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在黑龙江省国营农场做过乡村教师，所以对那些边远乡下的农家孩子们颇有些印象。

    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有一天我到学校早了些，当时有一位四年级的小女孩也提前来到学校，她很勤快地把教室的地面打扫干净，然后又打来一盆水把所有的课桌擦一遍。当她把这一切都做完了，就着盆里的脏水涮了涮抹布，然后当着我的面用抹布洗脸！

    看着我惊异的目光，她不以为然地笑笑说：“我经常在学校洗脸！”——她并不知道她的行为有什么不妥。

    我知道她家里共有兄弟姐妹八个孩子，生活很艰难。但想不到她从小就没在家洗过脸，家里从来就不管她是否洗脸。她的脸有些像孙悟空，中间一圈是肉色，四周以及脖子上都是黑色。后来她长大了几岁，真的会自己洗脸了，人显得很干净了之后，我才看出她其实是一位很秀气的女孩子。生产队在黑龙江边上，不像西北地区那样缺水，她从不洗脸只是因为她家生活困难，她父母从来顾不上教她洗脸而已。

    当时我的想法是：“咳，农家的孩子嘛！”那意思不过是表示理解罢了。

   至于男孩子，我最头疼的是三牛和小四。也不光是我，全队的知青没有不知道这两位的，就连老职工一提起他们两位也说：“你恐怕拿这两个东西没法儿！”那个三牛是队里家境比较好的一位，但他也有一副猴子脸，原因是这个淘气包如果不是被他姐姐捉住按在炕沿上，他可是从不洗脸的。

    所以这两位坏小子要是想憋什么坏主意，你是防不胜防的。尤其是我刚当老师，没什么经验，在学生面前总爱端个架子，唯恐镇不住哪个小坏蛋。后来我发现他们挺给我面子的，在我的课上并不怎么捣蛋，于是我才自然多了。

   但那天鸡舍饲养员跑来对我说：“管管你班上那两个坏小子，我们那边丢鸡了！”他指的当然是三牛和小四。

    我问了问他们，他们当然不承认。于是我只好说了些爱护公物之类的大道理。没凭没据的我也不好说他们什么。

    可是第二天鸡舍的饲养员又来了，这回他不找我，而是直接到办公室找学校负责人去评理。学校负责人王老师没吱声，找了几位同学问了一下，没几句王老师就从这些孩子的神色上看出来了，是他们俩干的！

    倒底是老教师。

    但是这两位捣蛋大王死不承认，反正无论你问他什么，他只有一句话：“没有！”我拿他们没办法了，又去找王老师。

    王老师、薛老师和邱老师互相商量了一下，几个人悄悄一笑，王老师和薛老师就起身出去了。

    王老师在一间屋里问三牛、薛老师在另一间屋里问小四，问题都一样：“那屋可说啦，是你进里边捉鸡，他在外边接应的！”

    这一下两边全炸了：“瞎说，是他在里边，我在外边！”于是案情大白。

    说起来这两位倒也没占公家什么便宜，不过是好奇：他们把鸡捉出来，挖个坑埋下去，看它们还能活多久！

    小四比三牛干净一些，也好打交道些。但不久我就与他们俩都处得不错了，他们也愿意和我接近。那个小四还与我一起去江边树林里打过野鸭子，三牛还和我学会了游泳。

    我回到北京以后，就没有他们的音讯了。我只知道农场那边都承包了，办起了家庭农场，农业机械都折价卖给了个人。我听说一开始承包的时候效益不怎么好，后来如何我就不知道了。

    后来我在上海遇见三牛的叔伯姐姐，她是我当年教过的高年级学生，后来嫁给一位七零届的上海知青。我问起了三牛。

   她说：“要说干活他没啥，亏损不了，现在他光是固定资产就有四十几万，有拖拉机、收割机、汽车什么的，日子过得不坏。就是有一条，这家伙打起麻将没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