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知青上山下乡历史的客观分析 究竟如何评价这场持续四分之一世纪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十多年来人们一直在不断地进行探索和反思。大家确信，历史终将作出公正的结论。
早在1981年10月间，承担上山下乡具体组织和日常工作的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办公室就起草了—份《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对这场运动的起因、发展、失误、教训等若干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中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应该历史地实事求是地作出评价，简单地否定或肯定，都是不适当的。”文中的基本看法是：第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早在50年代，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的国情提出来的，是我们党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它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第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一个就业问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也损坏了上山下乡的声誉。第三，对于广大上山下乡青年在建设农村、建设边疆的事业中所作出的贡献和受到的锻炼，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对于他们那种志在四方、勇于承担国家困难、艰苦创业的精神，应当继续予以鼓励和宣传。第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能作为解决城镇知识青年就业的主要途径，但是这条渠道也不宜堵死。至于今后城镇青年去农村和边疆的具体形式与办法，应该根据历史的经验和形势的发展，把它搞活，讲究实效。 上述认识，难免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过在当时能够由官方作出如此客观的评价，也是难能可贵的。在后来的一些历史文献中，对知青上山下乡的评价，尽管不尽相同，但基本观点是有共识的。例如，1991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大事典》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出现在50年代。这一工作的开展，是与我国人口多，经济、文化发展又不平衡，城镇就业困难，广大的农村和边疆需要大批有文化的建设人才等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的。‘文革’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政策是比较稳妥的，大多数下乡知青的思想也是比较安定的。” 1991年8月，由胡绳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对上山下乡的评价是：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号召后，“全国立即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这个运动被宣传为具有‘反修防修’、缩小‘三大差别’的政治意义。”“广大知识青年去到农村和边疆，经受了锻炼，为开发、振兴祖国的不发达地区作出了贡献。但是，大批知识青年在青春年华失去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生长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长远的困难。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支出的经费超过100亿元。青年的家长和部分地区的农民也为此加重了负担。这在当时成为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1990年7月，由《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组织编写的《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一书，在评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出现，是同中国城镇就业困难，而农村又需要有文化的青年这一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的。它的根本出发点是试图把解决城镇失业问题同改变农业生产落后的状况结合起来，探索一条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道路。”但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劳动力总是从农村向城镇转移，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中国城镇人口比例不大，只要政策得当，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城镇新成长的劳动力是可以自行消化的”。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的实践证明，这一论断是正确的。 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曾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谈了一些看法。1996年2月22日,李鹏总理在延安的一次座谈会上，对留在革命圣地的北京下乡知识青年说：“‘文化大革命’”中，许许多多城里的青年学生到农村插队落户。应该说，这段历史给不少人留下了痛苦的回忆，也发生过一些令人悲痛的事。对这段历史，要用正确的眼光来看待。一方面，要看到这个决策的历史背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广大知识青年在农村的确得到了锻炼。你们了解了中国的国情，通过劳动和人民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精神境界得到提高。正像你们自己说的，受益匪浅。因此，要全面地看待这件事，文艺作品也要全面反映这段历史。” 一、引发知青上山下乡的经济原因 中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起因，是缘于50年代中期困扰政府的城镇就业问题，倡导者的初衷是想通过动员城镇青年参加农业生产，减轻城镇的就业压力。 所谓就业问题，说到底是一个经济问题。50年代初，刚刚从旧中国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中国，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特别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庞大失业群众，亟须得到安置。但是，由于政府的财力、物力所限，不可能把失业人员都安置在城镇。因此，当时政府在解决就业问题时，采取多种渠道、多种办法安排就业。动员农村有家的失业人员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就是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并且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从而给国家领导人一个很大的启示：农村是解决城镇多余劳动力的广阔天地。 1953年，在国民经济得到恢复的基础上，开始了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从此，我国的国民经济走上了计划经济体制的轨道，劳动就业制度也开始实行统一分配。城镇能够容纳的就业人数，取决于执行计划经济所需要的劳动人数。计划内不能安置的人员，则号召他们上山下乡。实际上，为了多安排一些人就业，在招收职工时常常超出实际需要，形成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企业劳动力生产率一直难以提高，严重地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与提高，削弱了企业积累资金的能力，反过来又进一步限制了投资规模和就业规模的扩大。加上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盲目追求“一大二公”，变集体所有制企业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把小集体合并为大集体，严格限制甚至取缔个体经济，杜绝了失业人员自谋职业的出路。这就使得城镇就业的路子越来越窄，一旦企事业单位不招工，就只剩下上山下乡一条路了。因而组织城镇不能升学就业的人员下乡，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由于“左”的思想指导与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弊端的影响，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间歇性的大上大下。于是，就发生了这样一种景象：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大上大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相应地出现了潮起潮落。不过经济发展速度的高峰与低谷同动员上山下乡的高峰与低谷，正好呈反运行。 例如，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国民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原订的主要指标，大都提前实现，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失业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可以说是新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但同时，出现企业招工过多，经济效益下降，财政也出现赤字，不得不在1957年提出整顿，停止招工并精简人员，号召不能升学就业的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根据刘少奇南下讲话写的《人民日报》社论，即《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一文中提出：“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并且将这个精神写进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把动员城市青年学生下乡放到了重要的地位。 紧接着，1958年出现了“大跃进”高潮。一时间，竟然感到城里劳动力不够，还从农村招工2 000多万人。这个时候上山下乡也就没有必要了。然而好景不长，很快就由于城里口粮紧张，国家财力物力困难，不得不再次提出调整。在1962年至1965年的调整期间，不仅把2 000多万新近从农村招来的人员全部动员返回农村，还动员了近200万城镇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员上山下乡。
在“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起伏，又注入了政治因素（这在下面还要提到），但仍然与经济因素紧密相关。“文化大革命”的初期，由于“红卫兵运动”的冲击，上山下乡一度停止。到1968年，积压了三届初、高中毕业生等待分配。而当时国民经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经过1962年至1965年三年调整后，国民经济本已经出现恢复和发展的好形势，却再度转变为停滞和倒退。许多企业停产、停工，在职人员尚且无所事事，自然不再需要增加新人。这就面临着一个三届毕业生如何分配的大难题。正如当时毛泽东指出的：“毕业生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且有中小学。”分配原则，政府设想是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而那个时候能够面向工矿的只是很少一部分人。大部分人要面向农村和边疆。这就是1968、1969年形成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高潮的经济原因。 至1970年，“老三届”毕业生基本安排完毕，其中绝大部分是上山下乡。从而使得城镇就业压力有所减轻，上山下乡人数也就相应减少。同年12月，政府提出了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在“左”的思想影响下，这个纲要规定的指标是比较高的。相应地城里招工人数逐年增加，下乡人数逐年减少。再次呈现出经济发展速度高峰同动员上山下乡低谷之间的反向运行。 1971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指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导致“三个突破”，带来财力、物力供应紧张，必须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减少甚至暂停招收职工。于是，又引发了1972、1973年的新一轮上山下乡高潮。 以上可以看出，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前的20多年里，在我国国民经济的周期性大上大下过程中，动员城镇青年及城镇其他人口下乡，一直是各个经济调整时期为了克服当时经济困难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它对减轻城市负担、阻遏农村人口盲目涌入城市，保证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位美国教授托马斯·伯恩斯坦，在其所著的《上山下乡——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知青运动》一书的中文版前言中，有这样一段话：“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面临着源于无法遏止的城市人口膨胀和城市失业率日渐高涨的社会压力。它们的政府在向城市移民的浪潮及就业能力要求而与日俱增的教育的压力面前束手无策。相对这种一般的状况而言，中国曾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在这个国家曾实行的一系列的控制城市膨胀、促进农村发展以及使教育与经济发展实际相适应的措施中，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将城市中学毕业生送到农村和边疆去安家落户……这无疑是本世纪任何一个国家中最大的一项社会实验。” 美国教授的这段话比较真实、客观地表达了中国党和政府的决策者发起上山下乡的本意和初衷。虽然上山下乡高潮的出现，常常是在经济工作出现问题之后形成的，但正是为了纠正错误、解决经济工作中的问题，才有必要动员城市人口下乡。从这个意义上说，上山下乡就像一个不得不咽下的苦果。如果说，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贫困落后的国家，上山下乡伴随经济兴衰而起伏，有其一定历史必然性的话，那么，转变上山下乡的决策，也必然要依赖于国民经济体制的整体改革和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 二、知青上山下乡走入歧途的政治原因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离不开起伏跌宕的经济背景，也同样离不开变化莫测的政治背景。随着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打上了政治烙印，及至十年动乱期间竟然变成一场政治运动。 （一）把组织和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联系起来，开始给上山下乡注入了政治内容。1965年4月22日，周恩来在安置工作会议上要求各地党委和政府在组织和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应当从关怀后代、培养革命接班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逐步缩小以至消灭“三大差别”的深远意义来看待这项工作。在这里，周恩来并非是随心所欲地发挥，而是严格按照毛泽东的指导思想办事的。 50年代初期，毛泽东面对西方帝国主义军事威胁和封锁禁运，不曾有过畏惧。然而，对美国国务卿杜勒斯1953年提出的实行“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三代、第四代人的身上的策略，却引起了毛泽东忧思。1956年，苏联又出现了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事件，毛泽东对此更是忧心忡忡，因为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对于来自革命阵营内部的颠覆和破坏，远比外部的敌人要危险。毛泽东一次又一次提醒各级干部防止“和平演变”问题，并为此提出了反对国内外修正主义、防止“和平演变”的一系列措施。 为了反修、防修，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应当说这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如何培养，到什么地方培养。当时突出了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低估了学校教育的作用。 1965年6月，高等教育部根据毛泽东关于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指示精神，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分配一批高等文科毕业生到县以下基层单位工作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计划在两年内抽调高等学校毕业生1万个，先参加‘四清’运动（指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两年后再有计划、有重点地分配他们到县以下的基层单位工作”。中共中央在批转这个报告时指出：“分配一批大学生到农村，是实现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有效途径之一。”可以说，从这个时候起，就给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意义加进了反修、防修的因素，并且预示着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将要长期进行下去。 （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成为一场政治运动，完全偏离了试图解决就业问题的初衷。 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以后，立即在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一年多时间里，积压在城里的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大都走向农村。至此，一场震撼全国、轰动世界的“红卫兵运动”，终于为上山下乡运动所替代。从某种意义上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教育，是“红卫兵运动”的一种继续，是“文化大革命”酿成的苦果，也是所谓“教育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 1968年，由于进行所谓的“教育改革”，大专院校一直停止招生，而中等学校虽已明令复课，但经过几年的停课闹革命，领导班子不健全，甚至瘫痪，加上严重缺少教材和经费，教学设施也遭到严重破坏，一时难以恢复，这些都给学生复课和升学造成极大困难，特别是毕业生分不出去，新生就进不来，毕业生分配问题成了突出的社会问题。 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之后，形势立即大变。这是因为，既然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其他方面就没有多少选择余地了，下不下乡成了一个政治态度问题。在政治风浪的驱动下，“毛主席的话我们听，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越是困难的地方越要去”。一时间，学生争先恐后下乡，甚至整班整组成建制地下去，形成轰动效应，出现了所谓“一片红”。而安置地区不管有无条件，也作为政治任务接收，从而隐藏了日后难解的矛盾。这时候的上山下乡，已经完全是一种政治运动，它与“红卫兵运动”的本质一脉相通。不同的是“红卫兵”要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而上山下乡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是造自己头脑里那种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的资产阶级的反。 “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同“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在农村安家立业”，显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属于政治思想范畴，而后者属于社会经济范畴。两个目的、两个范畴，原本应该有两种不同的做法。但在实际执行中，却是难解难分，这就形成理论上的混乱与执行过程中的矛盾。 所谓“再教育”，就是说过去在学校那一段没有教育好，需要进行“回炉”，补上“同工农群众相结合、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这一课。因为，毛泽东认为，过去17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的学校。自然，培养出来的学生其世界观也是资产阶级的。所以必须接受劳动人民的再教育。当然，工人阶级也是劳动人民，而且是劳动人民中间的先锋队。那么，为什么不能让城里青年学生就近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却要他们上山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呢？这在理论上是解释不通的。但从经济上却可以说得清楚，那就是工矿企业容纳不了那么多人，而社会上又不容许“吃闲饭”。这样，就只好强调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 接受“再教育”既然是作为学校教育的继续，就应该有个期限，一二年，二三年，总该有个结束，教育好了，允许他们回城就业或继续升学。如果是这样，青年本人及其家长还是能够接受的，但是，“文化大革命”一革就是10年，“左”的错误一直统治着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使我国的国民经济迟迟不能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城镇不能为青年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也就很难做到所有下乡青年都回城。于是就出现了一部分下乡青年能够回城，而多数青年只能长期留在农村。加上“走后门”不正之风盛行，特别是有些权势人物的子女回城了，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加剧了社会矛盾。福建一名小学教师李庆霖为此向毛主席上书“告御状”。经毛主席指示后，虽然对不正之风进行了查处，但“走后门”之类的事终难禁绝。
为了稳定下乡青年，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舆论上也出现了一些自相矛盾的宣传。一方面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为了接受“再教育”，是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一方面又要求知识青年一辈子扎根农村，当一辈子“社会主义新农民”。后来甚至把在下乡青年中的正常招工、招生，说成是“拔根”，还把“拔根”与“扎根”的辩论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成为一个碰不得的禁区，谁都不敢轻易表态。 舆论的压力能够起到暂时的稳定作用，但压服不等于心服。只要根本矛盾没有解决，就很难消除群众的不满情绪。这种情绪，蓄之既久，发之必猛。终于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出现了席卷全国的知青请愿、闹事，最后以“大返城”收场。这场延续多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也就很快宣告结束。 三、共和国知青的历史功绩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其基本出发点及其相应的若干做法，在“文革”前和“文革”中是有很大区别的。所以，必须作历史的分析，不能以固定的目光和尺度去看待不同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事物，比如，从1962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正常进行了4年多，基本上是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对城市青年来说，留城还是下乡，都有一定的选择余地。恰恰是在这种社会气氛和心态之下，一些青年怀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抱负，愿做新中国第一代新式农民。像60年代初的董加耕、侯隽，都是品学兼优的高中毕业生，由于当时我们国家处在“三年困难时期”，粮食问题成了主要矛盾，他们出于忧国忧民，毅然放弃高考，立志下乡务农。他们尽管遭受了种种挫折，依然走着自己选定的人生之路，无悔无怨，至今没有离开这块热土。 然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上山下乡，可说是历史为这代青年人所规定的一条必走的人生之路，有那么几年除了上山下乡，几乎别无选择。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这条道路上，有过幻想和自豪，有过宝贵青春的荒废和生活自信心的动摇；而引为荣耀的是他们那种为国分忧、艰苦奋斗的高尚精神。不管他们是否自觉，上山下乡知青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按照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按照时代的需要来塑造自己的。“扎根农村干革命，青春献给新农村”、“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这是他们在广大农村随时修正自己人生航标的指南。在党和国家处于最困难的岁月里，他们用自己孱弱的身躯同农村父老乡亲一起，支撑着共和国大厦。他们把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和才智奉献给了祖国农村和边疆的建设事业。从祖国北疆的黑土地到南疆的橡胶林，从茫茫戈壁滩到东海之滨，祖国的山山水水都留下了他们的业绩。 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有的当了中小学教师，成为贫乡僻壤传播文化的种子；有的当了“赤脚医生”，为缺医少药的农民解除病痛；有的立志于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为发展农业生产作出了可喜的贡献；有的被推选为生产队会计、保管，成了“红管家”；有的被选拔到农村各级领导岗位，成为受农民爱戴的带头人。在农村的各条战线上都涌现出一批先进模范人物。而更多的人以普通农民的姿态，默默地耕耘，用自己辛勤的汗水浇灌出来的农产品，支援着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更令人崇敬和怀念的是那些为抢救国家和集体财产而英勇牺牲的知青，他们将自己的全部青春生命，献给了为之奋斗的土地和那里的人民。历史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特殊的历史时代塑造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这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从城市到农村，从学生到农民，是人生道路上一大转折，经历了一场极为艰难的磨炼，从思想上、体能上、生活上、感情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是在这种艰苦磨炼的过程中，他们才逐步地对中国的国情有了比较接近实际的认识，尤其是对中国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农民有了更为真切的了解，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的提高，才产生了强烈的变革农村的愿望和责任感，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改变农村贫困面貌的艰苦斗争中去。也正是由于经历了比较长期的艰苦磨炼，他们才真正懂得珍惜国家和个人今天来之不易的发展和变化。在知青群体中有一笔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他们的爱国热情、奉献精神和坚忍不拔、吃苦耐劳的品格。这是社会上对他们客观公正的评价。正是因为具有了这种品质，在他们中间，那些走上领导岗位的，能保持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清正廉洁、身体力行的好作风；那些继续上学深造的，能够珍惜时间，勤奋学习，努力做到学有所成；那些进入商界的，也能凭借自己扎实的根底和孜孜以求的敬业精神，获得显赫的成就。此外，在各行各业，也都不乏表现突出的工作者。如今，他们已是共和国的中坚，发挥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历史给这代人造成过不幸，也促使他们更好地成熟起来。1994年秋，在北京举办的《共和国的儿女——“老三届” 》大型综艺晚会上，主持人朗诵词中，有这样一段话表述了上山下乡知青的切身经历： “我们与祖国一起成长，一起前进，一起哭泣，也一起歌唱。我们曾以历史的使命为鞭策，苦其心志；我们曾用豪言壮语为激发，劳其筋骨；我们也曾因艰辛劳苦而疲备，饿其体肤；我们也因悲欢离合而清醒，空乏其身。”
“从社会最底层了解社会，从人生苦难中领悟人生；在新翻土地上看到了中国，在丰衣足食的渴望里明白了古老的东方文明。我们在这绿、黑、红、黄的土地上，找到了共和国的父亲，找到了共和国的母亲。他们不是别人，就是亿万劳动人民，就是那些可爱的父老乡亲！” 这些饱含深情的语言，就是千百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所经历的艰辛和体验的升华。他们中至今仍有不少人扎根在农村为改变农村贫穷落后面貌，为建设现代化农业而不懈努力，他们为此而自豪，无悔无怨。一些出席“老三届”综艺晚会的老知青的子女，受到晚会的感染，动情地说：“今天使我们理解了你们那代人的经历，读懂了你们辛酸苦辣的人生。”“你们昨天那种奉献精神，仍然是我们今天青年的楷模。”
当然，这些不能成为历史错误的辩解。十年动乱造成的恶果，使上山下乡成了知识青年无可选择的出路，使许多有志青年更高的理想化为乌有。一大批本来可以成为专家、学者的苗子，被淹没在上山下乡洪流之中，造成我国科学界的人才断层，这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影响是长远的。 随着时代的前进，随着改革的潮起，大多数上山下乡知青找到了展现自己才华的位置，生活得比较充实和富裕。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一些处境不顺、生活拮据的老知青，在其求知的最好年华时，却失去了求学的机会。当他们回到城市时，已经年龄偏大，又无一技之长，更无专业学历可言，因此可供他们选择的工作面是十分狭窄的，生活的挫折与烦恼依然撞击着他们的心灵。有些已经在工矿企业就业的人，或因优化组合而下岗，或因生产不景气而重新待业。因此，他们的生活仍处于较为艰难的境况之中，这不能不说是上山下乡带来的后遗症。值得欣慰的是，如今欣逢盛世，在经济腾飞年代，施展个人才能的机会很多，我们相信，所有老知青都是可以凭借那种自强不息、坚忍不拔的精神，激发奋进，为创造美好的明天，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四、从体制上解决知青的就业问题 在过去的年代里，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在我国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作为调整国民经济的一项应急措施，是为了克服困难、维护大局，不得不迈出的一步。这是广大人民群众能够理解的。但是，绝不能也无必要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长远的国策。这已为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的实践所证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同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实行“两种生产”一齐抓。一方面要坚持计划生育这一长远国策，严格控制我国人口膨胀；一方面大力调整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制度，包括劳动制度，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广开就业门路创造条件。 从1980—1994年年末，我国并没有走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条路。而在这一期间，不仅较快地解决了几百万返城知青的就业问题，还陆续安排了城镇几千万新成长起来的待业者就业，近几年又出现几千万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城乡经济呈现快速发展的好形势，这不能不归功于邓小平同志倡导的实行改革开放的好政策。这期间，在我国劳动就业政策方面，有两次大的改革： 第一次是198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了由劳动部门介绍就业、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的“三结合”就业方针，改变了长期以来实行统包统配的办法，使我国劳动者开始有一定的选择职业的自由，也减轻了国家对劳动就业实行统包统配所造成的沉重负担。 第二次是1992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行，通过劳动力市场实现就业开始提上日程。由实行“三结合”就业方针进一步转向规范化、市场化的竞争就业，完全改变那种用计划和行政的手段配置劳动力的传统做法，推动劳动力合理而有序的流动。与此相适应，建立一套完善的以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为中心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实行市场化就业创造外部环境。 可以预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劳动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今后城镇劳动力的主要流向不是上山下乡，而是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特别是向小城镇有序地转移，由第一产业继续向二、三产业合理地转移。 据1995年11月24日《北京日报》援引《中国妇女报》的消息说，去年7月，湖南省衡阳市委、市政府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城镇居民参与农业开发。近一年多来，已有1 000余名回城后的老知青又纷纷携带眷属，重返当年下乡插队、摸爬滚打过多年的红土地从事农业开发。目前共开发荒山、荒土、荒水、荒滩面积2.3万亩，增加农业产值10.6亿元，人均创利2.3万元。带头重返农村的老知青周德生夫妇，承包了村里3.4亩鱼塘，维修好当年知青创办的畜牧场，圈内养猪，塘里养鱼，岸边栽果树种蔬菜，形成了猪粪养鱼、塘泥肥土的种养循环。一年多来，出栏生猪800头，产值72万元，纯收入5.6万元。老知青重返农村，给近两年高考落榜回乡青年上了一堂生动的教育课，带动了全市近10万名外出“打工仔”、“打工妹”回乡创业。 农村经济的日益发展，对城里人产生很大的吸引力。如今这方面见诸报端的新鲜事很多。有的全家放弃城市户口，回到原籍农村落户享受比城市优厚的待遇；有的丢开城市的低工资收入，到农村搞承包经营，发展高技术农业；有的带专业技术下乡，支援乡镇企业，帮助农民科学种田。更可喜的是，在大专毕业生中，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志愿到农村中去，到偏远山区去，到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去，奉献自己的才华。这些新鲜事反映出新时期上山下乡的新趋势。当今，不论是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还是城市的劳动者流向乡村，都很自然地受价值规律和比较效益的驱使。近些年来，由于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青年选择职业的期望值越来越高，像装卸、运输、翻砂、纺织、建材、修理、环卫等一些行业，已很难在城里招收到工人。于是一些低收入地区的农村劳动力便乘虚填补了这些行业的劳动力空缺。据北京市政府以1994年11月10日为标准时间的一则统计：外省（主要是农村）来京打工的人员达286.7万人，其中建筑工人42.9万，宾馆、饭店、旅馆、招待所及机关事业单位雇用的服务员、勤杂工等达63.7万人。至于城市下乡就业人员则大都具有一定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才能，他们到农村去，增加了那里的科技力量，促进了乡镇企业效益的提高，推动了高科技农业的发展，还给农村建设在财力、物力等多方面的支援。同时，他们自己也得以施展才华，获得较高收入。这种现象，同当年的上山下乡是有明显区别的：第一，他们没有受到任何政治上的压力或政策上的限制，自愿下去，来去自由；第二，他们带技术知识和管理才能下乡，既有英雄用武之地，能够实现自身的价值，又给农村以最为实惠的支援，农民欢迎；第三，通过辛勤劳动，可以取得较为优厚的回报，生活越过越富裕。 城乡劳动力合理有序地流动，已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然。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经济和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度里，“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口号，依然是豪迈而光辉的。在社会主义崭新的时代里，人们会更好地继续发扬这个优良的传统精神，激励有志者在自觉自愿的原则下，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去那里大显身手，创造更美好更幸福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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