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卫兵文学的延续——知青文学

伤痕文学 主题：控诉和反思
悲壮青春 主题：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
乡恋文学 主题：价值重建


        文革后一批当年被打倒的老作家作为“归来者”重返文坛。王蒙、刘宾雁、丛维熙等“归来者”创作出一批有影响的作品。他们重新成为当代文坛的主导力量，他们的声音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主流。他们对权力话语的沿革和重建作出了重大贡献。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声音就是1962年权力话语的重现。
        归来者们以自传体创作了一系列作品，代表作有《天云山传奇》（鲁彦周）《牧马人》（张贤亮）《布礼》（王蒙）《大墙下的红玉兰》（从维熙）等，构成了新时代的主流。
        “钟亦成1957年被划为右派，开除出党，送到农村改造，仍对共产主义和党的事业矢志不渝。” “他宁愿付出一生被委屈、一生坎坷、一生被误解的代价，即使他带着各种丑恶的帽子死去，即使他被17岁的可爱的革命小将用皮带和链条抽死，即使他死在自己的同志以党的名义射出来的子弹下，他的内心仍然充满了光明，他不懊悔、不感伤，也毫无个人的怨恨，更不会看破红尘。”
        归来者们创作了一批“第二种忠诚”的革命知识分子，透露出这样一个事实：整整一代知识分子本身就是特殊政治培养出来的。
        归来者的文学作品反映出知识分子与当权者话语的融合，从而构成了这一时代知识分子的典型特质。
        主流社会对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知青文学给予充分肯定。知青文学命名的知青形象，正是主流社会所期望的——“四人帮”的反叛者，改革路线的拥护者，新时期的建设者。新时期作家群主要由文革时代的知青作家组成。经历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洗礼后，他们迅速改变了思想政治立场，重新焕发了创作热情。知青作家能获得崇高的文学地位，首先在于紧跟主流社会。
        当时代表文学主流的“第二种忠诚”小说，成为知青文学发展的重要参照物。知青作家和归来者有着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虽是两代人，但是却在运用类似的叙述策略，叙说着同一种话语。他们都是用宏大的叙事，他们同是被放逐者、受难者，同时又是圣徒。从这个意义上，知青也是“归来者”。
        同归来者一样，知青文学颂扬苦难，把苦难说成圣者必须经历的受难。上山下乡运动所造成的苦难生活，在知青文学中被表述为：“那过去的一切，都会变成美好的回忆”。梁晓声在早期知青作品中“塑造了一批以苦难为旗得到的自救、救赎者的形象”，“在历史担当的层面上，他们浅薄而有轻易的话过去了，从忘记了自省和批判”。知青作家和归来者一样，轻易的与历史和解了。某些人依据道德收获和文学成就，对历史表达了感激之情。
        知青文学与归来者对乡村的态度也是相似的。他们在展示知青的苦难时，忽视了在那个灾难的年月里，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民的苦难。归来者的苦难的神圣化，恰恰是以遗忘乡村苦难为前提的。同样，后知青文学的一些作品，把乡村寓意为美妙的少女、伟大的母亲；知青不是落难公子，就是天之骄子。而这对农村的傲慢态度，都是以某种特权为背景的，或是由国家教育特权化的支持，或是由国家城乡分治制度的支持。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伤痕”“反思”文学，负载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使命，侧重意识形态和社会问题，带有鲜明的政治功利性。“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