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格桑花
格桑花是多年生草本植物，花株不高却挺拔，花蕊不香却艳丽，每年藏历三四月，在贫瘠的高原上，只要有土壤和阳光就有它的身影。它不畏干旱严寒、不惧牛羊啃食践踏，向着阳光顽强地生长，藏族称它为吉祥花。
2018年是北京支边青年进藏53周年。在这具有历史意义的时间节点，作为亲历者，我仿佛又回到了雪域高原。
憧 憬
1965年在西藏自治区成立之际，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彭真同志应西藏请求，批准了117名应届初高中毕业生援藏，参加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巩固西南边防。1965年9月17日，这些满怀憧憬、血气方刚的初生牛犊，毅然告别未曾离开过的故乡北京，告别了亲人、同学好友，踏上西去的列车，奔赴祖国的西南边陲——西藏。
列车徐徐开动，记得当时年纪最大的也只有20岁，最小的只有15岁。有个女孩子正好是当天的生日，在列车上，素不相识的人们为她唱起了生日歌，大家都处在高度的兴奋中。车窗外飞驰而过村庄、树木、河流、田野，刚才还看到地上收获的庄稼，转眼就变成了黄土高坡。西藏到底什么样子，我们一无所知。
 拉萨哲蚌寺下北京知青受到地方群众的欢迎 西宁是火车的终点，却是我们进藏的起点。因中印边境有战事，我们在青海兵站暂住下来。每天重复吃的是黑面黏馒头、洋白菜、土豆、萝卜。
终于，我们又出发了，经湟源、日月山、黑马河、都兰到格尔木，寒风卷着尘土，越走越荒凉。开始大家还在唱歌，到后来声音越来越小，最后连话都懒得说了。一路上气候越来越干燥，沿途都是沙滩戈壁，经常看见养路工人拉着刮地板的骆驼车在养护砂石路面，风沙把骆驼刺刮得满地滚。因为汽车在搓板路上颠个不停，所以要经常停车“方便”，从客车上下来，一个个灰头土脸，就像刚从土里刨出来似的。八百多公里路程，汽车走了两天。
在格尔木休整一天，再往上走就是地球第三极了。翻昆仑山，过沱沱河，爬风火山，直上唐古拉，西藏土地终于踩在我们脚下。再往前走就是下坡，从五千四百米下降到拉萨的三千六百米，汽车沿着公路一路狂奔，石子打在汽车底盘上哒哒响。经安多、黑河、当雄、羊八井直奔拉萨。由于路况不好，大部分都是便道和搓板路，一千二百公里的路，汽车走了四天。
 出了羊八井山口，一到堆龙德庆，只见天高云淡，远远望去，群山环抱中，红山上的布达拉宫金顶闪闪发光。终于看到了曙光！
北京支边青年的到来，在拉萨引起了不小的轰动。1965年10月11日，西藏自治区党、政、军领导和各界人士在拉萨西郊接见了我们，并和北京95名青年合影留念，命名我们为“首都支边青年第一连”。
支边青年进藏后上的第一堂课是参观“西藏革命展览馆”，地址就在布达拉宫下，路边一排简易的铁皮房子里。解说员是一位年轻的藏族小伙子加央（后成长为西藏历史博物馆馆长），他用不标准的汉语解说解放前西藏的苦难史。人头骨做的碗，人皮做的鼓，少女腿骨做的号，被砌在寺庙墙角里风干的孩子……让人看了毛骨悚然。几位幸存的奴隶靠墙边坐在地上，有的被挖去双眼，有的被剁去双脚，那一幕幕让我们终生难忘。
在拉萨短暂停留后，96名人员在韩定基指导员的带领下乘车前往97公里外林周县境内的彭波农场。我们人生第一次被安排住进了喇嘛庙，开始了高原上的劳动和军训。
 1965年10月首都支边青年第一连接受领导检阅（前排持枪护旗者为本文作者王崇智） 高原寒冷缺氧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每天清晨要列队出操，有时还要带上配备的枪支，经常会有高原反应大的人突然倒地，大个子男生便负责把他们背回宿舍休息。喇嘛庙的楼梯又窄又陡，经常磕脑袋，不注意还容易从楼梯上滑下去。我们睡的是地铺，整个屋里地上铺满草垫子，三十几个人睡一间屋子，人挤人。冬天，屋里没有火，说话都有哈气。晚上穿着毛衣毛裤盖着棉被，再压上羊皮大衣还是被冻得瑟瑟发抖。
初到彭波农场，喝的是小河里的流水，很不卫生。我们只能靠自己打井，十冬腊月的西藏，滴水成冰，我们光着身子轮班下到井底挖井，为此，有人患上了风湿性心脏病。
 进藏后粮食是当地供应，西藏的小麦蒸的馒头发不起来，又黑又黏，硬得能打死狗。蔬菜依旧是莲花白（洋白菜）、土豆、萝卜。早上是大头菜、榨菜，有时会有炸黄豆、豆腐乳。
为了改善伙食，我们去沼泽地旁的小溪里摸鱼。溪水不深，只到膝盖，河床不宽，河里水草很多，鱼也很多（当时藏族人不吃鱼）。人站在水里觉得有东西碰腿，用双手轻轻一撩，半尺多长的鱼就撩到岸上，不一会儿就能抓几大桶。
当年，这里没有报纸广播，一切行动听指挥。大家最盼的就是家书，有时赶上大雪封山，公路塌方，信件要走一个多月。这时才理解了什么叫家书抵万金！思乡之切，大家跑得最勤的地方就是邮局和电报房。
 知青们接受地方各界送来的慰问品和慰问信 修路、学习（每天学习藏语，特意为我们请来了教藏语的老师罗噶，他后来担任过拉萨市领导）、军训，每天每人都是一身土，满脸灰。人变瘦了，脸晒黑了，身体渐渐适应了。三个多月彭波农场的紧张生活让人精神上脱胎换骨。
融 入
六个月的集训后，连队生活就此结束，我们各自要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大部分人被分配回林周县区里的山沟、乡村生产队做财务工作，一些人被分配到彭波农场的水利、基建、学校、医务所、车队……不管到哪里，他们都是工作上的佼佼者。
 初到西藏，藏族老百姓见到我们总是躲着走，私下称这些内地来的人为“加米”（汉人）。
这里的村庄有的连路都不通，运输物资主要靠马车和牦牛驮。没有电，住的是土坯房子。山沟里的夜晚，大地旷野一片漆黑，偶尔还能听到大雁的悲鸣和动物的嚎叫划破寂静的夜空。睡在床上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晚上照明用的是蜡烛或酥油灯，早上起来两个鼻孔都是黑的。冬天一桶水放在屋里，一夜就成了冰坨。这里烤火、做饭都用牛粪，时间久了，觉得牛粪里有一股淡淡的青草香味。
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逐渐习惯了糌粑、土粑、炒豌豆青稞、酥油茶、生肉……天长日久，北京的青年和藏族同胞打成一片，已经分不出谁是藏族谁是汉族。黝黑的面孔，一口流利的藏话，我们和藏族老百姓成了同事、朋友、亲人。藏族朋友称我们是“泼姆”（女孩，女儿）、“阿久”（大哥）、“格拉”（师傅、老师）。
 在林周彭波，甘丹钦科喇嘛庙驻地，援藏部分女生合影 长年累月的下乡工作，有的支边青年养成了生活简朴、不修边幅的习惯，有的女生穿戴成了假小子，有的人还染上了绦虫病。可他们从不计个人得失，也从不敢向家人诉说这里工作、生活的艰辛和苦恼，就怕亲人担心挂念。
这里工作从来没有节假日，外出办事的交通工具大部分是马车、骑马或徒步。北京支边青年在西藏享受的待遇是，每月工资叁拾壹元两毛，三年休假一次，报销汽车票和火车硬座票。如果单位工作离不开，假期往后拖延。有的人十年只休过两次假。
 格桑花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几十年过去了，每当看到北京有去援藏的干部时，我们就会有一种感情上的冲动，如果再活一次，我们还要去支边、去援藏，去圆我们那个永远圆不了的故乡梦。
如今，当年的支边青年已经全部调回内地，他们在西藏最短的工作了十年，最长的二十五年。现在他们都已经是古稀之年的老人，平均年龄七十一岁，不知还有多少人健在！
 五十三载，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间，可对我们每一个人却是一生。这是一群被时代遗忘的“格桑花”，衰败的花瓣将随着时间的逝去飘落大地。我仿佛听见他们在大声骄傲地说：“西藏——这个让人魂牵梦绕的世界，我们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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