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云南知青大返城的举动
--与金大陆教授商榷
余 杰
因为上班，没有赶上《上海书展》金大陆教授签名售书活动，为此我专门去了一趟书展，买了金教授的《苦难与风流》一书。确实这本书对于知青的上山下乡道路作了极其精彩的回顾和总结，我是一口气读完了这本好书。
在这本书里，我看到了第452页上有一篇《关注更多不成功者的疼痛---金大陆教授专访记》，里面有“化成天下网”对于教授的采访。记者问道：“在知青运动史上，为什么云南知青比黑龙江知青更急迫地要回城呢？”金教授是这样回答的----
“这个问题很好。我在专著《世运和命运》的第一章中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在中国知青史上，闹回城闹得最凶的是云南知青，出事多的也是那个地方。因为到黑龙江去的第一批知青是老三届，很多都是高中生，文化素质比较高，学习成绩也比较好。开始的时候与‘苏修’在黑龙江、乌苏里江、内蒙那边有冲突，所以有不少人是满怀着理想过去的，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东北黑龙江土地富饶，交通很发达，从农场出来坐车一下就可以到达哈尔滨，然后直接可以回家，另外信息也比较通达。去云南的知青都是初中以下，年龄小，文化层次比较低。交通非常落后，跑到昆明坐几天长途车到达西双版纳，然后再坐几天车到下面基层。劳动、生活环境艰难，常常伴随着瘴气、蚊子、湿热，条件非常恶劣。云南那边频频出现解放军干部强奸女知青的事件。为什么？在东北，大家都过集体生活，年龄比较大，自控力强，而且穿得比较多。云南天气热，穿衣少，管理比较混乱。所以，强烈要求回城，甚至拦火车，集体下跪的是云南知青，到北京上访的是云南知青。”
对于金教授的这番解释我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1、解释云南知青大返城的举动是不是去云南的知青文化素质不高，都是初中以下的学历，所以对于回城就显得很急迫？有这样的因果关系吗？
2、云南知青大返城的引起难道与“天气热。穿衣少，管理比较混乱”、“交通非常落后”有关吗？
3、云南知青也是和黑龙江知青一样，过的也是集体生活。从军垦到农场，在形式上与黑龙江的知青如出一辙，云南知青能够奋起反抗是不是年龄小，自控力差造成的？
4、到云南去的知青是怀揣着“建设祖国第二个橡胶基地”的理想去的，难道就没有理想主义的色彩？ 等等。
我感到金教授在这里的解读，有一个致命的硬伤，就是对于云南知青历史了解的缺失；对于云南知青在1978年悲壮的奋起的历史成果和意义缺少了解。对此我就这一些问题提出，与金教授商榷。
一、关于去云南的知青成分的构成：
云南知青主体是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后来改为云南农垦总局。当时除了少部分上海老三届的知青被安置在云南各个地县插队落户，绝大部分是安置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主要的来源是从北京、上海、重庆、成都、昆明的青年学生。
据《云南省志·农垦志》载：1968年，云南农垦系统开始接收知识青年；1970年3月1日，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下辖4个师，32个团，分布于西双版纳、德宏、临沧和红河地区的荒蛮丛林，兵团先后接收知青10.4万人，其中北京8385人，上海4.76万人，成都1.67万人，重庆2.44万人，昆明7038人。
以北京知青为例，在云南农场有著名的“北京55人”的说法。最先抵达兵团的是北京人，他们是大串联时无意中闯进边疆的一批红卫兵，返京后即给当时的北京市革委会写了要求去云南插队的报告，几经转辗，报告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批示，“（李）富春、（余）秋里同志：可考虑这个要求，请与北京市革委会联系一下。周恩来”。1968年2月8日，列车载着55名北京青年奔赴云南。10个月后的12月22日，毛泽东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从此拉开上山下乡大幕。北京知青年龄差距很大。由于“文革”前他们接受过良好教育，有文化功底，政治敏锐，思维活跃，加上家庭背景等原因，在农场的岁月里起到了积极的中流砥柱的作用。
上海知青分两类，一类是城市青年，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的“12·21”指示发表以后，去了一批老三届的知青。这批人同样在“文革”前受过良好的教育。以后在农场里大都担任了各级领导，成为农场重要的骨干力量。到了1969年末开始，陆续去了一大批知青，多为69届初中生，也就是金教授说的初中以下的学生；还有一类是来自嘉定、宝山、青浦等县的农村青年。确实这些人的文化水准就更加低了。
其实，在云南的各个农场还有一批65届的重庆知青和成都知青，我们习惯叫他们“老四川”，他们是先于北京和上海的老三届知青到达农场的。1970年以后，从重庆和成都来的知青年龄最小，当然文化的程度也比较低。但生性耿直，敢作敢为，特别是重庆知青，他们少年时就见识了全国最大规模的武斗，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斗性格，兵团好几次惊动云南省革委会和昆明军区的大械斗，都是由重庆知青发起的。
上海知青周公正在我们云南知青的网站上有一篇专门论述云南知青大返城的文章《云南知青终结上山下乡运动探析》，他在分析云南知青的时候从文化的角度提出了“京、沪、川三大地域文化对云南知青的浸润”的问题，我感到这样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清云南知青为什么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他指出：“北京知青的深厚文化功底，好独立思考的政治见解，敏锐活跃的思维理念，有主见，爱议论，能‘侃’善辨，第一批自愿来到云南边疆（北京五十五名知青），也是知青觉醒回城的先行者。上海知青的见多识广，勤劳克俭，敬业务实，宽厚谨慎，组成了农场连、排、班第一线干部的基本骨干。四川知青（渝、蓉）豪爽耿直，吃苦耐劳，敢作敢为，那种天地不怕的好斗气概，涵养了云南知青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基本质地。京、沪、巴蜀三地文化造就了云南知青性格的鲜明独特，理念的差异、丰富、生活习性的不同交融在云滇这块土地上，经过十年的碰撞、摩擦、浸润、融汇逐渐铸就了云南知青的性格特征：思想敏锐、刻苦耐劳、敬业务实、善谋果敢、勇于抗争、善于认同。”
同样，在去黑龙江的知青中也是存在这样的成分结构，既有一批文化水平高的老三届知青，同样也有一批被金教授称为“初中以下”文化的知青。所以，文化的高低不是什么“急迫地要回城”的原因之一。
二、为什么云南知青会在全国率先提出要回城的要求？
按照金教授的观点，主要的原因云南的知青文化层次比较低、交通非常落后、劳动、生活环境艰难、频频出现解放军干部强奸女知青的事件。包括云南天气热，穿衣少，管理比较混乱。其实这不是云南知青在全国率先提出要回城的要求的根本原因。
造成云南知青这一举动的原因是有多方面的因素的，绝对是不能拿来与黑龙江知青来比较的。事实上也是无法作出恰当的比较的。
首先，云南当时的情况是 “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祸害的重灾区。什么 “划线站队”、什么“痛打落水狗”等等。在我们云南农场“奸污女知青”“吊打捆绑男知青”其惨烈程度在全国农垦系统是首屈一指的。1974年的时候还枪毙了几个现役军人。这一点，金教授也提到了，但是这个情况的出现绝对不是与什么“穿衣少、天气热”有着什么必然的关系的。据现在可查阅到的材料看：我们当时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在1973年因病残退回原地1596人，擅自返城647人，因公死亡31人，判刑52人，判死刑1人。这里不少是冤假错案。说到奸污女知青的事就更加厉害了，据当时的统计，云南兵团4个师2个独立团发生奸污女知青案件139起。以至于当时的中央领导人都很震惊，怒斥“这是国民党的行为”。还有就是知青的非正常死亡。到我们返城的时候，我们云南的知青在那里死了有1500人，其中上海知青有近千人。
其次是艰苦的生活环境，恶劣的劳动条件，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东风农场从原来的六个营（就是后来的分场）一下子扩展到十五个营。到处是“大干、苦干、拼命干”“活着干、死了算”“要胶不要命”的极左口号，连年的“大会战”。吃没有吃的，住是住在茅草房里。你干不动就会遭到无情的批判。这使我们这些17、8岁的年青人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生理上都获得了一种毫无人性的摧残。年复一年的“破草房”、“盐巴汤”、“烂泥路”，那里是我们希望的尽头。现在想想实在是有点后怕。物极必反，这是一个真理。压得太久了就会反弹。云南知青的大返城是长期以来积累起来的一种反抗情绪的大释放，是谁也无法阻挡的。
第三是在我们云南农场有来自北京、上海、重庆、成都、昆明各地的知青，也像黑龙江知青一样过着集体生活。周公正在他的文章里这样解释：“云南生产建设兵团隶属昆明军区建制，其前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四兵团陈赓部队的官兵为保卫，建设南疆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地转业创建的各国营农场，这一支诞生于大别山红军时代的英勇部队，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从山西转战千里，解放了大西南，为保卫，稳定祖国西南边疆作出了特殊功勋。这支部队的优良传统随着部分官兵转业农垦战线及其以后同知识青年的朝夕相处，血肉与共，而传承于广大知青，铸就了云南知青敢于抗争，勇于献身的风骨。”同样，黑龙江也是这样的情况，农场就像一个小社会。用现在时髦的语言来说，各地的信息畅通。特别是在1978年前后，通过各地的知青在各种渠道获得的信息源源不断的传到这里。虽然我们地处边疆，但是各种各样的什么“首长讲话”、“文件精神”、“政策落实”、“今冬明春回城”等消息无疑是一种“催化剂”使我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可以回家这样激动人心的大好事。加上我们从一开始就是在一种准军事式的屯垦体制下生活，几万知青高度集中，往来便利，通讯捷畅。这就为我们知青们的以最快的速度交流信息起到了其他地区知青难以做到的事情。那些分散插队落户的知青更加是不可能做到了。总起来说，一是有信息，特别是北京的知青来的消息最多，也最为可靠。二是有环境，1978年的政治环境已经与“文化大革命”绝然不同，大家已经无所顾忌的开始讨论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了。三是有组织，几万知青的相对集中。在这些条件具备的前提下，这场大返城绝对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我们在解释云南知青率先提出回城的要求的时候，要全面的、历史的、客观的进行分析，而不是凭借主管的一些意愿来作出判断。当然，最主要的是如何来评定云南知青的这个举动，究竟给全国的知青带来了什么？究竟为我们的国家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什么？
三、关于对云南知青大返城的看法以及知青理想主义色彩的问题。
我最不能同意金教授的一个观点的是，金教授在谈论云南知青这件事情上举了黑龙江知青的例子，为什么黑龙江的知青没有“闹事”，也就是说回城的迫切心情不如云南知青？理由是“在东北，大家都过集体生活，年龄比较大，自控力强，而且穿得比较多。”而云南的知青：“天气热，穿衣少，管理比较混乱。所以，强烈要求回城，甚至拦火车，集体下跪的是云南知青，到北京上访的是云南知青。”以此推理，云南知青没有过集体生活，没有自控力，年龄小不懂事情。甚至连衣服穿得比较少也成为一个理由。这样的解释是没有道理的。
关键是对于云南知青这一个历史的举动怎么看？
我们知道1976年10月是中国历史上永远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党中央相继为受迫害的老干部平反，恢复高考制度，召开科技大会，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等等，这一系列做法深得民心。但是一直到1978年，两年过去了，困扰千千万万家庭的知识青年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就在这个时候，国务院于1978年10月31日到12月10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产生了两个文件，即《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12月12日，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和通过了这两个文件。当天，中共中央以中发[1978]74号文件转发了这两个文件。这次会议有限度地制定了统筹解决知青的出路问题，但对农场知青规定是国家职工，不再按知青对待，不再办理病退、困退。这样全国当时仍在农场的近200万知青被武断剥夺了作为知青回城的权利，当时全国一片平反、落实政策之风，惟独农场知青仍要坚持“原地”，坚持“革命”。减轻城市就业压力，继续担起化解被林彪“四人帮”破坏国民经济所带来的恶果。面对如此不公正的境遇，云南知青奋起抗争理所当然。
在这个历史的关口，这些决定实在是无助于解决累积了十年的知青问题。积重难返，唯有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阻力，大刀阔斧的来一场革命！那么谁来带这个头呢？
1978年10月18日，西双版纳景洪农场10分场学校的上海知青丁惠民执笔写了《给邓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等三封公开信。6000多名知青联名上书，说出了广大知青深埋心底的声音，由于时任领导的冷漠、官僚、偏见，根本无视知青的合理要求，使事态迅速升温并蔓延席卷整个农垦系统，集会、罢工、绝食、卧轨，形成了当时谁也不想出现的局面――北上赴京请愿。请注意，丁惠民也是一个只有“初中以下”文化水平的上海知青。
不能否定在当时的情况下，丁惠民的举动是有很大的风险的。无论是农场还是地方，随时可以动用专政的工具来解决这个问题。从现在陆续披露的材料来看，当时的农场领导和西双版纳州的领导在事件爆发的开始确实存在这样的想法，只是没有付诸于行动。要不然，云南知青开大返城的先河的历史将会重写。从这个意义上说，丁惠民的举动实在是令人敬佩。已经将自己的生死命运置之度外了，在为知青的命运奋起的呐喊中完全抛弃了个人的一切私心杂念，我想这绝不是每一个知青都能做到的。不管以后的结局如何，在1978年的时候兴起的云南知青罢工请愿的事件中，丁惠民的历史功绩是永远会被历史铭记的。因为，他是第一人！
据现在披露的材料来看，作为当时的云南知青的领袖人物丁惠民是这样解释的：“ 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中央有什么动向，这一切，是从一封信开始的。写那封信时，只是觉得该写了”。写信，在当时我们的国家法制刚刚开始恢复的时候，是一种十分合理合法的手段。丁惠民说的：“觉得该写了”是对当时形势的判断和手段上的考虑。采用这种合法的手段也是当时知青们对于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可以采取的方法。丁惠民在信中列举了知青生活的困苦，反映知青运动造成的“三不安心”问题，认为局面已经“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团结”，希望中央领导能够重视，丁惠民说：“这封信还隐约表达了回城的愿望”。其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知青作为“文革”遗留物，虽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但有关部门一时还顾不上、也拿不稳。丁惠民说：“但全国都在拨乱反正，为什么对关系千百万家庭稳定的知青问题，却讳莫如深呢？”第一封信捺上300多个知青指印，寄往国务院。国务院按常规批转云南省处理，自然没有了下文。知青们没有气馁，又写了第二封信，发起者仍是丁惠民。在第二封信中，明确提出了回城要求。到12月初，联名信的签名超过万人，以它为媒介，在西双版纳6万知青中，一个以回城为目标的群体正在形成。在这次事件的一开始，知青们的一切行动都是在一种合理合法的范围里进行的。
当然，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当时的大环境已经不是“文化大革命”那种令人窒息的政治环境了。1976年10月“四人帮”的粉碎，开始了共和国历史上全面拨乱反正。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在全国出现了一个思想解放、政治昌明、人民实话实说、国家百废俱兴的大好局面。特别是中国青年报评论文章《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使广大知青获得了精神上的支柱。在这种大势下合情、合理、合法的提出“我们要回家！”的口号（这是知青唯一的、也是最低的要求），理所当然地成为大家统一行动的纲领。
今天我们再来回顾这一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作为知青的“对立面”的各级领导的麻木和迟钝。先是极力阻扰，接着是威胁恐吓，然后是耐心倾听。最后是彻底“缴械”，承认知青的要求。1979年1月1日，国家农垦总局发出1号文件，承认知青请愿代表团性质合法，同时强调应该复工。1月10日，代表们终于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接见者是新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被接见的代表限定为10人。
周公正同志在《云南知青终结上山下乡运动探析》一文中总结的十分精辟：“云南知青返城问题的圆满解决对云南知青应该自豪的是事实证明了他们在十年的艰苦磨炼中已从少不更事的孩子成长了、成熟了，知道了把自己的命运同祖国的命运紧紧相连，把自己的愿望同人民的愿望结合起来，在国家法律范围内寻求自己解放的途径，不管当时何种议论、何种情绪、何种躁动，他们善于团结组织、注意方式策略，因势利导，运筹谋划，着眼‘实惠’的人文精神，把握住主流，把握住整体，把握住大方向在理性的抗争中行进，保证了返城风潮在有理、有利、有节的通道中进展。”
从1978年12月开始，中国有了新的希望和动力。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云南的知青率先举起了为自己的命运而奋斗的大旗。从此，历史有了新的记录----创造了人数最多，时间最长的集体罢工和请愿的活动，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是前无先例、后无来者；创造了与当时的国家政策对抗的、反映知青渴望回家愿望的进京请愿的举动，震惊了全国和世界；创造了敢于冲破“两个凡是”枷锁，勇于追求真理的，捍卫自身的权利可歌可泣的英雄般的壮举。这绝对不是仅仅是迫切要求回家的问题。
另外，关于云南知青的理想主义色彩的问题，金教授举了黑龙江知青的例子。同样，我们云南知青也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反帝反修”国策的感召下，各地知青怀着“种出争气胶、气死帝修反”的雄心壮志的神圣使命感，以无私的奉献、青春的活力，屯垦戍边、拓植胶林。对此，周公正说：“所以云南知青拥有博大胸怀和深邃目光是不无道理的，实践证明：我国农垦事业五十年，能为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并能有效转型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概也就是云南橡胶农场了。”这一点可能是金教授忽略了。
顺便说一句，“化成天下网”的记者提出的问题，拿黑龙江的知青与云南的知青比较，其实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可以这样提出问题：为什么云南知青会率先提出大返城？这样就不需要金教授来对比两地的知青了，也就没有我这篇商榷的文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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