都是在病榻上口授而成。而这两本书在美国出版的当年，朱特就过世了。《沉疴遍地》在美国在还未出版前就曾在公共广播电台广播，引起了很多讨论，在我们这儿出版以后，也引起不少关注。然后就是今年了，几乎同时，《记忆小屋》和《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出版，下一本《思虑20世纪》是西方公认更为重要的一本，还没译完，要等到明年了。
 下面，我试试按你提问的线索来谈。我很同意你对《记忆小屋》的感受，《记忆小屋》差不多就是朱特的回忆录，里面有他差不多战后60年的生活、学术和政治的经验，而且关键在于，朱特的经验直接呈现出准确和令人信服的特点，我相信，这是与他的洞察力和节制相关的，他并不将他的经验强加于人。读朱特所以会有亲切感，除了经验和智识上的共鸣以外，他在道德上的节制是很重要的原因。若将这本书与《沉疴遍地》参照着读，也许会更好。
 《沉疴遍地》可视为朱特的思想遗嘱，是他在生命最后时刻对他所爱的世界和盘托出的所有思考，然而，这又何尝不是他所感受的这个世界中最令人焦虑和不安的那些部分。这两本书几乎可以合二而一。但我不知道你读《记忆小屋》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因为代际之间由于缺乏相同的直观经验彻底的理解往往非常困难，朱特在《沉疴遍地》中的“60年代具有讽刺意味的遗产”一节的第一句话就是：“代沟超越了阶级和民族经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奇事”。难道不是吗？现在的社会分层，用50后、60后、80后、90后来划分，常常会有更多共通的价值和利益特征。朱特的叙述中常常有这种准确的经验性描述，当然，这些准确的经验会被他置于一个开阔的对整个20世纪的历史叙述中。
朱特是一个自由（主义）左派，对社会民主主义也怀有深刻的同情和希望。作为一个在犹太社会主义者家庭出身的孩子，他曾经天然地亲近过共产主义革命的无根性，他在青年时期经历过左翼幻想的破灭，但他对理论的马克思主义非常熟悉，你可以看他写霍布斯鲍姆和科瓦考夫斯基的两篇长文是写得何等的好又何等的有感情。但他同时又对东欧社会主义运动有着深刻了解。
在《沉疴遍地》中，朱特在表面上谈了消费社会、凯恩斯主义、以个人权利诉求的新左派、新自由主义以及重新思考国家等等。但他隐含的叙述却是：20世纪的终结，也就是社会主义运动的终结带来了另一个后果，即资本主义体系失去了它的批判者，资本主义体系在过去100多年的发展中是依赖于它外部和内部的批判者而不断地实现自我改善的，而现在，批判者消失了，人们则误以为政治也由此消失了，西方社会不再有认真的政治讨论，这也许就是今天所有问题的来源。
在《重估价值》中，谈莱维的和谈阿伦特的两篇文章，无疑都是十分精彩的，朱特在这里又一次表现出他杰出的抽象能力，使得我们几乎可以重构对大屠杀、对幸存者，以及更重要的，对汉娜·阿伦特的认识。阿伦特是位相当复杂的思想家，朱特的这篇文章是聚焦在阿伦特对20世纪“政治之恶”的思考之上的，因为正是在这一点上，阿伦特表现出她最为卓越的深刻见识。我相信，阿伦特对朱特是有很大影响的。朱特说“阿伦特懂得其他许多人忽略了的事物，那是因为比起任何特定的政治制度结构而言，她更关注‘恶’的道德问题”，就像“她在‘梦魇与逃脱’一文中说：‘恶的问题将成为欧洲战后知识分子生活中的根本问题——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死亡变成根本问题一样’”。这一点被朱特写到了他的巨著《战后欧洲史》中，并成为理解欧洲战后生活的一条重要线索。所以朱特最后说：“她在大事情上是正确的”。
 最后，我也愿意向所有人推荐《记忆小屋》，它非常迷人，其中讲的时代过度尤其令我这样的同龄人感到唏嘘不已，还有，关于巴黎、法国人那一节，以及谈《禁锢的头脑》的一节，其实，写到这里，想到书中一段段的内容，觉得每一节都值得推荐，而且，此书文字也优美至极。  托尼·朱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与家人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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