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青文学始到知青文化兴—对知青文化三十年流变的分析
重大历史事件的形成，通常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对社会影响的深刻程度，二是参与事件的社会成员的数量级。文革时期的下乡知青涉及1700多万人与近亿的家庭人口，历时十年。有人曾讲：“翻开一部历史，可以看出，不论中外，每一次社会革命都是青春的激荡”，革命仿佛是年轻人的专利。上山下乡是在文革中达到高潮的，是文革中“红卫兵运动”的接续，但革命的对象却由社会上的“牛鬼蛇神”“走资派”，回归到了自己，这是一。从城里校内一下子被推到了艰苦而遥远的农村边疆，由学校人仓促转成社会人，由家居到独立，这是二。在与工农相结合与接受再教育的形式下，实现了由学生到知青的身份转变。上山下乡这股由红卫兵发端激荡的洪流不管将夹带多少泪水，千千万万的年轻人在异地他乡落户了。它是浪漫革命的终结，又是艰苦革命的开始，也是知青文学与知青文化晨初的孕育地。 十年中，知青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经风雨，见世面，受教育，受锻炼，也受磨难。在这期间，最早反映知青生活的文学作品出现了。我手头就保留着1972年的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北疆战士》(报告文学集)。在黄土高原的延安，反映知青生活的书籍《知识青年在延安》第一集于1971年9月出版，1972年11月又出版了《知识青年在延安》第二集。由于当时社会文化凋敞和思想束缚，就是这样的从“正面”呕歌上山下乡好的书籍也不会很丰富，但这几册比较典型。 在充满激情的青春实践和“八个样板戏”影响下的知青生活中，有没有“文化”意义上的知青文化的显现呢？严格的讲，没有。基于两条：一是那时的知青文学作品属于“事迹性”宣传，主要目的是配合政治风潮和形势需要，应当说，在知青英雄人物身上，就其事迹本身确有勇敢激励的影响力，他(她)们本人也都值得尊敬，但又是“榜样文化”的延续和扩展。当时树立的张勇、金训华、孙连华、朱克家、柴春泽、蔡立坚等一大批各地知青典型，他们都是知青群体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但实事求是讲，又充满着时代局限性和时代特殊性。有知青文化因子，但构不成知青文化的主体，加上知青自身的历史还很短，还没有形成有特质的文化内涵，不呈一种代际文化的结晶体。因此，从他们的身上不会像沈从文、鲁迅笔下的人物那样，可以透视出民族、阶层的历史背景。在那个时期，知青中有各式的宣传队、文艺队等文化组织，自编自演反映知青生活的节目。 那时，也有少数知青创作的文学作品，如梁晓声、张抗抗等一批后来在知青文学创作上有很大影响的人物。他们热情而有理想，聪颖而又勤奋。从兵团举办的创作学习班起步，集中时间学习文学创作，有的还能得到长达一年的创作假，这真是普通知青想都不敢想的“待遇”了。但那时的知青作品因先天不足，一出生就灭迹了。他们的真正代表个人水平的作品是以后的事情了。 那么，这一时期的知青文化就全然没有表现了吗？我认为，基本上是一片思想与文化的沙漠。一定说有，就象把八个样板戏也说成“文化”那样，可以把知青的“文化生活”追求当作文化来看待，演唱样板戏、快板书、三句半等农场宣传队的活动也可以充一下数，但太勉强了，就像硬把麸子说成粮食一样。上山下乡的后半段，理想主义的激情开始退潮，知青们经过几年的打磨，思想已从天上回到地上，回到现实主义的土壤上来。其诱因有两条：一是少部分知青通过病退、选调上学、转移他乡等方式，离开了黑土地，从而大大动摇了知青的扎根信念；二是经过几年风雨、政治动荡、个人坎坷，对扎根边疆的前途产生了困惑，特别是生活工作在最基层连队，那种停滞、封闭、苦闷的微观环境，让知青悲观情绪蔓延。多数人是处在“混与干”或“留与走”的矛盾状态，少数人开始寻求思想上的突破。 在思虑“回家’的前提下，一切思想与文化相关的创造力都停滞了。他们有时间却没心情思考未来的路，他们在主观上不知道自己在无形中书写着凄凉的历史一页，那曾经令他们热血沸腾的崇拜图腾似的精神力量，已退入心灵一角，遗忘了。
二、用文学表现知青文化的时期
返城后的知青，生活环境与节奏发生了新的转折，由精神生活的空虚与麻木转入物质生活的纷繁与忙碌。忙工作、忙上学、忙成家、忙孩子、忙老人、忙房子、忙补习，忙一切城市生活中所必需的东西。绝大多数人在平静的水面下，只有极少数人，用文学作品的形式表达着知青文化的早春。在全社会反思“文革”批判“四人帮”大潮涌起的同时，“伤痕文学”包容下的知青文学出现了。它们以反思的视角最先涉足知青领域，继《伤痕》后，描写海南岛知青生活的《在小河那边》，粱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拖着病体的北京知青史铁生以他陕北插队生活为背景的《我那遥远的青平湾》等一批作品相继问世了。我作为知青里的幸运儿，那时正在大学里读书，我是学经济的，但阅读知青文学作品时，我感动、思索、回忆，读着读着竟流下眼泪，以至同屋的同学吓了一跳。 应当说，那时的知青文学作品相对较少，更轰动的是张贤亮、张一弓、王蒙、丛维熙等一批文学健将的“右派文化”，《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绿化树》、《布礼》、《北国草》、《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人妖之间》，到处是“重放的鲜花”。和他们相比，知青文化只是刚刚绽放的稚嫩小花。 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知青作家，梁晓声、张抗抗、贾宏图、肖复兴等，仅从黑土地走出来的作家就可以排成一列。他们在兵团时期就在新闻宣传部门工作，有的上过文学创作班，是知青群体的佼佼者，北大荒又有深厚的文学土壤，十万官兵来到北大荒时，已经带来了文学的种子。文革前，许多农场作家就创造了“北大荒文学”、北大荒版画等园地，为后来知青文化做了铺垫。 但是，每当一个知青作品问世，往往会在赞叹的同时跟上更多的评论。经历者的评论往往更苛刻，更中的，因为作品表现的主角往往就是他们自己。这让我想起指挥过上甘岭战斗的志愿军三兵团司令王近山中将。在他下放河南农场时，有一次看故事片《上甘岭》，看到一半，将军泪流满面。应当说，他被剧情感动了，剧中那些艰苦异常的的，让人心惊肉跳的场面，比将军亲身经历要差得多的多。将军是为逝者流泪，战争那么残酷，战士那么年轻。 像上甘岭战斗英雄那样，已经牺牲的战士，将永远的沉默着；活下来的人们，因为文化低，那些英雄的事迹包括他们自己的亲历，难于表达出来，而埋没在历史中。知青上山下乡那个阶段与《上甘岭》很相似，在大多数人沉默忙碌生活时，有一群精英拿起笔来描述他们，表现他们。尽管是艺术的再现，但我仍然十分喜欢这些作家，喜爱这些作品，因为他们用文学作品留下了一代人的影子。 由文学作品支撑知青文化的现象持续到1990年，这一年，在反映知青生活的载体形式上出现了新的重大突破。其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北大荒风云录》与《北大荒人名录》。它标志着一个持续二十年、覆盖面广，参与者众，影响广泛的平民化的“知青文化”大潮，异常汹涌的出现了！这个自发的知青文化热，使上山下乡中的知青生活全方面、深层次、多角度地层现出来，具有最生动的故事，最质朴的语言，最真实的情感。这个热潮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次“文化运动”，它广泛深入的影响和持续的爆发力，无与伦比。它丰富、真实的史料价值，为历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章！
三、由精英文学到大众文化的转变
20世纪90年代初，当知青文学仍在精英层面延续的同时，一个以上千万知青人为主体的“知青文化热”燎原般兴起。在凡是有知青的地方，到处洋溢着上山下乡时的青春气息，以他们特有的方式书写昨天的一切。 在中国近现代人口迁徙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是“闯关东”，前后持续了三百年，涉及人口2200万。《北大荒风云录》几乎是第一次以如此大众的方式，如此生动、具体、个性、多样、鲜明的笔触，真实记录长达十年的知青生态、心态、情态，全方位透视般的展现整整一代知青“闯关东”的过程。这是一个有共同经历代际群体的划时代突破，也是时代给予的一份厚礼。 据初步统计，20年来各类正式的知青文化出版物不下四百种，各种影视作品不下百部，各种知青网站不下数百个，知青博客更以数十万计，各种自费出版的光盘等文化制品不计其数。每年全国各地由知青主办参与的各种形式的聚会、联欢、返乡，比任何一个群体规模都要广泛而庞大。 《北大荒风云录》像是开启一个新体例：自己的故事自己说，自己的感受自己述，自己的历史自己写。它侧重于反映当时的快乐与艰苦的生活，追忆生活，追求真实，积极向上，凸现责任与奉献。当然，也有深度批判与反思。从表现形态看，由最初的单一到多样化，从纯书斋文学到社会化，思想交流、物质交流、商务投资、人员互动、组织活动、兴办网站、搞杂志、建广场、植知青林、返乡扶贫、沟通信息交流等，知青文化渗透在各种具体活动和生活领域中。 从社会影响看，它影响着上下三代人的感情与生活，在现代中国，没有哪一个代际群体如此广泛深入的直接涉足三代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世界。从社会作用看，知青文化总体向上，红色记忆是主流。他们鼓吹奉献与吃苦精神，耐劳与宽容。他们是当今社会结构中一个稳定的人口群体。他们不躁动，不非份，不奢望，脚踏实地，有生活阅历和反思；他们自我满足、自我平衡，是社会的稳压器。 对这种知青文化的巨大变迁，天津知青作家杜鸿林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从当初写书没有材料，到现在材料多得不知怎样用材料。知青写出的这些回忆录是草根版的《星火燎原》，比《星》更大众，更宽泛，更生活。它没有更多的英雄气概与气壮山河的业绩，但充满一代青年游子的成功与失败、喜悦与悲伤。如果说《星火燎原》是青春的硝烟版，《北大荒风云录》就是青春的炊烟版。一批又一批天南地北的知青小人物自己走进了历史，形成了独特的知青题材与“知青文体”。“知青文化”不是从理性反思开始的，而是从形象思维切入的。生动、白描、素写；不雕琢、不粉饰、没有套语；悲、喜、惊、惧、忧、欢、离、合，叙述出一代人十年的故事。而且这种个性化叙述往往还有共性共鸣之处，从别人的故事中能看到自己的影子，从别人的经历中比较自己的甘苦，从而吸取更多的思考素材，更充分更全面的认知自我和自我处境，这也是知青文章能够打动许多人的地方。 那么，是什么条件和契机促进了知青文学向知青文化的转向呢？两个要素：一是物质，一是精神。物质是指，知青群体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后，已经迈入“不惑之年”，个人生活进入了一个稳定期。 过去的时光在有对比又有余暇中重新走入视野，走进生活。许多知青是从“聚会”中开始思想活跃的。“有多少爱，不能重来，”但是，有多少青春往事可以再思再现。 另一个精神因素是直接的：用文学形式表现知青生活的局限性已经显露了，少数知青文学作者在反映知青上山下乡题材上的先驱作用，不容否认。但作者的个人经历、阅历、性格、心理偏好、情绪类型，包括对上山下乡和知青底层认知程度都带来了必然的局限性，已经不能充分表达知青群体中丰寓多彩的差异化，不能忠实地反映不同群体的心灵内涵。兵团的写不了插队，内蒙的写不了黑龙江，老三届的写不了小六九，于是广大知青自发的文化表达，代之而起。早先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代表”，被知青大众普遍性的“自表”所更新。前者是溪流，后者是潮起。后者远不如前者“文学”与精致，那么典型周正，但这些“缺点”已被它“自表”的丰富性所掩没。你从《北大荒风云录》中所获得的信息量要比《那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多出多少倍！ 这是历史的群象，是文学的历史，没有这个历史窗口，我们知青一代的真实面貌很可能被“艺术”的掩埋掉了！哪怕是“歌颂”式的掩埋，也是一种“失真”。其实有文学以来，我们的历史就是一个“被表达”、“被记录”、“被描述”的历史，这种历史的惯性经年历代生生不息。一个时代不论是上层社会还是民众生活，总是由少数精英人物来体现的，千百年来，没有讴歌百姓的和百姓自我讴歌的历史；有，也极少。许多盛世之况也多是在几个典型人物的笼罩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莫不如此。在那些辉煌或衰落背后，社会民众的真实生活究竟是什么，鲜有完整的记录。至多是在历史大幕的一个角落里，偶然露出一荷尖，匆匆一现便稍纵即逝。 但是，知青们改变了历史习惯，第一次全面登上了小人物自己述说历史的舞台。那难以计数的回忆文章和口述历史，给后人留下了一个真实的上山下乡，一个与宣传报道不一样的上山下乡。这个意义怎么讲，都不为过。这是历史的素材，而不是经过包装的果实。是文物性文字，是文物性故事。在它包涵的信息中，有极大的丰富性，是富矿，是原生态。 应当说，为了一个“十年” (1968—1978)知青上山下乡史(知青运动)人们用了三十年去思索、探寻、开掘、反思，知青研究已经从许多方面、领域取得了丰厚的成果。但最珍贵的是那原生态回忆录，它留住的不仅是精华，而且是全部。
四、对知青文化的哲学思考
在对待知青文化的价值思考上，有一种偏颇的认识：在知青群体中，少数人得意了，他们的认识是基于自我价值实现及肯定，不是怀恋第二故乡，而是怀念自己“吃苦”的日子。一个正常的人，对自己的过去做如是想，并不为过，因此便把他们做“异类”，则为过了。不论这些人有什么名利之收，他们总是在知青群体之中，而不是在其外；他们总是知青庞大群体的一个代表，是一种形象。就像我们只能从李白、杜甫等诗圣那里了解盛唐文学那样，不是每一个历史事件的参与者都能记录下历史，像司马迁与《史记》那样。历史终究要有人去表述，更多的人去自述，也是为“被述”创造更充分的条件，这是好事而非坏事，总要有人作为文化载体去承担、去展示、去“表现”，哪怕沾染些个人色彩。试想，若在我们知青群体中，至今仍没有几个优秀的代表人物出现，这能是我们的幸运吗？精英，是知青的光荣，而不是耻辱。这让我想起许多相似的情况：长征路上，年轻的红军战士牺牲了，他们永远不会自言自述了，而那些少数幸运的战士，存活下来，才把牺牲英烈的壮举彰显出来。 知青文化蓬勃发展，全面展现，为进一步提升认识这一运动及其主体知青的现实生活与历史命运，从代际传承的大视角反思岁月的谬误与真理，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所谓英杰人物、有志之士，应抓住这一机遇奋力思索，不是从一角一隅，而是全方位、全覆盖，深刻总结，才不辜负这个伟大时代、这个宽容的历史环境。我们渴望出现知青文化基础上产生的思想大家，渴望给历史留下更精彩的思想结晶。像在蓬勃草原上生长出鲜花那样，在高高的矿床上发掘出玉石那样，这是知青文化的提升，是前进。但是，勿庸违言，这种对知青文化、知青历史的哲学思考、历史思考，仍显不足。至目前，鲜见有影响的、深入的、理性思维的思想作品，有宏观的或透视性的分析文章。不论是基于对历史事件的整体把握，还是对时代细节的深入剖解，都没有结出更理想的硕果，没有与这个时代、这个群体相匹配的认识结晶。我们在期待中努力，在努力中期待。 千秋历史有知青。我相信这是肯定的结果，但在千秋历史中有什么面貌知青，在历史风雨下，则很难肯定了。所以，就是为了这个“肯定”，还原历史本来面貌的“肯定”，也需要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知青人的共同努力，需要知青群体中的激情投入的精英努力，这是让知青文化长久腾飞的双翼，缺一不可。
作者孙加褀系原黑龙江三师20团天津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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