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知青文化” ——在《云南知青文化研讨会》的发言 石鹏飞
关于“文化”
“文化”的定义，说法很多。西方的“文化”一词源于“种植”，中国的“文化”一词源于“纹身”，无论“种植”或“纹身”，皆后天所为。我有一个看法，“文化”就是“人化”。文化划出了人类与禽兽的分野。文化带有后天性，所以，拉屎不是文化，收拾屁股才是文化。从这个意义上界定，文化乃“人类后天习得之总和”。文化有广狭义之分。狭义的就指唱歌、跳舞、写诗、作画等。现在谈文化，往往是广义的。广义文化有各种分类；如以地理看，有大陆文化、海洋文化；如以社群看，有都市文化、村社文化；如以年龄看，有老年文化、青年文化；如以时段看，有旧文化、新文化……等等。但从逻辑结构去分析，它可以分为物态、行为、制度、心态四个层面。
关于“知青”
“知青”这个概念也有狭义之区别。大而言之，知青就是指有学养的青年；小而言之，知青特指文革中因学业中断从城市出发而大规模地上山下乡（或插队或到农场）的一批人。这跟毛泽东的12.21指示有关，毛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如今讲“知青”，就指此。有些知青未上山下乡，留城了，恐怕不具有这个资格。
关于“知青文化”
开头讲了“文化”，接着讲了“知青”，两个概念相迭（用“大文化”概念去加“小知青”概念），我们可以谈“知青文化”。我的理解，研究“知青文化”，就应该立足于这个特定的时段、特定的阶层去全方位地研究它的生成、展开、变化和衰落的过程，并从中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来，或扬或弃，为后世的治国理政提供经验和教训。
为什么会运动式动员（后来是强制）知青大规模地上山下乡？从理念上去寻找，这与毛泽东的“民粹主义”思想成分有关。落实到当时的具体背景，我的研究，以政治言，是毛煽起了知青的理想、浪漫、逆反的情绪，在打倒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痛感其失控而下的对策。以经济言，则是知青巨大的就业压力。其时，高考取消，就学之路堵塞，工厂混乱，这样，农村便是一个库容极大的“广阔天地”，可以缓解这个压力。或问：“民粹主义”是走“与工农结合”的草根路线，那为什么不与“先锋队”的工人结合倒反要与有“严重问题……”的农民结合呢？这问题提得好。我在寻思，这大概是工学结合，集聚都市，能量大，容易滋事，而农学结合，结构松散，能量小，不容易酿成全局式的震荡思路所致。倘然进一步地去推究，从毛本人的经历来看，其农村情结要比都市情结浓郁很多。毛有一句名言，不就是“山沟沟里可以出马列主义”么。
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这就氤氲出纷纭繁杂的“知青文化”。不能否认有的知青是怀揣着改造中国的雄心壮志而去的，但毕竟少数。更多的知青在城乡二元分治格局的巨大落差中感到失望、沮丧、愤怒因而反抗（隐性的和显形的，间接的和直接的）。随着毛去世，“文革”终止，城市知青开始大撤退（撤退是从云南版纳开始的。知青的撤退是“文革”事实上终止的开始。云南知青“敢为天下先”而撼动全国政局，这是云南历史上极重要的一章，其意义可与蔡锷护国、西南联大倒蒋相比，很值得研究），于是，大规模的城市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就划上了句号。但话又得说回来，怀揣改造中国的雄心壮志少数知青，欲建构新农村，其功不可没。而更多数失望、沮丧、愤怒以至反抗的知青，为了保持自己原来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准，沟通城市，融合贫富，也给穷乡僻壤带去了现代文明的火种。我一直在想，这是不是十年“知青文化”的全部内涵？
在这里，我不妨表明一下自己的观点：“上山下乡的方向，我不反对，作为发展中的国家，知识不上山下乡去开发和启迪民智，行吗？但对大规模的运动式的城市知青上山下乡（无论“去”或“返”，“返”是对“去”的反弹和惩罚），我不赞成，因为这是极左的“文革”浩劫的一个重要构成；至于“接受再教育”，我绝不认同。在我看来，“接受再教育”的号召是“弃智主义”、“反智主义”的衍化（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城市知青到农村去，仅仅是“接受再教育”？仅仅是接受毛自己说过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农民的再教育么？起码是互相教育，“民粹”和“精英”的互渗互融吧。“知识的工农化”是回到起点，强调实践，而“工农的知识化”则是趋势，是方向，体现了“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跃进。两者有历时性。我在农场八、九年，是上了“知青大学”的，据我的观察，知青到了后期，基本上垄断了农场的上层建筑的很多领域，这不是对单向度地“接受再教育”的最好的嘲讽么？因而，我还在想一个问题，假如当年知青能得到安抚，最后并不潮来潮去，一片空寂和悲凉，作为边缘省份的云南现代化会不会提速呢？当然，历史已“俱往矣”，是不可能假设和逆转的。
把握了“知青文化”的内涵，我想我们可以对其予以从物态、行为、制度和心态层面上作全过程的精细研究。
时间关系，我只想就“知青文化”的心态层面谈点看法。
所谓“心态文化”，包括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两个层次。前者指知青的潜话语和显话语，潜思想和显思想，譬如日记、家书、歌谣等。后者则是通过著作、论文等方式对知青的社会心理梳理化的结晶。这里，我也只想谈谈后者——知青的社会意识形态，也就是一些知青当事人所写的书。我读过的知青书，可概括为两类：一以邓贤的《中国知青梦》为代表，把城市知青上山下乡描绘成下地狱；一以张曼菱的《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为代表，把城市知青上山下乡描绘成上天堂。这两类作品都有偏颇。（邓贤后来有修正，他在昆明签名售书时又讲“青春无悔”了。而张曼菱不知为什么不在“美丽的地方”呆一辈子，却“死也要上大学”，进北大深造了）。我的经验告诉我，城市知青上山下乡就是“在人间”。“在人间”，换句时髦的话说，就是另一种生香活色的“原生态”。我在农场的九年，坎坷不断，可说是“水里泡过，火里烤过，血里浸过”，光政治风浪就遭遇了三次。可我的农场就是“我的人间”。我若是一般意义的城市知青，我开始了解中国的国情，从此再不去做玫瑰色的梦，抛弃了伪理想；我若是先进意义的城市知青，则我要为中国的繁荣、富庶、民主、和谐而奔走呐喊，坚持真理想。所以，我多次与采访我的记者谈到，我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于版纳的竹篱茅舍。我青春无悔。不过，我“无悔”不能泛化为所有知青都“无悔”。坏事变成好事，要讲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主体”的努力，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消解苦难，就是学问和财富。把坏事说成就是好事，岂非不问是非？是一种心怀叵测的伪饰。对于很多城市知青，他们蒙受了无数的苦难，我一直怀着深深的同情。
我还有一个看法，研究“知青文化”，还需要把它置于横向的网络中去思考：譬如城乡文化的碰撞和融汇；譬如汉民族文化和非汉民族文化的碰撞和融汇；譬如他者文化和本土文化的碰撞和融汇……其实，大规模的城市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也是一次移民运动，我希望能出现在这个视角上的社会学和文化学领域的成果。
几点建议
在目前，研究“知青文化”，似乎还是个禁区。“知青文化”与“文革文化”相联结，“文革”在理论上已被彻底否定，但“文革文化”研究仍然是有关方面心中一个永恒的痛，巴金老人倡议筹建“文革博物馆”以唤起我们民族的忏悔意识，但千呼万唤不见出来，就是明证。不过，历史就是历史，它既不可能任人打扮，横涂竖抹。也不可能永远被雪藏冰封。在这种尴尬的状态下，怎么办？我提几点建议：
一、更多地搜集史实，为研究“知青文化”打基础，也为更长远地研究“知青史”打基础。司马迁撰写《史记》，当时也不能出版，可他忍辱负重，“述往事，思来者”、“藏诸名山，传诸后人”，到底结凝成“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彪柄千秋。
二、与有关方面多沟通，寻找共识。我以为，城市知青身上的“吃苦耐劳”的精神，“理想主义”（尽管有“乌托邦”色彩）的操守，乃至“怀旧恋土”的情结，也跟时下倡导的精神文明相容。若干年前，我曾在报上呼吁开辟“知青旅游线”，让知青带着自己的孩子去转悠转悠父辈们创业的地方，这不就是很好的国情教育，历史教育和传统教育么？拓展一下，在新的时代氛围中，还可鼓励其子女到那些地方用资金、科技、文化等新手段去“二次创业”接续香火，这不是有关方面所欢迎的么？求同存异，扩同化异，让“知青”这个资源再度变成建设现代化中国的构成。我始终相信，有朝一日，“知青文化”研究一定会从边缘走进中心（我最近看了很多党史、军史片，像《开天辟地》，《井冈山》等，拍得都很真实，这类片子往往在重述历史的过程中逐步还原了历史，很受启迪和鼓舞）。我的自信源于哪里？因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孙中山语），中国这艘航船毕竟已经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天宇下启锚了！
注：作者系上海知青，1968年12月赴西双版纳上山下乡，1977年考入云南大学中文系，现为教授。
（转载《浦江情》论坛2008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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