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像许多知青文学中所描述的那样：农村的女子都是手上长满老茧，腰身粗壮，头发蓬乱，一走路还是罗圈腿。恰恰相反，陕北这个地方是越往北越穷，可人却越往北越漂亮，后生粗壮、结实；女子丰盈、水灵，真是“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据说是水土好的原因。这也是老天爷造物的公道吧！尽管大西北的风沙使他们过早地衰老，但他们在年轻时大都是很标致的小伙子、大姑娘。 线线在我们村的女子中是比较出众的一个，即使用现代城里人的眼光来看，她也是属于身材苗条，容貌俊俏的。从父母那遗传来的白皙皮肤和劳动赋予的红润的健康色，是城里姑娘用任何化妆品都涂抹不出来的。一条拖在胸前又粗又长的辫子，更使她充满了陕北山里女子特有的朴实无华的自然美。 线线一家五口人，父亲非常瘦弱，四十来岁的年纪头发就已经全白了，背也驼了，两眼瞳孔罩上了一层白晕（现在我才知道这可能是白内障），除了能感觉到人影的晃动以外，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不爱言语。母亲长相本不能说难看，遗憾的是小时候出天花，不仅脸上留下了麻斑，而且据说头发也几乎掉光了，所以她总是像厨师似地头上戴一顶白帽子，线线有个妹妹叫改儿，可能由于生了两个女子，总盼着有个续香火的儿子才起这个名字吧。没想到还真灵，中年得子，线线妈生了一个并不好看的胖小子，成天像宝贝疙瘩似的，走到哪里抱到哪里。母亲快人快语，做事麻利，为一家之主。线线言语不多，但柔中有刚，说一句是一句，连妹妹改儿也是个很有主意的小女孩，只有父亲一辈子惟惟诺诺。窝窝囊囊，因而索性什么都不说，只管上山“受苦”就是了。由于眼不好使，从来挣不上个满分，所以线线一家生活过得相当清苦。 说起线线一家人，不得不提起刘氏三兄弟，这三兄弟是带着瞎眼的老娘从榆林逃荒落户到我们村的，可以说没有一点根基，三个兄弟都是小时候出天花落了一脸的大麻子，奇丑无比，所以一直讨不上婆姨。老大刘德海更是长得一脸凶相，在村里属“泼皮”一类，没人敢理，从来都是晚来早走，不好好“受苦”，还照样拿满工分，后来让我们户的知青捆了一绳子后方知道还有比他更厉害的。现在想来，可能也是外来小户人家一种保护自己的本能，因为“人松被人欺”嘛。就是这个刘德海与线线妈打得火热，经常可以看到线线妈端着吃的喝的往刘德海窑里送（合着线线家还得养这么个“二流子”）。在我们知青看来，“秃子对秃子”，叫做“物以类聚，臭味相投”。老乡们说得就更邪乎了，不仅是老大长期霸占线线妈，就是两个兄弟也常来打打“饥荒”。线线妈生的儿子，也说不清是谁的种。对此我将信将疑，因为在陕北，男女间偷情并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也是几乎享受不到任何文化娱乐的乡亲们津津乐道的事情，无中还能"生有"呢！说归说，干归干，村里稍微有些权势的男人有过几个女人似乎是很正常的。至于那些戴了绿帽子的男人，不知是受了五千年孔孟中庸之道的影响，还是陕北人特有的懦弱本性，很少听说过为了一个女人大打出手的，顶多“先人”、“老子”地骂上一句，或觉得惹不起索性睁一眼闭一眼算了。年轻男女偷吃禁果的事也是时有听说，使我们这些“正人君子”似的北京娃反而显得孤陋寡闻了。 我是在插队两年后分到基建队才开始了解线线的，那时我也就18岁。我们在后村插队时，与线线不是一个小队，很少见面，但线线妈的事却早有耳闻。在全国农业学大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形势下，不仅没有了往年的冬闲，而且各村还成立了长年基建队；冬天修梯田，其他时候拦坝造田。我们知青是首当其冲，因为我们的庄稼活毕竟比不上乡亲们。另外，基建队还从各小队抽调了一些年轻人和个别老弱病残充数，真正的种田把式都去种地了。年轻人凑到一起就是热闹，像许多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一样，越是文化闭塞，人与人的关系越是纯朴、自然。陕北的孩子很早熟，也很开放，没有什么男女界限，没有虚假的扭扭捏捏。干活时，男的女的随着木夯上下飞舞唱着动人的夯歌，休闲下来，相互戏耍，说着粗野但友好的玩笑话互相挑逗着对方。有时，一个小伙子和几个大姑娘摔跤，把她们一个摞一个地压在身下，趁势做些不大规矩的小动作，而姑娘们被弄得满头是土，也只是佯装恼怒地笑骂一句“坏松”，接着再一齐把小伙子压在下面，你抓一把，我拧一下的报复个够，直至占够“便宜”。这场面让我们这些尚未开化的知青看得目瞪口呆，然而我们不仅从中看不出一点猥琐，相反，让“男女授受不亲”搞得很狼狈的我们方才懂得什么是活得开心，活得轻松，或用现代语言说——活得潇洒。
 由于线线妈的事家喻户晓，所以我对线线有意无意地比较注意。常言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更何况在那个“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年代里，怎么可能当妈的不正经，女儿却是清纯正派女子呢？这简单的推理是那样合乎逻辑，可每当我接触到线线的目光，这些推理就显得那么苍白无力，因为线线的目光是那样深沉而又纯正无暇，让人感到超乎年龄的成熟，却看不出任何轻浮和挑逗。在工地上，年轻人嘻耍的时候，线线也常常笑得很开心，但她从不参与，因而显得那么文静，甚至有些孤傲。小伙子们也很知趣，从不和她开过分的玩笑。难得看到线线的一次愤怒，让我了解了她刚烈的一面。一个“二敢子”（愣头青）拿她母亲的事开玩笑，问她：“过年你妈又给刘德海送白馍吃了吧？”一句话，气得线线脸色绯红，立眉怒目，招来了线线一通臭骂：“日你先人哩！”“什么坏松东西哩！”“你妈才给人送白馍、卖板子呢！……”我真想不到一向文静的线线能如此口出粗言，骂得如此痛快，像把憋在心中很久了的满腔怨愤一股脑地宣泄了出来。那个“二敢子”被骂得呆呆的，一股劲赔不是。不知为什么，这事让我觉得很开心，至今记忆犹新。也许那时我已经开始喜欢她了，也许那只是证实了我的直觉——线线是一个柔中有刚、文静而又很有个性的女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接触的增多，我对线线越来越了解，也越来越同情她的处境。由于父亲的眼疾，家里的担子几乎由她一人挑着。山里的苦（劳动）很重，我都不可思议她那纤细的身材如何挑得起百十来斤的担子。可她回家后还要担水做饭，帮助母亲照顾年幼的弟弟。在我印象中，线线姐妹几乎没穿过什么新衣服，可洗得发白的衣服总是干干净净，补丁上细密的针脚，更透着她的心灵手巧。 不知是由于线线妈的“丑闻”，还是刘德海的霸道，或是什么别的原因，线线一家与村里人走动很少，生活的重负反而成就了线线不甘人后、又从不求人的个性。在此环境中，线线变得十分敏感，并用她的孤傲和强烈的自尊掩饰着内心深处的自卑。记得一次过年前后，知青们像往年一样，被热情的乡亲们拉到各家去吃饭，每天能吃好几顿。那天下午，线线妈早早就来到知青窑畔，一个个地让着去吃饭，大家都推脱已说好人家了，实际上是不愿去而婉言谢绝了。这时线线妈说有点事找我，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对我说：“你在别人家少吃上个（些）就来，线线有话跟你说。”我当着其他知青的面也挺别扭，毕竟线线妈的名声不太好，可若线线真有事，我不去就太伤她的自尊心了，犹豫了一下，还是勉强答应了下来。
我一直深深佩服着陕北女子追求美好生活的勇气，她们从不考虑明天会怎样，只是毫不犹豫地抓住今天的幸福，从而自古以来演义了那么多人生的悲欢离合，创造出那么多哀婉动听的“酸曲”。正如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言：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捏的。男人往往更加龌龊和不负责任，而最终受到伤害的却总是这些纯情女子。 在上山下乡的年代里，一些知青有意无意地演出了一幕幕新的悲剧，这也是我每每听了《小芳》这首歌就感到很不舒服的原因。所幸的是，我和线线都很理智地把握了自己的感情。我清楚地知道，自己不会在这块贫脊的土地上修理一辈子地球，又不可能带着线线远走高飞，那么我还能用什么许诺来换取别人的感情呢？！而线线的顾虑，更多地是来自内心深处的自卑。她所处的环境使她比一般的陕北女子更加深沉，感情也更加细腻，她完全能体会到我的想法，她不会为了自己的幸福去勉强别人的感情。就这样，我们把最纯洁的情感深深埋在了心底，尽管我们相互都能感觉到对方的这份情，但谁也不会把它点破，只要我们经常在一起干活，能常常见面，心里就感到很踏实、很满足了。 然而，当这小小的愿望也将要破灭时，我才真正意识到失去这份情感将要付出多大代价！听到线线要出嫁的消息，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线线那些日子干活也显得心事重重，没有了往日的欢笑。在她最后一次干活收工时，线线一反常态，当着众人的面就对我说：“庞沄，你等一下，我有话对你说！”等别人走远了，线线从怀里掏出了一个用手帕裹着的小包，塞到我怀里说：“我要走了，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没有什么好送的，把这送给你作个念想（纪念）吧！”我打开一看，是一双绣得非常漂亮的鞋垫，蓝底白线，绣出的图案又整齐、又匀称，边上是称作万字不到头的花边，用揉碎的彩色纸加水染成的红线、绿线在两个鞋底中间绣了一对并蒂莲。我当时也不知该说什么了，心头一热，真想说：线线，你千不该投胎在这个穷地方！你万不该嫁给这受苦人。可我又能为她做什么呢！我有能力改变她的命运吗？没有！我觉得在命运的安排下，我显得那么渺小。我像个憨憨（傻瓜）似地愚蠢地问了问她婆家如何如何，她显然不想提这个话题，总是说：“好着呢，你放心吧。”我们默默地往回走，想说的话大多，可又似乎什么也不用说了，只想就这样走下去。终于不能不分手了，我鼓起勇气看了一眼线线那双美丽的杏核眼，它们没有眼泪，却饱含着深深的无奈和忧伤。
 线线临出嫁那些天在家准备嫁妆，没有上工。我就像丢了魂似地觉得心里空荡荡的，又找不出更好的理由去看她。一天干活时听婆姨们扯闲话，说线线的父亲吆喝着那头尚未长大的小猪去公社卖，人家根本就不收，又赶回来了。我真恨自己太没脑子了，线线此时是多么需要钱呀！收了工，我跑回窑，把我当时所有的积蓄（父母给的钱）——45元钱全都拿了出来，急忙往线线家赶去。不出所料，线线坚决不要。45元钱，在我们那一个工值不到两毛钱的穷山沟里，几乎就是一个壮劳力辛辛苦苦干两年的所得呀。在我的一再坚持下，线线最后很认真他说：“那好吧，我真的是不能收你的钱，这钱算我借下的，过两个月，我家的猪长大些，我一定卖了钱还你。”我了解线线的个性，知道再说也没用，不管怎样，能帮助线线解一解燃眉之急，我心里也好受些。
 线线终于出嫁了。记得那天她头上顶着红布盖头，穿了一身新条绒衣裳，骑着毛驴走了。牵着驴的是她的男人——一个典型的陕北后生。那迎亲的琐呐声，在我听来是那么凄婉，那么忧伤。我跑上山顶，望着远去的红盖头最后消失在山洼后面，呆呆地坐在黄土地上久久不动，任凭泪水流淌。我知道，我失去了线线，也永远地失去了一种这辈子再也不会有的情感…… 没过多久，我就去工作组参加整队了，而且很快就回了北京。我借给老乡的钱都没让他们还，我也只能再为乡亲们做这么一点点了。但我心里明白，线线一定很后悔跟我借了钱，她会久久不安的…… 汽车拐过了一个山峁，一个美丽的小山村呈现在我们眼前。刚才还埋怨早知道路这么难走就不来了的摄制组的同志们一下子全被感动了，只见村口边、窑畔上黑压压地聚集了好几百人。当我们的小车鸣笛远远示意后，顿时锣鼓声大起，两队身着节日盛装的秧歌队在伞头的带领下，迎着小车扭来。我们下了车，在乡亲们的夹道欢迎中，缓缓向村里走去。我熟悉的和尚不认识的父老乡亲们都来了，轮环、外庄、加女、兰庄……还有当年的女子，宝兰、风亮、明眼、兰儿……我一边回答着乡亲们的问候，一边环顾着四周，在人群中寻找着……线线！她真的回来了！站在我面前的线线——鬓角上已依稀可见一丝白发，长长的辫子挽成了髻，皮肤还是那样白皙，只是岁月的痕迹已清晰地刻在了额头上。她的眼神里已没有了忧伤，而是充满了久别重逢的喜悦。线线在和我寒暄的过程中，小声地说了一句：“过会儿闲下来，我找你有话说。”我马上意识到了她要说什么。当我安排好摄制组的同志转身走出窑洞时，线线早已等在外面。她又一次从怀里掏出用手绢裹着的小包说：“庞沄，这是你借给我的45元钱，外面这么多人，你快收好，我不晓得你家的地址，一直没法还给你，我真的怕再也见不到你了……”
 哦，二十多年过去了，就像我的直觉告诉我的那样，她还在为那45元钱而不安！尽管她知道我不会缺那45元钱，但她有自己为人的尺度，她不能不明不白地把那钱占为己有，这是一个多么善良、朴实而又多么了不起的女性啊！ 不，她一点儿也没变，她还是我熟悉的线线！
2008-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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