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知青共大的故事
序
大漠。
一望无际的明沙，金黄金黄的，起伏跌宕的；看似绝对的厚重，却又不断被风儿掠得轻轻飞舞盘旋。
在这无涯的金黄中，终于汪出一洼被浓浓绿色环围着的碧蓝。那是一个创造并代表生命的小小淖尔（湖）。
力群从一个大沙坡的顶端向那小湖走去。每一步都在这寂静的世界里造成巨大的轰鸣——在这片人迹罕至的大漠里，自然的奇迹被最完美地保护着；与此相比，那些只供游人们欣赏、把玩的“响沙湾”就只是大自然中一件小巧的玩具了——整个世界里只有这份声音，亦或是它掩盖了其它的一切声响。
一步踏上湖边那一小片似乎从明沙缝里生长出来的草坪，巨响的轰鸣则只剩下了越来越远的回声，而让力群所感受到的，则又是一片奇异到近乎绝对的寂静。
偎身在一棵古老胡杨那充满沧桑、且已经枯萎了大半的躯干上，仰头静观其仍旧郁郁葱葱，生命力旺盛的庞大树冠，再环视一番整片胡杨林的状态：浓绿间不时闪现出几片明沙般的鲜黄，粗细、横竖不等的树干群构成了一片对于小湖的圆月形包围，有效地保护了这片生命的源泉不被浩瀚的沙海所吞没。都说胡杨是“（生存）三百年不死，（死后）三百年不倒，（即使倒了，还能）三百年不朽。”这种只有大漠深处才可能拥有的生命奇迹，全世界也没保存下几处了，而自己今天由于迷路而偶然发现的这一小片，大概还根本没有人给予记载和报导过吧。
数千万年前的某一天，一枝胡杨树苗（也可能当时是一批吧）被人栽种在这里，甚或那还是胡杨的种子自己随风飞了来（亦或是被鸟儿衔了过来）落在了这里。久而久之，它们在这片土地上顽强地扎下了根。年复一年，胡杨默默地生长着，繁育着，直到今天。
“当年的环境完全不复存在了。只有这古老的胡杨坚持了下来。”力群遐想着。他曾经认真地向有关专家请教过：就自己所见到过的所有枯朽胡杨自身内在的资质看，它的所谓“不倒”乃至“不朽”几乎完全只是表面的一种形式。这种颇为奇特的自然现象，难道有什么意义吗？大多数专家（其实不过只是些当地的干部）没有能够给他圆满的回答；只有一位老牧民的评价使他感到心悦诚服：它（指胡杨）是在为保护自己身边的生命而硬挺着呢。是啊，胡杨用自己仅表面上不倒不朽的残躯为周围的生命挡住了强烈的大漠风沙，这是何等可贵的一种精神和品质啊。
大概是由于千里大漠的顽强阻隔吧，在这片绿色中力群没有看到小鸟等一般树林中必有的生命现象。然而，仅只从这片寂静的胡杨林中，力群已经深切地体会到了生命之有限与无限间的内在联系。
“是啊，我们的知青共大虽然早就不办了，可我们在那里为她创造的那种特别能吃苦和特别能战斗的精神，却肯定也是这样可以坚持到永恒的。对，下次聚会的时候，我一定得让同学们都来看看这人间少有的胡杨。”力群的脑海里突然蹦出这么一句话。
“我还真没见过这么玩儿命的领导。”青年司机小陈懒懒地斜靠在吧台边那张他常坐的高脚凳子上，一边时不时地喝上一口调酒师老同学小刘为他特意配制的那种清新爽口的鸡尾酒，一边向小刘解释着自己为什么一连三五天没来这里看他的原因。
“这位红霞经理原来是咱们总厂的党委组织部部长。本来在机关里干得好好的，却偏要自动跑来我们这个从来就没有景气过的‘多经公司（注：多种经营公司的简称）’当一把手。这不，刚接手就碰上一个案子，当然是她的前任留下来的麻烦喽。要说这个案子也拖了少说有小半年了，再急也不会只在这几天吧。可就为这，这位红霞经理连着几天几乎就粘在了我的车上了。先是在咱市里厂里的到处跑着找人弄清事实，然后又跑了一趟自治区。那刚好是昨天的事，一大清早就从咱包头市出发，赶上班前就赶到了呼和浩特市的自治区电管局去找人办事。早饭根本没顾上吃，只是中午在路边一个小摊上吃了一碗面；下午办完了事，又直接赶回包头，找有关人士接洽谈话，等我送她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下半夜两点多了。今天要不是她病得实在太厉害，下班后让副经理他们硬给送到医院去打点滴，然后又被大夫强迫着回了家继续打点滴，我还来不了你这里放松一下呢。”
小刘蛮世故地追问了老友小陈一句：“她该不是一个老知青吧。”
“你怎么知道她准是老知青的？她还真是个老知青呢。听我爸说，红霞经理挺小年纪就下了乡，还很快在乡下入了党，后来去了一所什么知青的大学里又深造过一年呢。”
“那就不奇怪了。知青是最能干的。这话是我爸和我妈都常常挂在嘴边的。我还真就信这话呢。这不，在你这儿又找到证明了吧。”
“… …”
“… …”
就在小陈和小刘交谈着的时候，他们嘴里的红霞总经理正躺在家里的大床上，左手放在一边，接受着丈夫为自己安排的又一次输液，右手则握着电话机，在那里不停地向对方交待着什么。
良久，红霞才打完了这只电话。丈夫心疼得赶紧把电话机搬开了。一边又忙着给妻子喂药，一边嘴里还不停地唠叨着“你拼命不休息，也得让别人休息一下吧。这么晚了，你给人家下了指示不也得明天干了嘛。”红霞笑笑，伸手轻拍着老公宽厚的肩头，柔声解释道：“你不知道，我找的这位专家就好夜战出东西。我这会儿给他布置了任务，到明天早晨上班的时候就能拿到成果了。这样才不耽误我明天的工作嘛。”
“那你自己这条老命还要不要了啊？”看看迂回的劝慰不能让妻子安静地休息下来，丈夫不得不与她直接对阵起自己最关心的实质性问题来。“年轻、下乡的时候你拼命，我说过半个‘不’字吗？你在共大拼命带头，差点儿被摔成残废，我连句埋怨的重话都没说过吧？自从咱俩进了厂子，我是不是处处支持着你的工作，什么事都顺着你帮着你的？现在也不是我要拉你的后腿，而是你的身体自己出问题了懂吗？……就算你既不心疼自己，也不为我想想，那咱们的儿子总不能这么小就没有妈吧？……”丈夫一边为妻子认真熟练地按摩着，一边继续在她的耳边絮叨着。
红霞再笑笑，她问丈夫：“你知道一种叫胡杨的树吗？那种树从小就在大漠中顽强地生长着，号称三百年不死，死了还三百年不倒，倒了又三百年不朽。一棵树尚且如此，更何况咱们这一茬下过乡的知识青年呢。现在咱们干的这点事儿，比起当初下乡时候来又算得了什么呢？再说了，你自己不也一样干起什么来照样玩命吗？”
“那可不一样。胡杨的坚强在树木里绝对是少数吧？下乡时候再苦再累你不还都年轻呢嘛。你说我拼命，我是个男人嘛。可你……”丈夫心疼地继续叨咕着。
“看你说的，不是说‘革命人永远是年青’嘛？”红霞继续硬撑着精神头儿与丈夫调侃着，她不愿意看到丈夫总是为自己担心的样子。
渐渐地，由于丈夫到位的按摩而全身都得到了放松，随之而来的则是高度紧张过后的极度疲乏。筋疲力尽的红霞一边勉强哼哼着算是对丈夫的应答，一边已经开始渐渐沉入了深深的睡眠中。
第一章 申 办
第一节
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五年，仲夏。 呼和浩特市第一招待所一间普通的房间里，几名精神抖擞的年青人团团围坐在一起，正在热烈地争论着什么。 良久，一名叫黄念生的北京知青作总结似的抬起头来，巡视了一遍屋里的人们：“这稿子就这样定下来吧。时间紧迫，咱们还是赶快把它印好送出去的保险。不然，大会一散，咱们就不好找人了。” 也是北京知青的毛兵点点头表示同意，旁边坐着的上海女知青林洵禾也表示了同意，对面床上并肩坐着的天津知青吴牛和呼市知青卫东也都应声称是。大家开始往文稿上纷纷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于是，一篇题为《关于成立一所知识青年自己的大学的建议书》的油印文稿迅速散发到了参加全内蒙古自治区知识青年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表彰大会的每间代表住室，也送到了主持会议的自治区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和自治区知青办领导们的手中。
“这帮小家伙，鼻子还真灵。咱们刚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他们的建议就递上来了。”知青办一位同志不无赞叹地先来了这么一句。
“可这么一来，会不会给大会造成什么不良影响啊？”有人表示了一点担心。 “是啊，我们盟分组今天下午的讨论，就几乎全是在说这个事儿呢。”一位某盟知青办的同志稍带忧虑地插言道。 “因势利导。我们一方面要继续按原计划组织好各小组的讨论，另一方面要马上同这五名知青进行接触。这是来自知青大众中的呼声，恰恰说明咱们考虑的问题和知识青年们合上拍子了嘛。”自治区知青办主任许维俊同志对此下了最后的决定。 翌日，自治区知青办的许主任和知青办其他部分负责同志亲切接见了五名写《建议书》的代表；参加会议的，还有来自大会上各盟市代表团的数十名知青代表。 许主任首先代表自治区领导向知青们明确表态，坚决支持同志们的建议，保证在最短时期内尽快筹建起这样一所专门为知识青年们扎根农村牧区服务的新型大学来。与会的知青代表们对于自治区领导能为自己专门建立一所大学更是表达了知青大众们无比赞同的心情，使会议气氛达到了新的高潮。于是，许主任没有再多讲什么理论或道理，只是直接询问撰写《建议书》的五名知青是否愿意留下来，帮助知青办的同志参加这所大学的筹建，以此明确表明了自治区知青办对于办学一事的最基本、最实际的态度。 经商讨，上海知青林洵禾是上海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赴内蒙古学习访问团特别培养的扎根派典型。没有上海学访团的同意，让她离开自己插队的村子根本没有可能。吴牛在村里担任队长，最近恰有一项大型工程即将动工，所以当然也不能留下。卫东则是自己愿留却留不成，盟知青办的同志们从保护他的角度坚持要求“除非是正式调动，否则不能让卫东离开生产队”。最后，黄念生和毛兵两名北京知青在会后留了下来。
大会散了，来自全区各地的知青们纷纷启程了。因下乡地点不通火车而被特许乘坐飞机的卫东也匆匆上路了。 从热闹的会场回到寂寥的牧业队里，坐在自己那间由于多数知青已经选调离开而成为个人所有的小土屋中，卫东在煤油灯下边喝着没有放奶的清熬砖茶，边展开稿纸写了起来。他要把自己对大会、特别是对筹建知青大学的一些新想法尽快告诉知青办的领导和留下来的战友们。 “他们现在在干什么呢？”卫东边写边这么想着。
卫东是1968年5月从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到锡盟乌珠穆沁草原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从小学到初中的“作文高手”，到文革中编写各种打派仗的小报，也练就了一手不错的文笔，在学校里也算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人物”。凭了自己在极偶然条件下担任过一个学生派别临时负责人的身份，在军代表来学校搞大联合的时候稀里胡涂地当选为校革委会中唯一一名初中学生委员。然后又受命分工负责学校教育革命方面的工作。当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参加了一个名义上应当由他主持的“校教育革命座谈会”时，对于参加会议的老师和同学们（多为高中同学）谈到的各类问题，他简直就觉得是在“听天书”。尚有点自知之明的他感到自己在学校里已经没有什么事可做了，可又不甘心傻等着命运对自己的任意安排。凑巧，北京市十名中学生毅然举起“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大旗，来到内蒙古自治区的乌珠穆沁大草原上插队落户，卫东所在的中学派代表参加了呼和浩特市的学生慰问团前往学习慰问。在听取代表回来后的汇报时，卫东被十名北京中学生的伟大行动感动了。他认为他们才真正是这个时代的英雄，也觉得自己是真的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但是，学校里下乡的组织者们认为他的身体不好，不适宜到自然条件那么艰苦的地方去。经过一番努力，他终于还是只能站在欢送的人群里送别人离去。他不甘心，于是凭借自己“校革委会委员”的身份，找到已经是校革委会副主任的军代表开出一张介绍信，到当时的市中学生工作管理机构——呼和浩特市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的中学部去换了一份更高级别的介绍信，作为呼和浩特市中学生的代表，直接参加了内蒙古自治区当年的安置工作会议。会上，他与已经下乡的北京市和呼和浩特市两批知青的与会代表们倾心交谈，更得到会议组织者的全力支持，就这样一半靠运气、一半靠“权力（全呼和浩特市的中学生代表）”地得到了一百五十名知青安置指标。于是乎，他从被别人挑选变成了挑选别人。在自己组织的这支知青队伍里，居然有不少都是因为身体原因被从上一批淘汰下来的。谁知，这个梦确实不是那么好圆的。卫东在下乡的第一个冬天，就由于生活自理能力太差再加上身体太弱而搞得冻瘫了双腿，被知青战友们架回到呼和浩特治疗了整整一个夏天才又能够走路了。他再次回到队里后，社员们照顾他，也恰逢牧区普遍组织兴建队办小学，他成了一名教师兼学生生活的管理人员。生活和劳动条件的改善，使他得以继续留在了草原上，并能够凭借自己的各种努力把当年自己带下来的知青们一一送回城里，为的只是“不能让这些知青家长们戳自己的脊梁骨”。到了1974年的夏天，他刚刚送走了自己这批的最后一个战友，却又开始头痛起七二年下乡来队的几名锡林浩特知青的选调问题来。本来按照自己的小九九，他是开始准备为自己跑跑选调的事了，但当几名“小知青（即那批七二年下乡的锡市知青，这也是当年知青们习惯的论资排辈形成的称呼）”哭闹着来找他这位生产队里主管知青工作的“大哥哥”评理的时候，他才猛地认识到自己已经被人们认定为是理所当然的队里人、已经不再存在什么选调问题了。卫东对于自己这样一种实际地位不由得有些暗暗的辛酸，却又油然而生出一种超越个人感情的使命感来。“这大概就是我的人生位置了。”于是，在继续积极工作的同时，卫东开始为自己新的人生道路寻找起赖以依靠的理论依据（即所谓的知青理论）来。
这是一个混乱而激动人心的特殊年代。“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轰轰烈烈地进行到第十个年头了。十年来，一代年青人无学可上，无工可做，空有一腔热血而报国无门。从斗校长（“走资派”）、批老师、砸“四旧”、打派仗、终于走向了主要靠军管控制促成的“大联合”和“复课闹革命”。在学校里轰轰烈烈又稀里糊涂地呆到了实在不知该做些什么的时候，终于有十名北京的中学生扬起了“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革命大旗，并毅然选择了内蒙古大草原作为自己安家落户的广阔天地。从那个时候起，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纷纷踏上了这条充满传奇色彩的特殊生活道路。
客观上，由于文革的影响，大批城镇知青拥挤在原来的学校里，年复一年地在那里进行不知所谓的“斗、批、改”，实在不是一个办法。下乡上山，为城镇青年们的生存（其实质是城镇新生的多余劳动力的就业）找到了一条新的出路。国家于是乎开始越来越重视这个措施了。到了我们的故事发生的这一年，全国已经有超过千万计的知识青年散布到了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农林牧渔区，或插队落户，或当了“屯垦戍边”的建设兵团战士。几乎每一个城市家庭中都有一个以上的孩子在乡下。这就使得一个原本相对简单得多的人口安置问题，上升到一个重大社会性政治问题的层面上来。没有人敢对上山下乡说半个“不”字，却又没有几个做领导工作的干部和几乎所有做家长的，会真正心甘情愿地愿意让自己的孩子一辈子在乡下生活。至少从七二年开始，知青的“回城”已经蔚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潮流，而仍然留在乡下的大多数知青们，却继续由于自己的或社会宣传上的种种原因，在拼命地为自己的“坚持乡村”努力地“鼓与呼”着。如此矛盾的思维和行为，实在是那个特殊时代的特殊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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