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11月22日下午
杨剑龙：“知青作家”与“知青文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过知青生活从事文学创作的为“知青作家”，如张承志、史铁生、梁晓声、韩少功、竹林、张抗抗、张辛欣、王安忆、铁凝、孔捷生、叶辛、陈村、朱晓平、李晓、陆天明、陆星儿、柯云路、郭小东等。虽然他们写的作品并非完全是知青文学，但知青文学大部分是由这些作家写的，也有一些非知青的作家，用想像创作知青生活的作品，也可以称为知青文学。知青作家和知青文学是中国社会特定时期所产生的，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历史的一部分。
 葛红兵：知青文学实际上应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80年代初期和中期，身在知青当中，而又刚刚返城的这样一批人写的这样一批作品。早期的就像广东的郭小东为代表的南方的一些作家。后面一批的其实就到90年代以后了。后期其实史铁生他们能不能算？他们后来已经离得很远了，但是他们写的有知青那种浪漫的气息。
 王鸿生：史铁生早期也算的，像《我那遥远的清平湾》，但不是太多。叶辛也是比较早的，因为他那个《蹉跎岁月》是70年代晚期的。早期的还有梁晓声、张抗抗、叶辛这批人。
葛红兵：后来像张承志。我觉得有两种：一种是身在知青当中，直接以现实主义笔法写知青的；后来是遥想的知青生活，用一种理想主义态度来反思的。前一部分是情感的冲击力比较大；后一部分当今实际上是主潮型的，实际上都是知青作家啊，连韩少功也是知青作家。王安忆、铁凝她们都是知青作家。
葛红兵：这个题目非常大，早期的一批，是这些知青作家回城以后写的那些作品，包括很遥远了，９０年代末新世纪初写的这批作品都有一种知青思想、知青意识，这样一种痕迹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好像要作些区分。
 厉震林：应该说，文革后期已经出现知青文学，一批知青在写小说或者诗歌了，它的文学动因大致有三，一是现实的“火热”生活感染了他们；二是将文学作为改变生存条件的一种手段；三是个人对于文学的爱好。文革结束以后早期的知青文学，还是多少有着文革时期的写作风格，仍然是颇有一种浪漫主义色彩，即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不过，它们也已经体现了属于这一时代的特征。这一时期，他们找不到一个意识形态判断的落脚点，对于知青生活不敢否定，又在下意识里留恋，又有多多少少流露了一些反思的元素。所以，他们是犹疑的，只能把这样一种生活写下来，带有一种自传体性质的。这些知青文学是混合的，既有浪漫主义的成分，又有反思的端倪，是社会转型初期的产物。到了后期的知青文学，反思的色彩就比较重了，既有关于政治层面的，也有关于精神层面的。总的来说，我觉得知青文学还是有一种精神贵族意味的，不能放情地从当地的老百姓这样一个视角去写，在精神姿态上有高人一等的感觉。
杨剑龙：知青生活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是刻骨铭心的，80年代的知青文学常常带着对于历史控诉的心态，具有伤痕文学的特点，虽然有时表述为“青春无悔”，但是总体上有一种无可奈何的心理，被耽误的一代、被摧残的一代，诉说苦难、表达怨愤，成为这个时期知青文学基本的格调，城市与乡村成为两个苦难与温馨对立的意象。随着知青返城后生活的变化，知青文学的创作也有所变化，作家们用更为深入的思考创作知青文学，甚至将知青返城后的尴尬也写出，甚至在小说中出现了返城后的知青又回到农村的情节。90年代以后，随着知青作家对于过往生活的积淀与思考，知青文学不再简单化地描述知青生活的苦难，而常常将知青作为乡村中平凡普通的一员来写，关注人情与人性，关注生命体验与人生哲理，就使知青文学进入到更为深入深刻的境界，有人甚至将90年代以后的知青文学称作“后知青文学”。
 葛红兵：我觉得早期的知青小说实际上心态是很优越的。就是说他们是带着知识下乡的，心态上有一点我是带着知识下乡的；同时他们也是自卑的，他们有一种自我是被流放的这样一种感觉，然后到了那边是接受再教育，有这样一种心态在里面。所以到了当地以后他们这两种姿态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完全摆平的。那么国内的这些知青小说我看了好像还不是特别明显，我是看了那个黄维群，就是那个现在到了澳洲去的一个作家，他在国内实际上没发表什么东西，但是他写的中短篇小说就是比较的残酷。一方面他觉得本人实际上是带着一种自卑感下去的，就觉得是城里不要他。然后下去了以后，他描写他住在跟农民隔绝的一个屋子里面。农民给了他一个什么屋子呢？是养猪养牛的牛圈，泥墙上全是苍蝇打的洞，还有蛆的洞，这样一个地方。然后他产生了一种极强烈的痛苦的意识。那么这一代的知青的写作，其实还是缺乏一个视角，就是农民到底怎么看待他们。他们就是朱小如所说的这种他们觉得我自己在这个广阔的天地里面，是经受了这个时代的断档。一方面是被时代抛弃了，被主流社会抛弃；另外一方面我又在这个断档过程当中成功了，就是经受了精神的身体的锻炼，这个是精神人格上的成功，然后人生上的失败跟他构成一个对比。也就是说大多数知青认为我是苦难的，我的人生是失败的。所以我们到90年代末2000年初的时候还看到他们还编了那个《北大荒知青回想录》。
 厉震林：我觉得知青文学一直延续下来，像前面提到的叶辛啊，开始写知青回城以后的故事，知青下一代的故事。另外，甚至也有写知青出国以后的故事，出现了一种泛知青文学的现象。知青这一群体，与共和国的关系特别密切，作为被放逐以及被鼓动的一个青年阶层，它本身已经构成一个学术研究对象和艺术描写对象。随着知青的年龄增长，他们的故事在延续。后来知青的分流非常厉害，成功的人非常成功，但是，大多数是40、50的群体，出现下岗啊、失业啊、低层收入啊。关注知青，不仅仅是一个文学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现在，也出现了怀念知青生活的现象，有知青饭店啊、知青电影、知青电视剧、知青聚会啊，也有知青回归农村承包土地啊。知青的下一代，已经到了他们当年当知青的年龄，这个年龄自然也会怀旧了，也会带他们的下一代去看看当年当知青的地方。知青的故事在延续。
 葛红兵：我觉得知青气息当中的第一个是理想主义，第二个是苦难意识，最后培养出了超越的宗教情怀。从这几点来看我觉得这几个人是比较突出的：第一个是张承志，我觉得他可以说是一个走向一种宗教超越灵魂超越的作家，当然他的作品已经脱离了绝对知青创作这样一个范围。第二个就是铁凝，王安忆，后来她们完成了从知青到人性的一个转变。像王安忆，她中间有个中介似的写作阶段，她实际上介入到了寻根。也包括韩少功。第三类我觉得是叶辛那种意志坚持的知青视角。包括叶辛的城市小说，像前两年的城市小说，我看下来实际上这种视角还是非常明显的。
 杨剑龙：张承志、史铁生都有一定的宗教情怀，但是是否与知青生活有关联，很难说，至少张承志与他的生活环境氛围有关；史铁生是与他的残疾有关，这使他深入地思考苦难、死亡、命运等具有终极关怀意义的问题，影响了他的创作宗教色彩的产生。与中国现代作家相比较，中国当代作家所受到的宗教影响是有限的。
二、知青运动是一种城乡文化的交汇
90年代后期实际上有很多不是知青出身的作家，他们开始写知青文学，这个又是一个新的情况，他们往往是站在再记忆的农民的子弟，他们的视角来看知青，所以又增加了一个观察维度。这个维度呢，非常有意思的是他和知青已经原来形成的那种，比如说，青春无悔式的这样一种比价理想主义的乐观的那样一种记忆，和那种孽债式的，创伤式的这种记忆，构成了一种反差，和这两种记忆都不同。这个问题有多种观察视角的，也有很多种叙述角度的，那么现在从一种纪实类的，或者说带有田野调查性质的，这样一种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开始，重返这段历史。今年正好是知青运动40周年，实际上各地都有一些纪念活动，像知青的聚会啊，他们回到原来的地方去啊，有些人现在有闲了，有时间了，有的呢，还有点钱了，有发点财的他愿意赞助这个事情，有很多热心人，在发掘这个。因为知青回城以后的命运，差异非常的大。原来大家的起点是一样的，就是说在文革的这样一个遇境中间，统统下去了，虽然可能原来出身成分上有些差别，但一下乡以后实际上很多东西被移平了。
 王鸿生：所以现在一般化的去笼统地概括知青运动，概括知青文学，这都容易造成一种平面化的理解，他会忽视掉其中种种存在的差异，这种差异相当大。这正好反应了当时知青运动和知青文学的那种丰富性，但这种丰富性在80年代的知青文学中啊，我觉得至少是表达得不够充分。这种丰富性，包括话语的丰富性，资源的丰富性、题材的丰富性、视点的丰富性、经验的丰富性，实际上在80年代以来，我觉得并没有表达充分。这个领域还是一个有待开垦的领域。
杨剑龙：现在回过头来看，知青运动是一种文化交流文化传播，是一种城乡文化的交汇。知青将城市文明带到乡村影响乡村，我记得我们知青下乡后对于当地人们的衣着打扮都有一定的影响，更别说将城市的一些观念、生活方式影响乡村；知青们在农村也受到乡土文化的熏陶，也影响了他们的人生态度、处世方式。
三、知青经历 是一笔财富
郝雨：知青这一代人经历了苦难，这场经历反而也是一笔财富？像知青作家的出现，包括后来８０年代出现的这样一批社会精英，其实都是这一代人。那么这一代人在农村的经历是不是反而对他们日后的发展、对他们人格的形成、对他们阅历的丰富是一种很值得一提的经历？
 王鸿生：一个知青运动从1968年年底开始，然后1969年初形成高潮。那段历史太复杂了，距离不够，觉得好像对现有的这种知青题材的表述不满意，但是，自己也找不到更好的表达，那么暂时他可能就搁置了。９０年代晚期以来的知青题材的写作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开始有这种口说实录的，包括这个采访的，纪实性的这种文学，报告文学，这样的一种作品大有很大的社会学意义，但是他的文学价值不一定很高，但是，至少就是说他为我们重新找回那段历史，他打开了一个比较坚实的一个入口，这段历史首先面临的问题不是一个审美判断，而是一个认知判断，实际上知青现在和自己的这段历史的关系，对大多数知青来说，他首先不是一种审美要求。这个对于作家来说可能是比较特殊的，但对大多数知青来说，他要么就是不再去想他了，要么把这个看成自己人生最倒霉的一段，要么把他看成自己最光辉的一段，一种非常难得的这样一种历史机遇，因为他完全超出自己的生存空间和时间，进入了另外一个空间里边，就是说关于这段历史和个人构成的情感记忆和认知记忆，差异非常大。
四、难以剪断的苦难记忆
郝雨：好像这个知青文学基本上就中断了，唯有叶辛还不断地在做，梁晓声也接续过一段。
杨剑龙：其实我想知青个人的经验个人化的过程中，也就有了普遍化的意义，因为这是一个时代的运动，几乎全中国很少有家庭可以避免的。西方常常十分注重口述史、田野调查，日本更甚，但是我们常常忽略这些方面，对于文革、知青运动，我们搜集保留的东西不多，甚至有许多早已流落到外国去了，如果以后要研究文革、研究知青运动，好像要到国外去查阅资料了。我在上海知青网上开了一个专栏，挂上了几十篇我写的关于知青生活的散文，其中有一些是生活中的趣事、逸事，经历了岁月的淘洗，当年知青岁月中的有许多苦难生活，现在如同老照片一样也有着几许温馨了。
 葛红兵：我感觉从地域，知青文学的这个空间的分布来讲呢，好像是东北知青的这个活跃度要高一点，包括30年的时候我收到他们的《黑土地回忆》，做得很惨烈。
厉震林：前几天，我碰到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杨健教授，他是北京在黑龙江的知青，是根据朱晓平小说改编的话剧《桑树坪纪事》的编剧之一，写过一本《中国知青文学史》。我们谈到关于知青运动还原历史现场的重要性，对于历史第一现场的回忆或者探访，对于恢复知青运动的真相是非常重要的，可以留下一份历史的文献。前些年，提出“重写文学史”，其实，它只是一种方向性的意义，真正要重写文学史，需要做大量的历史还原工作，它不是几年可以完成的。现在，之所以很少出现真正的学术权威，因为很少有人去做需要几十年甚至一辈子才能完成的学术课题，历史还原就是一项这样的工作。 王鸿生：他们是怎么呢，因为规模大，人多。因为东北的这个知青，尤其是黑龙江，吉林还没有黑龙江厉害。黑龙江他就是多元性更丰富，就是说到黑龙江去的知青有几大部分，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就是说他是几大城市的知青汇拢过去的。同时他这个务农的形式有军垦农场、国营农场，还有插队，还有生产队的插队，就是他的形式也多样。
葛红兵：其实那个《狼图腾》里面的那个主人公啊，里面有一个中学生，是不是一个知青啊？我忘记了。我当时读的时候感觉他写得是知青时期的生活，因为里面有一个人物是中学生啊，他胆子比较小还是怎么的，我一下子记不起来了，能不能归到这种广义的知青文学里面去？
 王鸿生：叶辛好像给知青岁月有一个说法叫蹉跎，就是他早期写得那部长篇小说，叫《蹉跎岁月》。他是用这个来概括的，后来当然是《孽债》，当时是蹉跎。这个跟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跟这个张承志的《黑骏马》，这种情怀就不一样，这种反差就非常大。
郝雨：还有《伤痕》里写得那个小华，他是就为了脱离开那个家庭嘛。
王鸿生：因为那个时候即便是理想主义或者说浪漫主义，就是主动下乡的这一拨人，他的内心的动因也是非常复杂的，不是单一的，比如我们现在也是把他完全地看成是响应号召，看成一种意识形态的裹胁，其实我认为这样的一种历史解读也仍然是不充分的。因为什么呢，实际上一种主动选择的行为肯定有一个动因的结构，肯定是多种动机复合的。你比如说，青春时期，他有叛逆性，对父母的这样一种教育和家庭的这样一种状况他不满，他想远离父母，这个可能会是一个。另外一个可能对异地的向往，对乡村生活的这样一种浪漫的想像也会召唤他。还有的比如说由于某些现实处境不好。对我来说可能还有一个，很简单，年轻的时候不太喜欢上海的市民生活，那个时候可能是德国浪漫派的东西读得多，包括普希金啊、歌德啊、拜伦啊，这些我们已经接触了，在文革后期实际已经接触这些作品了，这个时候他的意识活动相对要复杂一些，对于一些很市民化的生活，当然现在会尊重市民化的生活，年龄大了，觉得这些市民化的生活有他的价值，你对他会有一种尊重，但年轻的时候对这种市民化的生活反而会有一种距离感、抵触、反叛。他会跟各种各样人的心理动机和他的处境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动机群。
 五、知青文学的恒久意义
杨剑龙：知青作家已经成为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中坚力量，知青文学已经成为中国新时期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倘若中国新时期文学中缺少了知青作家、知青文学，那么就会逊色许多。从今天的立场来看，知青文学的价值首先是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生活，现在人们要了解知青运动，除了一些历史资料之外，最鲜活的就是知青文学了，我们的后代可以从知青文学中了解他们的父辈，了解那个时代与社会的历史。其次，知青文学呈现出那个年代一代人的曲折的成长史和心理轨迹，从某种角度说对于后代是具有启迪和借鉴意义的。再次，知青文学延续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的脉络，从知青文学的发展也能够大致看出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轨迹。文学是与伤痛密切关联的，有大伤痛就有大文学，知青文学已经成为中国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有的已经成为精品，知青文学的创作仍然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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