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潮——知青上山下乡的狂飙运动阶段
（1967—1977）
一、上山下乡，如箭在弦
1966年夏季，随着毛泽东“炮打司令部”一声令下，“文化大革命”这只“潘多拉的盒子”被一下子打开。文化教育、工农业生产和其他各行各业，都受到猛烈冲击。8月在各大中城市掀起的“红卫兵运动”和尾随其后的“大串联”，将“造反”的狂潮迅速推向全国。 1967年1月，在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策划下，上海市一部分“造反派”组织夺了上海市委、上海市人委的领导权，宣布成立“上海市人民公社”（后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这一事件被官方喉舌誉为“一月风暴”，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同时，“革命委员会”这种在极左路线卵翼下产生的权力形式成为“文化大革命”中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权力机构的基本模式。 “文革”中的上山下乡活动，最初并不是政府动员组织的结果，而是由首都北京的一些“老三届”中学生自发倡首的。 “文革”十年，与“老三届”中学生息息相关的有两场运动，即“红卫兵运动”和上山下乡运动。“红卫兵运动”曾如摧枯拉朽的飓风扫荡全国，震惊世界。它将一批年轻气盛、富于革命激情的青年学生推上政治舞台。1966年8月18日，当毛泽东身穿绿军装，佩带“红卫兵”袖章，向欣喜若狂的革命小将高呼“我支持你们”时，年轻的“红卫兵”们天真地认为，自己似乎已成为决定中国前途乃至世界之命运的主宰。但是，随着10月3日《红旗》第3期社论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而把群众运动的矛头进一步引向各级领导干部，以干部子弟为中坚的“红卫兵运动”便失去了前进的动力。与此同时，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人控制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结束了对老“红卫兵” ( 为与尔后兴起的“造反派红卫兵”、又称“新红卫兵”相区别，将这一时期的“红卫兵”称“老红卫兵” )的利用，转而扶持运动初期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造反派”学生，并以他们为核心重新组建了在各级革命委员会有效控制下的“红卫兵”组织，即所谓“造反派红卫兵”(新“红卫兵”)。在此基础上，建立跨学校、跨地区的“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中学红代会” )。中学红代会的建立，标志着“老三届”学生领袖的“改朝换代”，然而，无论是老“红卫兵”，还是新“红卫兵”，是所谓“保守派”还是“造反派”，他们的政治取向、思想观念大都如出一辙。1967年9月发轫于北京的上山下乡活动，就是由雄心勃勃的“造反派红卫兵”头头率先组织起来的。他们天真地认为，自己在发动一场“继续革命”的新长征。 在再度掀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充当了开路先锋的北京二十五中学生曲折等人，实际上就是上述那些热情、单纯的探索者中的一部分。他们也曾想创办“红卫兵”大学，进行有关教育革命的尝试，后来学习了毛泽东有关青年运动的论述后，认为，学生的阶级属性是没有进行彻底思想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必须实现思想革命化，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于是申请到条件艰苦的内蒙古牧区插队。为此，当时的《红卫兵报》把他们誉为“飞向草原的雄鹰”。 曲折等人所以最先跨出这一步，是与当时所处的特殊地位分不开的。“文革”爆发，曲折带头成立了全校第一个学生造反组织。不久，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等人决定派工作组进入各校,以期稳定日趋动乱的局势。在各个中学，数目不详的一批应届高中生被工作组打成了“反党分子”、“野心家”。曲折和他的同班同学李冬民(后来的北京市“中学红代会”主要负责人)也在其内。他们在校内被批斗达40余天。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严厉指责派工作组的做法，指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随即，全国形势陡然一变。曲折等人的罪名一扫而光，“革命左派”的桂冠则从天而降。这段起伏跌宕的经历无疑增加了曲折及其“造反派”战友对毛泽东的虔诚、热爱和感激的心情。“是毛主席解放了曲折,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解放了曲折。”这的确反映了他发自肺腑的呼声。1967年3月，北京“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成立，一批著名的“造反派”学生跻身于它的领导机关,李冬民担任红代会的主要负责人,曲折作为红代会政治部负责人,主管红代会的报纸—— 《兵团战报》。以后，因为对学生中旷日持久的“派仗”感到厌倦，曲折等人于7月发出了关于创办红卫兵大学的倡议书，进而认识到实现思想革命化，只能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在选择“与工农相结合”的具体方式上，曲折等人深受60年代初期树立的上山下乡先进人物的影响。而广大农村缺乏知识，农民养活了知识分子而又迫切需要知识青年的现状，也促使他们作出走上山下乡道路的决定。此外，1967年初官方旨在动员返城老知青重新回到农村而开展的有关上山下乡伟大意义的宣传，对曲折等人的选择也产生了直接影响。5月4日《人民日报》社论《知识青年必须同工农相结合》强调“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广大的知识青年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开辟了最广阔的道路”。当曲折等人向北京市革委会提出自己到边疆插队的志愿时，就是以这篇社论为依据的。 曲折等人的行动从一开始就得到北京市“革委会”的全力支持。 10月8日，北京市“革委会”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座谈会中赞扬他们是“开路先锋”，预祝他们打好第一炮，以后把经验写出来，“发动不少的人再到那里去”。足见官方对他们的支持，是与解决中学毕业生分配的棘手问题联系在一起的。1967年下半年，北京乃至全国各大中城市已经普遍感到66、67届中学毕业生大批滞留学校造成的压力，所以，官方急切地希望曲折等人的行动，能够带动更多的毕业生到农村和边疆去。另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考虑，就是希望通过这次行动，消除“那些意志薄弱的人”(指倒流回城的老知青们)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把那股歪风打下去”。在北京市“革委会”负责人的讲话中，与倒流回城的老知青们展开的斗争被夸大为“两条路线的斗争”。 当时，毛泽东尚未发表那段关于必须由贫下中农给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以“再教育”的著名指示。所以，在对上山下乡的提法上，侧重的仍是发挥知识青年的主观能动性，改造社会的积极作用，而不仅是消极、被动地接受改造。 在北京市召开的座谈会上，有的负责人希望知青把毛泽东思想带到牧区去，把所在之处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改造落后的东西，并强调向牧民灌输集体经济思想的必要性。他们将这次行动比喻为一次新的长征，勉励知青像革命前辈那样，经受住长征的考验，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不做可耻的逃兵。毛泽东在阐明红军长征的重大意义时，曾将它形象地比作“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高度评价长征对中国革命作出的巨大贡献。“老三届”学生，通过革命传统教育，对长征的历史、尤其是红军战士跋山涉水辗转二万五千里历尽艰辛的光辉业绩，无不耳熟能详。将上山下乡比作又一次长征，增强了青年学生上山下乡的自豪感和使命感，坚定了他们经受艰苦环境考验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念，使他们有理由相信，这是继“红卫兵运动”之后，又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 10月9日，曲折和9名同伴启程离京。临行前，他们曾列队来到天安门广场，在上千人的欢送队伍前，向着天安门城楼上的巨幅毛泽东像庄严宣誓。誓词说：“为了毛泽东思想赤遍全球的伟大事业，上刀山，下火海，我们心甘情愿!”“我们遵照您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伟大指示，迈出了第一步，我们将沿着这条革命大道一直走下去，走到底，永不回头！”曲折10人在掀开上山下乡历史崭新一页的同时，还创造了这种独特的政治仪式。如果不是有过亲身经历的知识青年，未必能够理解在一篇由颂誉之辞和豪言壮语编织的誓文中，会凝聚着那么多虔诚、真挚、圣洁的情感，那么强的自信与盲从。从此，一批又一批北京知青在奔赴农村和边疆以前，都必须到天安门广场上举行这样一场仪式。 曲折等人动身前往内蒙古牧区时，声势造得很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北京日报》都及时进行了专题报道，充分肯定了他们选择的道路。《北京日报》的短评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去的知识青年向他们学习。中学红代会机关报《兵团战报》高兴地预言：“在他们的带动下，全市、全国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正在轰轰烈烈地兴起。”实际上，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不可能存在纯自发的行动。而曲折等人在当时，也并非全然没意识到自己行动的意义。 二、“老三届”的足迹 曲折、何方方、李镇江、蔡立坚为代表的上山下乡运动的先行者，都是“老三届”的高中毕业生，而且都有过当“红卫兵”的经历。从叱咤风云的“红卫兵”闯将到勇往直前的知识青年带头人，从他们非同凡响的人生足迹中，反映出“老三届”一代人独特的成长道路。 “老三届”学生是新中国的同龄人，也曾是新中国教育出来的最成功的一代。他们对上山下乡运动所倾注的狂热，至少在初期，丝毫不亚于对“红卫兵运动”的参与。这不仅与“文革”前城市青年的普遍消极态度形成鲜明对照，而且为以后的历届中学生所罕见。这种现象的产生，与他们所受的系统教育和“文革”初的特殊经历是分不开的。 他们是从建国到“文革”这17年教育成败得失的集中体现者。在他们身上，这种教育中积极的、进取的一面，与盲从、狭隘等消极的一面，都表现得非常鲜明。国内外研究中国“文革”问题的学者，多认为“文革”期间“红卫兵”种种异乎寻常的表现与17年的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认为这种教育是引发“文革”动乱的重要原因。今天的人们，也仍在从“老三届”学生的人生道路中，不断反思17年教育的利弊得失，希望从中探索可资发扬或引以为戒的经验教训。 无论对17年教育(这里主要是指政治灌输和品德培养)持肯定还是否定态度，有一点是为人所公认的，那就是它曾经成功地塑造了一代甘愿为革命理想而奋斗、而献身的青年。这种理想，首先是基于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深厚感情。“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代青年从呱呱落地时起，耳畔回旋的便是对领袖的颂歌。入学时学写的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万岁”。近乎胎教的灌输，对他们以后的成长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理想的形成，还基于日臻完备、系统的政治教育。他们跨出家门迈进校门，不仅是走向社会的第一步，同时也是政治化的开始。学校教育除了传授系统的文化科学知识，还包括经常的、大量的政治学习，包括多种多样的诸如听报告、讲时事、上团课、下厂下乡劳动、参加军训、忆苦思甜等活动形式，包括英雄事迹的感染和熏陶。刘文学、向秀丽、雷锋、王杰……英雄业绩的感召，给他们的思想打下了鲜明的理想主义烙印。 在以阶级教育、革命教育为主的前提下，17年教育注重培养的是青年的集体主义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品德和勤奋、刻苦、勇敢、向上的素质。“老三届”中很多人在经历“文革”及以后上山下乡的种种人生困厄和磨难时，能够以坚忍的意志和互相扶助的精神与命运抗争而不甘沉沦，与他们受到的教育是有很大关系的。 “文革”爆发，一时赋予上山下乡运动以崭新的面貌。它被看作是继“红卫兵运动”之后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被说成是革命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最激进形式。由于升学、就业之路基本被堵死，主动要求上山下乡的学生们不仅不会萌生老知青那种难堪的被淘汰感，反而会以时代弄潮儿资格睥睨一切。当“文革”前的城市青年高呼着“大有作为”口号走向农村时，很多人是言不由衷的。但“文革”中的这批弄潮儿每当诵读到毛泽东的那段著名语录“我们这一代青年，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历史使命而奋斗终生”时，却无不热血沸腾，壮怀激烈，他们在下乡时以搏击长空的雄鹰自比，以划破暴风骤雨的海燕自励。他们天真地以为，在长江后浪推前浪的革命洪流中，自己勇敢地站到了最前列。 三、上山下乡高潮来临
早在1967年底1968年春，一些较早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省市已开始组织应届毕业生上山下乡。1967年12月12日，山东省青岛市举行欢送大会，欢送“文革”以来首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第二年1月4日，该省革命委员会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要求一切可以到农村去的城市知识青年，要做好充分思想准备，积极到农村去。会后，全省迅速掀起上山下乡的热潮。2月19日，济南市260多名初、高中毕业生到革命老根据地沂蒙山区安家落户。黑龙江省从这年3月1日开始动员知青上山下乡。省“革命委员会”在《关于中、小学毕业、招生和安置工作的通知》中规定：66届和67届的高、初中毕业生以及高小毕业生在3、4月份毕业；高、初中同时招生；小学延至今年暑期招生；高中招生实行推荐选拔(按：这里所谓的“推荐选拔”，主要是看家庭出身和“文革”的表现，一般是工、农、革命干部子弟升入高中；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子女，上山下乡，参加生产)和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初中招生应使应届高小毕业生尽可能入学。明确提出上山下乡是安置毕业生的主要方向。截至6月，已有2万名城镇青年安置到农村、边疆。山东、黑龙江都是“文革”较早恢复上山下乡工作的省份。由于当时尚无中央统一部署，所以选些省份的上山下乡活动仍带有局部的性质。 从一开始，上山下乡活动就呈现来势猛、规模大的特点。问题是真正心甘情愿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毕业生为数较少，如果单凭少数学生骨干自发地动员组织，无异于杯水车薪，远不足以缓解毕业生就业的巨大压力。就全国范围而言，除66、67两届毕业生外，又加上68届初、高中毕业生，总数已达千万大关。这中间，属于城镇户口的就有400万人左右。以北京市为例，每年中学毕业生约有10余万人，三届合在一起应不少于40万人。但截至1968年4月，上山下乡的只有数千人， 1968年4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报告》。报告提到：在分配工作中坚决贯彻了面向农村、面向工厂、面向基层的原则，分配重点放在县以下的农村。中共中央文件同时传达了毛泽东在报告上的批示：“毕业生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且有中小学。”文件要求各地对大、中、小学一切学龄已到毕业期限的学生，一律及时地做出适当安排，做好分配工作。关于毕业生的分配方针，虽然名义上是“四个面向”(即面向农村、边疆、工矿、基层)，实际上由于国民经济连续两年衰退，许多城市的工矿企业生产秩序还没有恢复，更谈不上招收新工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面向农村”、“面向边疆”才是切实可行的。所以，在中央文件下达后，在具备条件的省、市，都相继开始了有组织、有步骤的动员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工作。 4月21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分配中学毕业生的通知》。通知说，去冬已组织一批中学毕业生到农村、边疆和工厂，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建设，他们已在那里开始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除了宣传工具的推波助澜，毛泽东于1968年7月发出的那段最高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也推动了上山下乡活动的开展。这段指示向全国的中学毕业生传递了一个明确信息：大学还是要办的，但生源只能来自“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它不但重新燃起毕业生对升入大学的希望，还促使他们下定“受摔打”的决心。他们意识到，与其继续留在城市里徘徊观望，不如先到农村熬几年，再争取以农民的身份进大学。这样的想法，与“红卫兵”所追求的远大理想显然是格格不入的。 截至10月24日，北京市已分配安排了毕业生127 600余人。其中，农村户口回乡生产的55 000人(占已分配人数的43．1％)，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19 000人(包括1967年去的 3 000人，占已分配人数的 14．9％ )，去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区插队的 20 560人(包括1967年去的560人，占已分配人数的16．2％)，去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55人，到中央和市属工矿企业的23 000人(占已分配人数的18．0％)，服兵役的10 000人(占已分配人数的7．8％)。在已分配的毕业生中，回乡、下乡务农的有94 600人，占总数的74．1％。到11月，北京又开始组织毕业生赴山西插队。 东北三省大张旗鼓地组织毕业生上山下乡是从9月份开始的。沈阳市有17．6万名初、高中毕业生，在9月14日至25日短短10天里，就有14．4万人下乡，堪称雷厉风行。吉林省明确规定，1966—1968年三届高、初中毕业生和城镇社会青年一律动员下乡，同时宣布不在城镇知识青年中招工，以减少动员下乡的阻力。该省共有“老三届”毕业生47万人，除21万家在农村的毕业生回乡参加生产外，尚有26万城镇的毕业生和4万城镇社会青年。到11月底，已有20多万城镇青年奔赴农村。9月19日，黑龙江省会哈尔滨市“革委会”召开各级“革委会”负责人紧急会议，传达省“革委会”的指示，部署毕业生上山下乡安置工作。22日，召开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线广播大会，设57个分会场，10．7万人收听大会实况。10月8日，10万多名职工群众和学生，欢送2万余名毕业生下乡。11月中旬，市“革委会”召开“进一步掀起城市知青下乡插队新高潮大会”。该市“老三届”毕业生加上社会青年共有10.9万人，到11月7日，动员下乡的有6．4万人。下乡人数已达下乡任务数的84％。 11月15日《人民日报》报道说，到10月，贵州省下乡知青已达6 000余人，河南省有22万人(这一数字应是对回乡知青和下乡知青的合计)，江苏省有5万多人。北京、上海、天津、武汉等大城市，都是知青下乡的热点。这股热潮从内地迅速波及边远省区。除贵州省外，云南、甘肃、内蒙古等省区，也都有数量不等的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到12月中旬，仅甘肃省兰州市就有1 800多名毕业生到农村安家落户。 1968年夏季以来的上山下乡活动已经是在各级“革命委员会”和有关部门一手操办下进行的，由于思想最激进，对上山下乡态度最坚定的学生骨干已大多离城，而留下的毕业生多数存在着愿留城不愿下乡、愿当工人不愿当农民的思想，抱有“等等看”的侥幸想法，不愿意及早离校，以免失去留城、进工厂的机会，所以，从这时开始，上山下乡动员工作开始遇到了阻力。不过，若与后来70年代的历届毕业生比，对“老三届”毕业生的动员无疑还是很顺利的。一方面，“文革”前接受的系统政治教育，仍给他们留着深刻印象，并且决定着他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另一方面，思想激进、又有政治热情的学生干部仍很活跃。在这些骨干学生带动下，每一次动员，最后总会有一批动摇不定、犹豫观望者起而响应。最重要的一点，上山下乡运动发轫之初，内部的矛盾还没有激化并且暴露出来，因此也就不可能在社会上引起强烈抵触情绪。同时，“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句响亮口号还没有失去魅力和光彩。在它的鼓舞下，仍有一部分学生积极主动地要求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安家落户。 四、席卷全国的狂澜
1968年底至1969年初，随着毛泽东一声令下，全国掀起了上山下乡高潮。仍旧滞留学校的“老三届”学生，被这股无法抗拒的狂潮卷向农村、边疆。 1968年，“文化大革命”孕育出的一连串“新生事物”脱颖而出，汇成一股城市人口下放农村的洪流。10月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黑龙江省“革委会”在柳河兴办“五七”干校，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的经验。此后，“五七”干校在全国遍地开花。数十万干部和知识分子被送往干校，“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当时，仅中央、国务院所属各部委在湖南、河北、江西、宁夏等地，就创办“五七”干校106所，共约10万名干部、工人，5 000名知青，3万名家属在其中进行劳动改造。卫生界提倡走所谓“六二六”道路，大批医疗工作者被下放农村。城镇中的无业居民、特别是各种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居民，以及一些家庭妇女，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下，纷纷迁往原籍和农村，这成了下放劳动的一项补充内容。在城市人口下放的洪流中，知青上山下乡始终是主流。 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的显要位置上刊登了甘肃省会宁县下放城镇居民的消息。从7月中旬到12月中旬，全县688户城镇居民中已有191户、995人分别到13个公社的生产队安家落户。 《人民日报》传达毛主席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新指示，立即在全国引起一片沸腾。12月23日《人民日报》以“革命知识青年斗志昂扬奔赴社会主义农村，广大贫下中农热情欢迎细心做好安置工作”为通栏大标题，报道了24小时以来的空前盛况：毛主席的这一光辉指示，正在化为亿万革命群众的自觉行动。许多地区出动了大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基层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不少地区举办了知识青年、街道居民、革命家长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他们说，我们的路走对了!我们到农村，不是来“镀金”的，而是来扎根的。我们要永远走毛主席指引的路，一走到底！ 最新指示言简意赅，统共三句话，分别针对知识青年、他们的家长、农村的贫下中农。这包括了上山下乡运动所要涉及的三类对象。在欢呼最新指示的紧锣密鼓声中，人们对上山下乡的疑虑、不满、抵触及各种阻力似乎顷刻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副统帅”林彪的这段指示在当时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此后，尽管对上山下乡“不理解”的仍大有人在，也只能隐忍不发了。 于是，人们从报刊广播中得知：在最新指示鼓舞下，天津、吉林、浙江等许多地区又有一批知识青年奔赴农村、边疆。还有更多的知识青年，写申请，表决心，要求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红色的电波，在人烟稀少的西藏高原搅起串串涟漪。拉萨中学的许多学生纷纷表示要尽快到广阔的农村、牧区安家落户。 广大干部在学习最新指示后，认识到：送子女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他们纷纷召开家庭会，动员子女到农村去。 各级“革命委员会”和各地进驻大中学校领导“斗、批、改”的工宣队、军宣队，采取各种措施，认真落实最新指示。许多地区的“革委会”成立了动员和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领导小组。 全国各地贫下中农热烈响应毛主席关于“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号召，积极准备热情迎接和安置下乡知青和城镇居民。新闻广播不断传送激动人心的消息：黑龙江林口县建堂公社全兴大队的一位贫农社员，为了迎接下乡的知识青年，把自己准备结婚用的新房留给新社员住。肇州县双发公社广大贫下中农除了为下乡知识青年做好一切生活准备工作外，还准备让他们进村后，吃的第一顿饭是忆苦饭，开的第一次会是忆苦会，上的第一堂课是毛泽东思想课。江苏淮安县钦工公社韩庄大队组织老贫农和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与下乡的知识青年结成“一帮一，一对红”的对子。这个大队在听到最新指示后，也要求分配一些知识青年给他们。 总之，不论是在内地的城市，还是在偏远的乡村，成千上万的人们被调动起来贯彻落实这一指示。这一指示在上山下乡运动史中是极其重要的一页。 它是最有力的动员，毛泽东一声令下，上山下乡就迅速演变为席卷全国、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12月22日以后，仅北京一市，每天就要开出运送知青的专车3列。大批知青分赴山西、陕西和东北、内蒙古等地安家落户。1969年2月7日，国务院决定由10省(区)接收京、津、沪、浙下乡知青110万人。远距离安置知青的活动加紧展开。途经辽宁北上的就有20万人之多。 在当时一浪高过一浪的上山下乡热潮中，全国影响最大的有两个省。一是北方的辽宁，一是南方的江西。 辽宁省在1968年底就动员了30万人下乡。该省“革委会”给毛主席写了一个专题报告，提到这项工作触动了每个人的灵魂，无论男女、大人小孩，无论是城乡群众、干部都是如此。下乡知青人数多的时候，车辆很紧张，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亲自下令，动用战备车运送知识青年。该省各行各业都被组织起来，为推动这场运动“大开绿灯”。1969年7月，辽宁省委召开有1 000多名代表参加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讲用会。大会闭幕时，全省各市、地(盟)、县(旗)、区、社、队共1140万人收听了大会实况。吉林、黑龙江两省在辽宁的带动下也迅速行动起来。它们的共同经验是：省会的毕业生先下，显示省领导的决心，各地级市的毕业生先下，显示地区领导的决心。许多省、市派人赴辽宁学习，使它的经验在全国推广。 南方的江西省比辽宁的工作更进了一步，辽宁只是组织学生下乡，江西则是由下放干部带领学生、居民插队落户。美其名曰“五七大军”。江西的城市并不多，1967年底一下子动员10多万毕业生上山下乡，对南方诸省影响很大。 各省、市为了加快上山下乡的进度，千方百计大造声势。河南郑州市第一批上山下乡只有72人，省“革委会”连续两天为他们举行欢送大会，第一天参加大会有20万人，第二天32万人。上海市造的声势更加轰轰烈烈，有一次全市120名知青下乡，市革委会组织了120万人夹道欢送。该市还利用拍电影，出宣传画，印小册子等形式，对上山下乡的意义进行广泛宣传。 到1969年5月初，《人民日报》已经可以用一种沾沾自喜的口吻夸耀说，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哈尔滨、南京、郑州、南昌、长春、杭州、合肥、西安、长沙、武汉、广州、成都等大中城市，到农村去的知识青年都超过“文化大革命”前10年下乡知识青年的几倍、几十倍。全国在近半年时间，共有数百万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生，奔赴祖国内地和边疆的广大农村。如今，我国每一个农村公社，每一个农场、牧场、林场，都有了在那里安家落户的知识分子。这是我国历史上破天荒的伟大创举。这时，“老三届”毕业生已经基本离城，动员69届毕业生上山下乡的工作正在大张旗鼓地进行。 江苏省可能是下放城镇居民规模最大的省份之一。尽管其总数不详，但从1969年第四季度的下放计划中可以窥知一鳞半爪。计划提出，该季度将组织47万人下乡，其中干部7万人，家属11万人；知识青年2．7万人；城镇居民26．2万人。黑龙江省的下放计划也很庞大。该省“革委会”于1969年4月提出，全年下放城镇知青12．4万人；城镇居民11.6万户，44万人；同时组织部分教师、机关干部同知识青年一起到农村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其他省市，也有人数可观的城镇居民、机关干部、知识分子、医疗人员以及五类分子被送往农村。通常，他们的子女也要一同前往。这些子女无论是进入“五七”干校、国营农场，还是农村社队，以后都按下乡知识青年对待。 随着全国第一次知识青年工作会议落下帷幕，对于会议制定的一系列新政策，开始了自上而下的全面落实。此举标志着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由此又带动起上山下乡的第二次高潮。 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以后，上山下乡运动很快摆脱了萎靡状态，再次掀起高潮。1974—1976年，全国下乡的城镇知识青年累计约600万人。强大的国家机器虽然可以调动起各方面的力量使这场运动重整旗鼓，却无法化解其内部盘根错节的固有矛盾。极左路线影响的变本加厉，更使它严重偏离既定的轨道。因此，上山下乡运动在向前推进的同时，也在一步步走向它的反面。 1973年，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上是非同寻常的一年，以年初毛泽东亲自给李庆霖复信为契机，高层领导人为重振这场运动采取了一连串重大步骤。6月，中共中央发出的21号文件是由周总理亲自起草的，据说是“建国以来没有过的事”；7月，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未结束，毛泽东就签发了30号文件，即刻向全国传达，据说又是“前所未有的做法”。8月，周总理在中共十大政治报告中号召全党做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年底，正值毛泽东“再教育”指示发表5周年之际，全国掀起热火朝天的宣传庆祝活动。各地相继召开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学习中央有关文件，分析工作形势，交流经验，检查存在问题，研究解决办法。大批工作组或检查组被派往基层，宣传落实知青政策。经过自上而下一番艰苦努力，上山下乡运动居然重整旗鼓，开足马力，迅猛向前。 1976年5月，国务院对领导小组作了进一步充实。除原有组长、副组长外，又增设一位专职的副组长主持日常工作，并吸收教育、公安、财政、卫生、商业部的一位副部长，国家劳动总局、出版局、中组部、总政、工会、全国妇联、知青办的负责人，北京市委负责人，知识青年代表参加。全部成员23人：陈永贵、侯隽(女)、顾秀莲(女)、沙风、刘冰清(女)、董加耕、姚力、杨贵、王丙乾、黄树则、赵发生、康永和、徐光霄、王常柏、肖泽曜、解力夫、田维新、张世忠、杨富珍(女)、于驰前、王磊、薛喜梅(女)、李庆霖。陈永贵任组长，顾秀莲、沙风任副组长，专职副组长的要职落在老知青典型侯隽的头上。知青典型董加耕、薛喜梅和因上书毛泽东而名扬天下的李庆霖也作为“知识青年代表”跻身于领导小组。这一新领导班子的组建正值“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如火如荼之际，难免带有“左”的色彩。由于这段经历，侯隽、董加耕等人在“四人帮”被逮捕后曾受到长时间审查。 新的领导小组看起来很全面，党、政、军、民各个部门的领导人都有，其实仍是一个议事的机构，“真正做工作的很少”。国务院知青办，名义上是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的办公室，但业务上又归农林部党组领导，领导小组与农林部党组究竟是什么关系，连知青工作的负责人都说不清楚。 在各省、市、自治区，知青办的隶属关系仍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混乱。其中，由省委直接领导的7个，省“革委会”直接领导的9个，归属宣教部门的4个，归属党群部门的3个，农林部门的4个，政法部门的1个，民政部门的1个。“文革”后期，地、县级知青办人员流失，具体工作无专人管理的现象逐渐抬头。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上山下乡运动的结束。 1973年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提出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六条措施，第六条就是关于规划问题。报告强调，今后每年将有大批的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扎根落户，有关部门和省、市、自治区要做出长远的全面的规划，同整个经济建设、开发边疆和文教科研的规划衔接起来。 在八年规划实施的前4年即1973—1976年中，“平均每年约160万人”上山下乡的指标得以实现。4年中，实际上山下乡人数为687万，平均每年近172万人。这无疑是“文革”后期大力推进上山下乡运动所取得一项成就。成就的取得，是多方面努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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