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的话：国家发改委、民政部、国家卫健委近日发布《关于建立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点联系城市机制的通知》提出，争取到2022年在全国发展一批创新活跃、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老龄化进程相适应的地区。民政部预测，“十四五”期间，全国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中国现有养老机构能否照顾好这些老人？为什么被认为是朝阳产业的养老行业缺遭遇盈利难？《环球时报》记者日前走访了北京及周边多家养老机构。
疫情中，我们没一人感染
“我以前是学幼儿教育专业的。现在在养老院的生活感觉就和幼儿园大班差不多。”93岁的郑奶奶口齿清晰，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她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自己2017年入住北京首开寸草亚运村养老院，这里每天会组织两次集体活动。早上9点到10点，先做回春操，然后做“开火车”等游戏。下午3点到4点，可以画画、唱歌、捏泥、打乒乓球。郑奶奶最喜欢玩“数字油画”，画了好几幅。“这里玩的游戏跟幼儿园小朋友差不多，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比家里热闹”。
老伴2015年去世后，郑奶奶就搬到小儿子家。白天，儿子儿媳上班后，屋里空空荡荡的，老人出点事都没人知道。“刚开始我没想过住养老院，后来我去养老院探望一位老同事，她104岁，在那过得挺好。为了有个伴儿，我2016年就住进那家养老院。”但那里没有单间，郑奶奶换了几个室友，始终因为生活习惯不同休息不好。2017年，首开寸草亚运村养老院开业，她发现这里环境很好，还有单间。虽然价格比之前的养老院贵了近一倍，每月1万多元，但她还是决定搬过来。
 没有疫情时，儿子儿媳每个礼拜来接郑奶奶一次，回家住几天。“我在这里住习惯了，都不愿意回家住。儿子把家里的大床让给我，可我想找个扶手都没有。这里的床都有扶手挡着，翻身都掉不下来。还有，在家里，总不好意思让儿媳妇给我倒洗脚水吧。”疫情后，郑奶奶没跨出过养老院的大门，“外面的人不能进来，里面的人不能出去。我们就像进了保险柜，没有一个人感染”。
郑奶奶告诉记者，她们姐妹三人分别住在不同的养老机构。大妹妹住的是公立福利院，便宜、房子大，但没什么护理服务，也很少组织活动。小妹妹夫妇住在河北一家养老院，房子挺好，就是太远。“我儿媳妇说，住养老院一定要选近的，他们来看我开车10分钟就到了”。
 “我戴的这个东西，是呼叫器，这里每个老人都有。有事一按它，服务人员马上就过来。”与郑奶奶同龄的樊爷爷在2019年老伴去世后入住首开寸草。他指着脖子上戴的呼叫器对《环球时报》记者说，院方要求，老人晚上起夜必须呼叫服务员，以防老人睡得迷迷糊糊摔倒。“晚上每层楼都有人值班。服务员过来会给你开灯，上完厕所后帮你盖好被子。失智的老人会戴个手环，只要一走出这个楼，对口服务员就能马上响应”。
据北京首开寸草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常宏玲介绍，该院只有50张床位，入住率80%左右就可以实现收支平衡。目前该院已住满。有个别老人退院，马上就会有排队的老人住进来。这种入住率和盈利水平较好的养老院在北京并不算多。“现在北京养老院的床位空置率在50%以上。有些远郊区县项目体量较大，入住周期较慢。一些服务、环境较差的机构，入住也比较慢。”常宏玲表示，目前中国的养老机构基本上30%属于微利经营，30%收支持平，30%亏损。为什么被普遍认为是朝阳产业的养老产业会出现这样的盈利反差？“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老年群体未富先老，很多老年人的支付能力不够。同时，养老机构的经营成本又降不下来，就形成了矛盾。”常宏玲说，养老机构有两块经营成本较高，一是人力成本，一是租金成本。有些重资产机构的物业是自己买的。只有真正把土地问题解决了，才能做到普惠养老。“最大挑战还是人才。中国养老产业高中低人才梯队都是缺失的。这并不是说护理工作的劳动强度有多大，而是如果整天面对失智老人，心理压力会比较大”。
常宏玲认为，中国的养老产业还属于刚起步阶段，没有实现规模化。老年人的文化、教育、健康、旅游、日用品、保健品、金融等产品还不完善，未来有很大发展空间。“中国有特别庞大的老年人群基数，很多配套产业都将随着老龄化的速度得以快速发展”。
美籍华人创业者讲述：中国养老业的过去十年和未来十年
“十年前，很多人认为要在好山好水的地方投建很牛的养老公寓，老人都会愿意入住。事实证明这是错误的。”天津陶乐家养老服务公司创始人、80后美籍华人井然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行业的普遍认知是，消费者尤其半自理群体首先考虑的是养老机构与家的距离。“他们本身不希望离开家，如果非要离开当然希望离家近。这不只是物理距离，也是一种情感距离，他会觉得这里还是自己熟悉的地方。”陶乐家在天津有6家机构，都设在居民区中。《环球时报》记者参访的机构位于一个小区的二层别墅中，里面住着18位老人。走进一层活动室，很多老人坐在轮椅上晒太阳，还有人在打台球。97岁的崔爷爷一生从事民族音乐教育。那天，他用二胡演奏的《赛马》，收获了老人们的热烈掌声。
据井然介绍，老人家属大多住在两三公里内。社区内的养老机构运营成本相对较低，因为物业租金较便宜，小区里的社区医院、菜市场等生活配套很齐全，不用自己去建。“客户的消费能力有限，每个家庭赡养老人的经费也很敏感，所以我们就倒推计算，如果这个项目每人每月收4000元，应该投入多少成本。陶乐家在天津的6个项目，价格从每月2000元到1万元不等。每个项目都是根据这个地区消费者的接受程度，因地制宜做适合的产品”。井然称，目前，很多知名养老机构都在一线城市。实际上，一线城市老龄人口占全国老龄人口总数不到10%。而一线城市养老机构已供大于求，真正需要服务的是遍布全国的二三四五线城市，“我们希望把成本做到很低，将自己摸索的服务模式复制到全国”。
“如果把中国养老产业的发展跨度放到十年，就会发现，这十年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虽然中国养老机构学习很多国外经验，效率更高、品质更好了，但本质上整个行业的痛点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十年前招护理员难今天同样难。最大的变化是源于政府行为，一些城市开始试行护理保险制度，老人住养老机构，有些费用可以走医保了。”井然认为，在市场层面，有可能对行业产生颠覆性改变的，是机器人的应用。“有一天，机器人将取替人力，从事养老行业最基本、最普通、最流水线作业、最不需要人性关怀的工作，而让人力去做更有意义、更具创造性、更能满足老人精神需求的工作。比如带老人玩，让他精神饱满。我认为十年内，一定能看到这种变化”。
井然希望中国继续保持开放、包容、创新的思路去发展养老产业，鼓励多元。“不要越来越标准化、同质化，变成一家独大，那是最糟糕的。任何模式的存在都有它的价值。现在各行各业都觉得养老产业很吸引人，因为它有很多想象空间。我们应该保持这种优势，探索到底什么才是老百姓最需要的”。
认知症老人照护，市场需求大
吴阿姨71岁，认知症（老年痴呆）症状非常明显，经常怀疑别人，甚至骂人、砸东西。“吴阿姨刚来到这里只因吃不惯北方饭菜，就要拿着垃圾箱打人。一年多后，虽然她现在还会发脾气，但情绪平稳很多。经常参加集体活动，也喜欢照顾别的老人。”天津MCS中福生态城认知中心院长长谷川告诉《环球时报》记者。
在天津的这家机构，完全复制了日本认知症照护之家的形式来运营。共设14个房间，有单人间，也有双人间。记者看到，这里的走廊很宽，两个轮椅双向运动都绰绰有余，走廊和房间里都设有扶手。所有的门都是推拉式的，老人只需轻碰一下就可自动开关。
 研究发现，认知症老人在情绪稳定的环境下，生活质量会得到很大提升。“我们有一套完整的情绪预测体系。首先要找到老人发脾气的原因，情绪不稳定很可能是因为老人无法表达的一些想法积蓄在心里”。长谷川称，比如，有别的家属来探望，吴阿姨自己家属没来，心里可能会有孤独感。我们就和她聊一些别的话题，给她找些事做。这里有的老人不喝水，我们就会说，吴阿姨帮我们看看怎么能让她喝水啊？吴阿姨会热心地帮我们出主意，并积极性很高地去做。这些都要在老人日常生活中详细观察”。
长谷川表示，在日本，85岁的老人中，每2人就可能有1名认知症患者。中国认知症发病率也很高，普通家庭很难照护，对相关专业照护机构有很大需求。但目前中国对认知症照护的经验比较欠缺，相关专业照护机构也很匮乏。日本的养老服务划分得很细。针对普通老人、失能老人、认知症老人都有专门的照护体系和机构。这主要得益于日本有比较完善的护理分级和保险体系支撑，一般老人只要承担10%的费用，就能接受相关养老服务。另外，针对离职率高的问题，日本政府会对拥有护理资质的员工达到一定人数的养老机构给予补助。
该养老机构运营部主任王辉认为，对于中国养老产业的未来，目前行业内看法一致：这是一片蓝海。因为市场需求在井喷，70后80后独生子女的父母慢慢步入养老刚需行列。同时，中国家庭收入水平也在逐步提高。随着天津等城市的长护保险试点落地，未来行业总体经营状况会比现在好很多。但毕竟养老产业有公益属性，不会像其他行业有那么高的利润空间。它会是一个比较稳定和持续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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