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0月31日接自延安知青刘和明发给我的邮件。今转载于此，供有志于“知青文化探索”的朋友们一起参考、讨论和商榷。
大江东去
以科学发展观重新审视”知青文化”所具有的社会价值
--写在北京知青在延安插队落户四十周年之际
延安 刘和明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中国大地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促使全国上千万中学、大学的知识青年，结成一支浩浩荡荡的“红色大军”，走进广大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与工农相结合”的社会实践活动。正因为是一次“声势浩大”的社会实践活动，自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文化，即中国“知青文化”。
党的十七大系统阐述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为我们重新审视“知青现象”、认识“知青文化”所具有的社会价值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那个时期的“知青文化”本身带有浓烈的“时代特征”。那批知识青年在“文革”“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大动荡年代，面对国家社会经济“行将崩溃的边缘”，能有一种高涨的“革命热情”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为化解国家社会经济“行将崩溃”的隐患、减轻国家城市就业压力，迈出举足轻重的一步，的确为国为民解了燃眉之急。在那个年代，上千万知识青年激情汇聚，把一切歧视中国农村、农民的传统思想观念，砸了个粉碎，以上山下乡为荣，以一种无比崇高的历史使命感，以一身无穷的革命精神力量，坚定地走进条件艰苦的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尽管广大农村贫穷落后，农业生产又“苦”又“累”，但他们在党和政府的关照下，在广大农民乡亲的热情帮助下，上千万知识青年与身处中国最艰苦地域的一线农民融为了一体，为“改变中国农村的落后面貌”努力奋斗，难能可贵。他们本来正值“学校求学”的年龄，却早早地走进了艰苦的社会实践活动，走进了“特殊的社会践行环境”，头顶蓝天背朝天，血汗洒在了祖国的山山川川间。这一代人，出生在贫困的建国初期，哺育在国家的困难时期，成长在“文革动荡”时期，从事社会活动的起始就步入了“艰苦的插队落户时期”。他们分担了国家苦和难，他们承受了国家艰难困苦时期的一切，他们以一腔热情实践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国家理念，与广大农民乡亲结下了终生难以泯灭的“乡土情结”。知青与广大农民乡亲结下的“乡土情结”，为他们的继续成长、练熟处理社会事务奠定了坚实的人生处世、社会活动基础。他们因有如此丰厚的社会阅历，在妥善处理人生事务时以其所积累的丰富经验，才使他们之中涌现出一大批中国当代闻名的科学家、艺术家和政治家。他们每每回顾人生，也无不为自己有此“艰苦经历”而感到自豪与骄傲。我们把此所形成的社会实践积淀，亦视为一种社会精神财富和社会文化形态，即本文所要重新审视的“知青文化”。
一、“知青文化”源渊之思考
当中国革命处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首先在“革命文艺”领域倡导中国“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从而产生了一大批“宣传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和国家栋梁之材。1946年3月，毛泽东同志更是将自己刚从苏联回国的亲生儿子毛岸英，交给一名“陕北的劳动英雄”拜师务农，可以说，毛岸英是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农村“劳动英雄”再教育、艰苦锻炼的第一人。毛泽东称之为“上劳动大学”。随着全国的解放，中国共产党在关怀老知识分子的同时，对培养新中国的知识分子亦下了很大功夫。建国初期，国家已在着手培养大批新型社会主义建设知识分子，鼓励、引导广大知识分子到工厂、农村、军营服务于社会，已把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社会实践纳入了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长远规划。20世纪50年代，天津市就组织了7800多名城市中小学毕业生到郊区县农业社插队；1963年6月29日至7月10日，周恩来总理在听取中央安置领导小组有关青年学生安置工作汇报后讲道；“插队本来是小平同志提议的，我赞成”。他讲：“实践证明，只要我们一号召，就会到处有人响应。15年内把我们的生产队办好，每队只要安置两个劳动力，好的队还要多安置几个。而且这种安置法给农业生产带来了文化。要把城里人下乡参加农业生产造成一种社会风气”。周恩来同志还着重指出，今后15年内动员城市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要求各大区和各省、市、自治区都要作长远打算，编制15年安置计划。今后安置的方向是插入人民公社生产队，其次是插入国营农、林、牧、渔场，再次是扩建、新建国营农、林、牧、渔场（见候隽主编的《知青心中的周恩来》）。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国家安置知青的规划、构想，与“文革期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两个概念。可以说，“国家安置知青下乡”，在“文革”前已连续召开过8次专门会议，“安置知青”是国家“从容规划、进行”之举。从1967年7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社论，北京等地一些知识青年自愿要求下乡插队，到1969年建国20周年大庆时，全国各地派出314名下乡知青代表进京参加大庆观礼，其中30名代表还登上天安门与人民领袖毛泽东骄傲地站在了一起，“知青上山下乡”是在国家有规划地有序进行之中。此时涌现出河北宝坻的邢燕子、侯隽、江苏盐城的董加耕等，他们所展示的“知青文化”处处展现的是“国家主人建设新农村”的新气象；而“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则是国家从“政治理念”出发，社会需要尽快安置庞大知青队伍就业且无法正常规划安置的被动之举。
从1966年“文革”始，到1975年初，国家数届大中专毕业生，由于“抓革命”，学业废滞，人员积累数量庞大，社会经济发展又严重停滞，可安置城乡就业的地方根本接纳不了如此庞大的安置对象。这时“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毛泽东同志的号召，在“文革期间”那是何种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到了1969年年底，北京27000多名知识青年奔赴革命老区延安插队落户。在“政治理念”所驱动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使革命老区的农村应接无暇，国家的支持措施一时还不能完善。在这种状况下，1970年春节，周恩来总理在与回京探亲的延安插队知青交谈时，不时为老区的贫困、落后，以及知青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深感不安。中央立即采取措施，要求省、地、县各级党政机关下大力气去解决这些问题，全国各地上千万上山下乡的“知青”生产、生活问题，亦受到中、省、地、县及农、林、牧、渔部门领导的高度关注，亦为“知青”生产、生活及个人发展，做出了巨大努力，亦收到了较大成效。我们所讲的“知青文化”就诞生在这批知青与贫穷、落后作斗争、与广大农民乡亲同甘苦、共患难的社会实践过程之中。其中不乏有“立志扎根农村干革命，勇于建设新农村”的杰出知青代表和积极分子，他们的艰苦创业精神和推动农村社会发展的赫赫功业，已镌刻在广大农村的山川河谷间，铭记在广大农村乡亲的心坎里。“知青乡亲情结”成了“知青”和“农民乡亲”的共同精神财富，已成为写在中华大地上极其珍贵、永不泯灭的“知青文化”新篇章。
二、“知青文化”的社会价值
有人怀疑“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产生于“十年文革”时期，是以“政治运动”的形式强加于知青所形成的社会现象及活动，能否予以正视,疑虑重重。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早就告诉我们，对待不同历史时期的事物发展，要以其历史背景、史实发展、客观存在为依据，实事求是看待历史问题。
“文革动乱”是历史事实，而不是说“文革动乱”时期中国人民就没有干有利于社会发展、造福于广大人民群众的事情。无论在什么时期，只要有众多的人群为改变穷山恶水、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就应该去颂扬他们，以他们为榜样，传承他们的创业精神，以为今日中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贡献力量。中国“知青文化”就应该是那个“动乱年代”所形成的、与广大农民群众血汗相融的一种先进文化代表。随着时间的推移，“知青文化”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所产生的、具有中华民族创业精神的文化现象，将会彪炳史册。无论它产生的政治背景、运动方式众说纷纭，其“出发点”千差万别，其当事人感受也有区别，但作为社会发展史上的一种社会现象，它推动了中国农村社会的向前发展，与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息息相关，且推动了他们人与人之和谐发展，我们就应该理直气壮地肯定它的积极作用。
有人对“知青文化”的内涵“十分茫然”，实质上是对“政治气候”存有疑虑的具体表现。他们对“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期间，知青大搞科学种田、培育良种、制菌肥、办夜校、建沼气池、广播站、办水电站、修堤坝、改造基本农田等传播现代文明的先进事迹，和知青与农民乡亲同甘苦、共患难所结下的深厚情谊，感动至深。可以说，“知青”们把可贵的青春和热忱，献给了中国的广大农村及农、林、牧、渔场，并创造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业绩，有的把一生乃至年轻的生命永久地留在了那里，我们还不能为他们所创造的“知青文化”予以肯定吗？甚至我们今天许多有成就的政治家、艺术家、企业家、科学家，就是在其“知青生活积淀”的滋养下，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引领中国社会各方面事业不断前进。这些活生生的事实不足于承认、肯定他们青春时代进行艰苦创业所形成的“知青文化”吗？
笔者亲历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走出校门的第一天起，就立志要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从插队的第一天起，就想怎样“改造山河变面貌”。“知青生活”使我熟悉了陕北农民“和土疙瘩打交道”的艰难生活，一方面感知到中国农民祖祖辈辈勤劳善良、纯朴敦厚的优秀品格，另一方面，领略到农民保守、现实可塑的一面。要让农民相信你、支持你，你就得“做出来让他们看”。许多知青先进分子就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带领农民乡亲去干，搞科学种田得拿你的科学实践成果和他们种出来的相比见益，搞沼气得让沼气燃灶口、点夜灯，搞水利、改良田得让庄稼长得比往年要好。不在你政治学习会上讲得多好、调子唱得多高，也不在上面领导讲得多少，看得是你“做出来的如何”。天长日久，农民乡亲能“品”出来你能干什么。当年许多优秀的“知青”就是“干”得让农民乡亲“服了气”、“认了峁”，农民乡亲才能选他当队干部。这些人中大多数都成了我们今天时代的佼佼者，或从政，或从商，或从艺，或从军，始终彰显出其非同一般的才华与智慧。他们的人生价值，在“插队”时即初显端倪，在步入浩瀚的人生社会后，更如鱼得水，勃发生机。有的“知青”在“第二故乡”受益，益盖一生。在他们的人生价值显现上，让人不得不承认“知青生活”积淀所起的巨大作用。
“知青文化”所具有的社会价值正在逐渐显现出它特有的品格。首先是“知青文化”的创立者们熟识中国农村基层一线农民的社会生活状况，懂得了“中国农民、农业、农村”是怎么回事。谁亲身经历了他们的苦和难，感知了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穷则思变”，谁就会认识到其价值无可估量。
其二是“知青文化”的创立者们“穷则思变”所激发出的创业精神，在“插队”时就崭露头角，在进入新的社会领域后，即大放了异彩。在“插队”时与农民乡亲一同战天斗地，在新的领域借助比农村艰苦环境好得多的有利条件，更是一显身手，显现出其不凡的人生价值。
其三是“知青文化”的创立者们不是少数个体的邂逅相遇，而是一面大旗下上千万之众的、人生经历非常鲜明的庞大群体。“上山下乡”值得他们每每回味细嚼，值得他们为自己的活动自豪与骄傲。正因为有了如此经历，他们才彰显出处世、做事、创大业的成熟与干练。有哪个“知青”事业上的成功，能不计自己“插队经历”的付出与积累，能不感恩“第二故乡”的磨砺与磕碰？尽管“知青”个体后来的处境、功业成就不同，但他们在“第二故乡”所得人生感悟、受益是相同的，其所产生的社会文化价值是历史性的，其庞大群体所产生的社会作用是无可估量的。特别是“知青”中那些仍在创造科学发展新业绩的有识之士、国家栋梁，对中国城乡发展状况了如指掌，他们为中国这个农业大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利益，人民放心，其价值将彪炳史册。
三、“知青文化”是中国先进文化的一部分
人类文明社会发展决不会再次出现如此庞大的群体，长居如此艰苦的生活境地、抱有同一个信念、开创同一个益盖国土的功业。尽管有人抵毁“知青上山下乡”为“变相劳改”，但稍有良心的人，亦可清楚地知道，这些“知青”牵动全国多少个家庭和其亲人，党和政府想了多少办法，照顾他们的生活，各地党委安排“知青上山下乡”尽量选择条件较好的地方，安排他们专门的学习和调整时间，引导他们和农民乡亲打成一片，让城市文明点亮落后山川，让传统文化接受时代新文化的陶冶，他们为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开了历史先河。这些“知青”中，不乏中央高干子弟，不乏各级领导干部的子女。周恩来总理之侄儿周秉建插队锻炼两年后参了军，总理又耐心地说服她重返内蒙锡林郭勒盟草原。这能说周恩来总理要“劳改”侄女周秉建吗？能说如今的那些有“知青”经历的科学家、专家、企业家、艺术家、政治家都是被国家“劳改”过的人吗？那些长年生活、成长在广大农村的农民乡亲又是属于什么人呢？应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成才之道”所称“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肌肤、空乏其身”正是他们的具体写照。
“知青文化”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一代知识青年艰苦磨练、执意创业，与中国农民一道改变穷山恶水联结的深厚情谊和创业精神，已经为其在人生成长道路上产生了巨大作用，其参与社会各项活动所拥有的社会经验，为其后半生的成熟与成就，为其感知、理解、促进解除中国农民的疾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只要能像当年“知青”一样感知、理解、关心农民、农村、农业发展，推进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才会较快出现一个又好又快发展的新局面，才能使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引领中国经济社会较快步上科学发展、全面小康的康庄大道。
二〇〇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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