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殊年代的特殊政策，让这些人在青年时期就开始接触底层，对社会基层的世情民情有着切身的体会。曾经的苦难和生活经验，影响着“知青一代”的认知。当年不寻常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他们独特的风格，对底层民情把握较准确，与基层民众有一定程度上的精神上的情感联系。因此，“知青官员”在历史舞台上登台亮相，令人格外关注。 不久前，中央电视台“小崔会客”栏目邀请陕西省省长赵正永做客。刚一落座，节目主持人崔永元就拿出一副手套和一个扳手，要“考考”赵正永。赵正永戴上手套，抓过扳手，先是滑动钳口，接着咬住小崔用手指比画成的“螺帽”，继而拧转起来，动作颇为娴熟。 “我最初参加工作时，是铆工、钣金工，经常接触扳手。”赵正永呵呵笑着，没被崔永元难倒。小崔问：“现在还能经常想起基层工作吗？”赵正永说：“尽管那是很早以前了，但还是记得。我经常介绍我的情况时，都说我是工人出身，也到过农村，插过队，当过农民。” 1968年11月，17岁的知青赵正永到安徽省宣城地区水阳公社插队，当了整整两年农民。后来，又在马鞍山钢铁公司修建部机动车间做了几年工人。1974年10月，进入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大学）材料系金属物理专业学习。 赵正永的这段经历，几乎是目前许多省级官员履历的“标准范式”：作为知青，下乡插队当农民；做过工人，成为工农兵大学生。
当年的切身体验 如今的熟知基层
知青和工农兵大学生经历，是这一代人的标签。从城市到农村，从知青到农民，再被推荐成为工农兵大学生，在那个充满理想主义的岁月中摸爬滚打，最终，其中的一部分人成为当今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精英。而在政治上，“知青一代”也有人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曾在一篇文章中表示对一名当年的知青说过的一句话感触颇深。这名知青说，到了农村，“才知道什么叫中国，才知道我们的老百姓是多么苦，又是多么好”。钱理群为此评论说，这两个“才知道”，无论对知青本人，还是对未来中国，都非同小可，意义重大。 从某种意义上说，“才知道”是“知青一代”从城市到农村、到基层，从未知到熟知的开始。因为有了在底层的特殊经历，知青这一代人会对基层有比较清晰、准确的认识和把握，容易与底层社会和民众建立起天然的精神上的、情感上的联系，从而使之熟知国情民意。
来源于生活锤炼的人文情怀
作家王小波当年也是知青。他把经历化解成幽默的文字和深邃的思想。 在他看来，“上山下乡是一场飞来的横祸”。当年他从北京到云南农场挖坑时，想“我将来要当作家，吃些苦可能是大好事。年轻人没吃过苦，也当不了作家”。他因此似乎在揶揄自己，“有个别人可能会从横祸中得益，举例来说，这种特殊的经历可能会有益于写作，但整个事件的性质却不可因此混淆。” 虽说作家贾平凹不是知青，但他在老家丹凤县棣花镇的农村生活到20岁，1972年才成为工农兵大学生，上了西北大学。在小说《秦腔》后记中，贾平凹记述了当年去上大学时的情景： “我终于在偶尔的机遇中离开了故乡，那曾经在棣花街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记得我背着被褥坐在去省城的汽车上，经过秦岭时停车小便，我说：‘我把农民皮剥了！’可后来，做起城里人了，我才发现，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鸡一样，那是乌在了骨头里的。” 这两名作家的话，有趣，耐读，有着深厚的人文色彩。其实文学作品中对“知青一代”的反思要更早些，因此成就了一种被称为“伤痕文学”的文学现象。 但如同王小波、贾平凹的描述一样，这种悲剧色彩的际遇，被底层生活锤炼出浓郁的人文情怀，这或许是这一代人在触摸底层、感知社会的同时伴随而生的。有着高中、初中，甚至所谓高小文化知识的青年，在农村的广阔天地中，与底层民众建立起一种难得的人文情感联系，就好比某些知识需要在书本中学习，而更广阔的社会知识和人文素养，只能在实践中磨砺、提高。
这辈人可能赋予执政党新的改革动力和活力
大批具有一定知识的青年深入穷乡僻壤和边疆，必定会引起农村的变化，但更重要的，也为随后的变革奠定了基础。钱理群认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当年大批知青深入农村，对中国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乃至当今，都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钱理群说，因为有了在底层社会接受改造的特殊经历，使“知青一代”比较了解中国的国情，比较重视民心与民情，对世界发展趋向也有一定的把握。尤其是他们当年在深入农村后，怀疑长期被灌输的思想观念，重新思考“中国向何处去”。 而正是有了这些思考，才为文革结束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与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也做出了人才准备，以致于当今活跃在中国经济、思想、文化、学术乃至政治各界的许多骨干，都是知青或曾在农村“接受再教育”。“知青一代”当年在农村得到的经验，对他们今天的观念、行动都有重要影响，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中国的现实和未来。 钱理群判断，走上历史舞台的“这辈人可能赋予执政党新的改革动力和活力”。
2012年03月29日 华商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