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四风和八项规定能不能持久，基层的眼睛盯着中央。中央如果能坚持下去的话，下面就可以做到。”
2月初，中央纪委通报了4起纪检监察干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案例；2月28日，中纪委常委会更是通过了《关于公开曝光纪检监察干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案件的通知》。 无论是查办案件总量还是大要案数量、落马官员级别，说纪检监察系统2013年掀起了一场“反腐风暴”似乎并不夸张。在外人看来，这是纪检监察系统高歌猛进的一年。 “反腐风暴”终究只是人们看到的表象。只有那些身在其中的人，才明白过去一年里，纪检监察系统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萍乡市纪委书记徐志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13年查办案件的力度比往年大，“我们整个保持了高压态势”。 这和2013年纪检监察系统的职能转变有着密切关系。“强化主业，精简副业”，这可能是2013年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句话。 自从2013年初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提出“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后，职能转变就提上议事日程。
 中部省份一位地级市纪委书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纪委的核心工作就是反腐败，教育职能不是纪委主业。”过去很多专项治理，会成立很多临时机构，如医药、教育领域不正之风整治等等，纪委都要参加领导小组，治理行动都要纪委牵头，结果其他部门被动接受，甚至有抵触情绪。 天津市纪委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很多工作要纪委的人参加，有的是出于尊重，有的是想把纪委当成“挡箭牌”。天津静海县纪委的一位纪检干部曾经告诉他，连植树补贴检查这样的工作，纪委也要全程参与，和林业部门一起出去测量指数面积、核实成活率，然后像监理一样在记录上签字。“只要我们去了，以后出了事，人家就说纪委的人也参加了。” 天津市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韩启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天津市纪委、监察局曾经一共牵头和参与了全市82个议事协调机构，其中仅一个纠风室就参加了25个。”韩启祥坦言，“干部陷于文山会海，无法集中精力抓好主要工作。”
(莫晓/图)
2013年，中央纪委、监察部退出了111个议事协调机构，只保留了14个。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纪委、监察厅(局)参与的议事协调机构平均减少60%以上。 与此同时，从中纪委到地方各级纪检部门的案件审理机构都在扩编增容。中纪委过去8个案件审理室增加到10个，省级由过去5个增加到7个，地市州则由过去的3个增加到4个。截至2013年10月底，17个地方纪委完成了这项工作。 中纪委公布的数字显示，各级纪检部门的办案人员数已经占到总数的22%。地方上，辽宁省纪委具有办案职能的室总编制数，已经占机关实有人数的65%；湖北省纪委直接负责党内审查和案件查处的人员编制，已经占到行政编制总数的62%；天津市纪委机关办案人员占全机关总人数的42%。 事实上，还有相当多的省份和层级没有完成前述机构和人员调整。照此估计，如果各级纪检部门均完成调整，办案人员比例还将大幅度提高。
南京市纪委负责案件审理的一位工作人员，并没有觉得去年特别忙。他有近4个月被抽调参加上级纪委的案件调查，其余时间则在办公室和办案点之间奔波。“办案并不只是和审查对象谈话，要做大量内查外调工作，还有大量案头资料和卷宗……每年都这样。”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说，2013年各级纪委虽然加大了查办案件力度，但由于对内设机构职能进行了清理，在机构设置和人力物力安排上向办案一线倾斜，所以工作量增加并不明显。 辽宁省纪委书记王俊莲也有类似感觉。她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有纪检系统同志说，压力比以前大了。我说：你好奇怪啊，过去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是纪委一家抓，现在是全党抓，怎么还更累？我倒是觉得比以前轻松了。”
 话虽如此，纪委干部的办案压力增大，却是不争的事实。天津纪委对办案人员实行月统计排名、季度汇报、半年检查、年度考核，“案件初核、立案、结案、处分、挽回经济损失等重要指数都要纳入考核范畴，帮助发案单位堵塞漏洞、工作创新等都有加分。”天津市纪委一位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原先的案件线索来源很多，有信访渠道，也有领导交办，还有案件管理室转办，多头管理反而没人管，有的案件放很长时间也没人想起来。2013年，所有线索都交由案件管理室集中录入、管理，然后转到各案件检查室，而且严格规定处理节点的时限，“一旦拿到案件线索，工作就不能停”。 前述南京市纪委工作人员说，和以前不同，现在办案强调的是“抓早抓小”，接到线索必须尽快约谈当事人，不允许有暂存、留存的线索，即使是一般性的问题，也要和当事人诫勉谈话，早打招呼早提醒，防止小错变大错。“你看，再小的案子也有一大摞案卷看、一大堆人要接触。” 前述中部某省地级市纪委书记坦承，2013年这一年，纪委在党委内部的地位确实得到了强化。 “过去，基层有些人认为纪委是党委下面的一个工作部门，跟组织部、宣传部一样，现在明确了党委是党风廉政建设的责任主体，纪委的责任职能就是监督监察。” 杭州市纪委常委吴凤莲也认为，“纪委的权威性和独立性是有所增强的。” 杭州市纪委一位工作人员说，现在人家对纪检干部地位作用越来越认可，感到你们是查办案件的，“但也有一部分人感觉，纪委就是来给我们找事的，本来大家每年还能发点福利、安排点活动，现在都不能弄了。他们会说：都是你们弄的”。 
中央纪委委员，贵州省纪委书记宋璇涛也对《中国纪检监察报》说，“我们将探索解决谁来监督纪检监察机关的问题，使纪检监察干部学会戴着‘脚镣’走路。” 在南方周末记者所采访的纪检干部中，多数人都感觉到这一年来“日子更不好过了”。这些过去被认为总是去查别人、对别人工作“吹毛求疵”的监督者，这一年来自己也被拎到了台前。 山西晋城市纪委一位不愿具名的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现在管着本机关的行为规范有三十多种，考核指标将近100个。此外，还有一个月一次“上考下”、一个季度一次“下评上”、半年一次社会评，到了年终总结的时候还要“交总账”，“这种‘紧箍咒’可以说前所未有”。 2013年，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开展了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关于清退各种会员卡，吴凤莲说，她还没有听到什么怨言。“岐山书记一再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既然你是做监督检查工作的，首先你自己队伍得干净。大家都很理解。”
 江苏省扬州市纪委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去年春节以后，没有人给卡了，也没有人收卡了。” 扬州接待外地参观考察比较多。“我们的办法是设定工作餐标准，每人50元，不提供酒水。吃饭在定点餐厅，假设是10个人，他只能准备500元标准的饭菜，纪委结账时以人数标准结账，绝不多付。我们自己去下面区县，也是50元标准的工作餐，有的县物价便宜的，可能50元标准还不到。” 陆群说，对于纪检系统内部的整肃活动，他的同事们并没有怨言，“如果纪委像手电筒照人不照己，是不会有威信的，大家都是心中有数的”。 前述中部某省地级市纪委书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过去，我这样一个地级市市委常委，要收贺卡一两百张。过去这类身边的微腐败司空见惯，大家见怪不怪。2013年反腐从身边小事抓起，不许公款买贺年卡、发购物卡，不许发月饼，不许买节礼、不许公车私用。2014年春节，我们纪委没有发一分钱。” 
杭州市纪委常委吴凤莲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上级纪委有了(用人的)主导权以后，下级对上级纪委的负责意识一定会加强，我们现在也在研究‘纪委书记、副书记人选的提名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具体操作办法。”她说，杭州市2013年出台了《派驻(出)纪检监察机构履行监督职责实施细则》，从监督内容、监督措施等方面作了进一步细化，派驻机构的监督力量上有了前所未有的加强。 陆群认为，目前纪检体制改革虽然力度不大，但改掉的都是痼疾，十分有针对性。“比如纪委副书记以上干部由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提名，可以解决纪委干部因坚持原则受到打击报复和穿小鞋的问题，使纪检干部行使监督权更为超脱。再如查办案件需向上级纪委报告，强调纪委办案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可有效避免同级党委掣肘和‘说情风’的干扰。” 2013年以来的反腐行动，查处的“老虎苍蝇”都不少。陆群说，在体制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问题官员犯错误固有自身原因，组织监管责任也不可小觑。在大力查办案件的同时，应反思制度之弊，做好预防腐败工作，毕竟办案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国家培养官员、百姓供养官员成本很高，弊绝风清、无腐可反才是反腐败的终极目标。 前述扬州市纪委工作人员说，“整四风和八项规定能不能持久，就包括我们在内都有疑问。我们知道，一切动力来源中央。现在基层的眼睛盯着中央。中央如果能坚持下去的话，下面就可以做到。当然大家也知道，这样的风气要持久地解决，不是一天两天。” 陆群说，2013年通过狠抓作风建设，“四风”方面的问题大为减少，这与中央高层带头、以上率下形成的高压态势有关，带了一些威权效应，短期效果可能明显，但长远看应进一步重视制度建设，把肃风反腐工作纳入法治轨道。
|
